小禹的传说

在岷江河上游羌族居住的石纽地方，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生下来三天就会说话，三个月就会走路，三岁就长成了一个壮实的汉子，他就是羌族人感激不尽的大禹王。

——羌族民间故事《大禹王》

2022年6月的蜀中，溽热蒸人，清晨出门往机场赶，很快就汗流浃背。这次是中国（绵阳）科技城厦门推介会召开，我跟随北川县代表团前往参加。下午在高崎机场落地便换了车直接奔赴泉州，傍晚赶到泉州1916创意园区的功夫动漫有限公司考察与座谈。我们准备合作一个项目，制作一部以大禹少年时期故事为题材的动画片《少年禹传奇》，打造城市IP，进行形象提升与宣传。之前已经就相关意向彼此做了前期考察，这次主要是敲定这件事情。

出公差总是马不停蹄，跟我之前参加学术研讨会那种闲散轻松的状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功夫动漫的事情落定，第二天大家一起去位于石狮市永宁镇的黄金海岸它们公司旗下的一个咖啡艺术馆，主要是看如何结合地景打造网红景点，下午折返位于厦门翔安区的厦门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座谈，我代表县政府和他们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两件事都办得很顺利，晚上一个人到海边散步，难得的放松时刻。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当中已经以北川人自居了，想到那一片土地的厚重与轻盈、艰辛与欢欣，心情也会不由得随之起伏。

北川打造大禹故里品牌，申报大禹文化之乡，无疑是从地方文化建设与发展第三产业的角度考虑的。但是，大禹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踵事增华、锦上添花地被后世涂抹了各种事迹。在邈远的年代和漫长的时光流转中，大禹作为历史的人已经被附加上太多情感与信仰寄托，成为一个传说中的神，很难具体确定他是某地之人——他属于人们的情感与精神的神圣空间。正因为大禹不属于某地，他也就属于所有的地方，所以全国各地都声称有禹迹履至之处。北川旁边的汶川也声称自己是大禹故里。

关于大禹故里的说法，北川与汶川各有自己的说法，论者往往也都能引经据典，从古籍中找到出处，只不过他们所引用的多数是文字材料。往往这样论证的学者都有一种“历史主义”的执拗与自信。某次会议上，遇到一位四川省社科院从事历史研究的专家，我和他聊了一会儿，他断言大禹故里就在汶川，并说三峡那里考古出土了一块石碑上有记载；另外，古书比如《山海经》中说的昆仑就是岷山。他有一种源自兰克史学的实证主义观念，跟神话学的思维是完全不同的路子，我尽管未必认同，却也没好再说什么，毕竟他的史学方法与思路没有问题。只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大禹更多地活在神话与传说中，而不是典籍与碑刻，两者之间也并不构成对立关系。

在我看来，有两个大禹，一个在信仰与情感空间，一个在物理和历史空间，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前者可能更为重要。大禹的考订与坐实，因为缺乏坚实的材料佐证，到现在为止依然是一个难以完成之任务，事实上，作为具体的人，禹到底出生在哪里完全不重要——作为华夏始祖之一，他已经圣化了，是人王，只能以天下为家。

这就是“过去”与“历史”的区别。近代以来的“历史”研究总有一种求真意识和实证意图，但“过去”是活在普通民众生活、心里和口碑之中的，包含着“历史”以及“历史”之外的神话、传说、故事。作为族群心理和集体记忆的组成部分，区别于事实真相与知识真实，那些“历史”之外看似无稽可考的事物，同样是一种心理的真实和实践的真实，而非子虚乌有的虚构。

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1923年顾颉刚致钱玄同的信里就讨论过：“至于禹从何来？……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虫也，从厹，象形’。厹，《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伯祥云，禹或即是龙，大禹治水的传说与水神祀龙王事恐相类）。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顾颉刚认为禹是一种图腾与信仰，是层累造成的古史的组成部分，这本没有错，但他以一种科学主义的实证认为禹不存在，那实际上是混淆了“历史”与“过去”，用一种单一的理性历史观覆盖了更为多元的历史观念，在那种多元历史观中，带有浓烈情感色彩的神话不是空穴来风，同时也是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一种历史实践。所以，鲁迅在《治水》中挖苦顾颉刚，也就不仅仅带有个人恩怨，而更多地显示出文学对于“历史”的补充与超越。

大禹的传说在北川有其口头传说的根基和地域文化的特色，体现在与口头传说相关的各种地理遗迹和生活习俗之中。但人们在“历史”惯性的思维中，更乐于“有书为证”。为此，本地文史研究者与发掘者从史籍中爬梳剔抉，找到各种资料将大禹与北川关联起来。

司马迁《史记》中，有禹兴于西羌之说，但汉代的西羌之地“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也就是南面与今贵州接界，西北抵达今新疆之罗布泊、楼兰、吐鲁番，地域极为广袤。稍晚于司马迁的扬雄在《蜀王本纪》中说：“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痢儿畔（刳儿坪）。” 这已经将司马迁的说法缩小了范围。而彼时广柔县的辖区包括今理县、汶川、茂县、北川及都江堰市的部分地区，仍然是非常大的一块地域。扬雄生于蜀郡郫都（今成都郫都区），地近广柔，他的言之凿凿，让禹生于石纽之说后来被沿袭下来。

东汉时期，赵晔在《吴越春秋》中称：“（大禹）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赵晔是会稽山阴（浙江绍兴）人，曾经到犍为郡资中（今四川资阳）拜经学大师杜抚为师，学习“韩诗”，对四川的地方史料和羌人地区的民俗有所了解，因而肯定大禹诞生地“石纽”位于西川，和扬雄等人的看法基本一致。三国时期著名史学家、巴西郡西充人（今阆中西南）谯周在《蜀本纪》中说：“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西晋史学家、巴西郡安汉人（今南充市）陈寿在《三国志》中说：“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东晋史学家、成都崇州人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说：“石纽，古汶山郡也。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生禹于石纽之刳儿坪。”

在这些蜀地名家宿儒的论说中，禹生西羌的地域范围缩小了，并且被铆定在了石纽。北魏郦道元曾经到过岷山一带进行实地考察，在《水经注》中也采用了蜀人学者的说法：“（广柔）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唐代志书《元和郡县图志》言：“禹，汶山广柔人，生于石纽村”，“（禹）汶山广柔县人，生刳儿坪”，基本上算是在正史中给予了定论。

可见，随着年代越往后，地点越来越趋于具体化，具体到了石纽。除了上述诸家，后来历代典籍中关于“禹生于石纽”的记载还有很多：

西晋《帝王世纪》：“禹，六月六日生于石纽。”

唐代《艺文类聚》：“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纽。”

北宋《新唐书》：“（茂州石泉县）贞观八年置，……有石纽山。”

北宋《舆地广记》：“（石泉县）有石纽山，禹之所生也。”

南宋《方舆览胜》：“禹生于石纽。”

南宋《大禹庙记》：“石泉之山曰石纽，大禹生焉。”

南宋《路史》：“（禹母）以屠副而生禹于僰道之石纽乡之所谓刳儿坪者。”

南宋徐天祜在《吴越春秋》的注解中说：“（石纽）在茂州石泉县。其地有禹庙，郡人相传禹以六月六日生此。”

明代《岣嵝碑·跋》：“石泉石纽山，禹产地也。”

明代《蜀中名胜记》：“鲧纳有莘氏，胸臆坼而生禹于石纽。”

清代《四川通志》：“赫赫禹功，石纽发祥。”“石纽山在（石泉）县南一里。山麓有大禹庙。”

清代董诏《禹穴》诗：“神禹藏会稽，其生在石纽。”

清代《石泉县志》：“禹生于石纽村。”

大约从扬雄之后，禹生于石纽的说法基本上就被后世辗转承袭，接受了下来。问题在于，石纽在史书中也是一个状如星云般的存在。

石纽到底位于哪里？到民国年间出现了汶川和北川的分化。《汶川县志》记石纽村刳儿坪，“县南十里飞沙关岭上里许，地平衍，名刳儿坪。有羌民数家，地可种植，相传为圣母生禹处。有地址数百步，羌民称为禹王庙，又称为启圣祠云。”民国《北川县志》：“北川县古为石纽村，神禹故里也。”两种说法对远古缥缈之事斩钉截铁，不免让人生疑。从常理上来说，年深日久，岁月播迁，大禹时代的聚居地在这个地质活动频繁的山区，在四千多年间，地表形貌变化一定很大，如今是否仍适合人居都不太能确定。但是，在方志书写者和当下本地大多数人那里，这是毋庸置疑和理所当然的。

带着这种疑问，我到传说中石纽所在的禹里镇（原石泉县治城）专门走访了一下。禹里镇在北川的心脏地带，是关内最大的镇，解放初期是北川的县治所在，1952年县政府才搬到曲山。西路红军主要是三十军在长征途中，经过这里，曾在千佛山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长达73天的战役。

现在的禹里镇书记姓黄，比我小几岁。他先带我去“北川红军长征纪念馆”看了一下，空间有限，布展比较局促，主要内容就是围绕红军在北川一百多天这段历史。有一位叫做王志裔的老大姐义务讲解，她的爷爷就是当时的老红军。纪念馆下方是一个小广场，坐了很多忙闲活、闲聊的老太太。我还以为是传习羌语，问了一下，才知道是过来学习的。老人们意态安闲，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我们开车去几里路外禹里村石纽山的一个偏僻半山处，找到镌有阳刻篆书“石纽”二字的巨石，这是禹生于北川的关键性物证。一个中间有裂缝但基本上完整的青灰石头，目测至少有七八米高，上面依山势加盖了遮风挡雨的亭子。石头脚下立了一块绵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纽题刻”的碑，落款是2018年11月，已经长了苔藓。黄书记说这两个字是扬雄写的，我对此始终有点疑惑，觉得他不过是人云亦云。浙江绍兴会稽山麓大禹陵里的“石纽”碑上的字，确实即是以此处题刻拓片复制而成的。扬雄也确实是蜀人，老家在如今以豆瓣酱闻名的郫县，距此地不过一百五十公里，完全有可能到过这里。但孤证难立，这荒郊野岭石头上孤零零的两个字，既没有落款，也没有其他旁证，总不免难以全然令人信服。

黄书记说话的情形，让我想起许多年前做田野调查时，在山西绛县南樊镇一个叫做尧都村的地方，遇到的一个文化站站长。那位苍头黑脸的老伯确凿无疑地说尧帝就是他们村的，并且说有证据。于是，带我去看证据，暮色苍茫中好不容易找到一间堆放本地文物的库房。在一堆杂乱无章、真假难辨的文物中，他指着一块碑得意地说：“你看！”我一看，原来是一块道光年间地方官员立的碑，说尧出生在这个村。道光年间的碑如何证明几千年前的尧这个问题，他似乎没有想过。他的思路同我在会议上遇到的专家的思维方式如出一辙，即一种历史实证的逻辑，而不论这种证据的年代错置。道光年间那位地方官的见识，不会超过这位文化站站长，但我理解他们那种对于本乡本土历史与文化的自豪与信念。

用实物去证实口碑，与用文字史料去论证神话一样，从一开始方法论就走偏了，很容易被质疑。北川及汶川申报大禹故里都被人质疑过，原因就在这里。我丝毫没有怀疑，申报者们对于已经和行将远去的事物，真切地怀有隽永又绵长的情感。也正因真诚，让他们具有了一种狭隘与悲情。其实，口头传说并不需要实物去证明，它在人们的集体记忆和心灵空间中自成一体，更倾向于信仰与情感，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族群记忆建构。

四川大学的李祥林教授从人类学视角考察，认为处于中原之西的羌人世世代代对大禹故事的讲述，一方面在表达他们对上古英雄人物的崇拜，并借此神圣叙事强化自我族群的内在凝聚力；另一方面也未必不是在某种族群身份焦虑的驱动下，表明自身对华夏大家庭的一种认祖归宗的意念。如此一来，口口相传的大禹传说就成为羌人身份表达的族群代码。你可以怀疑羌人口中这些故事内容的历史真实性，甚至干脆就把它们看作是某种“传统的发明”，却无法质疑羌人在讲述该故事时情感表达的真实性，也无法忽视羌人口述此类说法背后共同体认同意识指向的真实性。我觉得这个思路是合适的，古往今来，民间涉及大禹的种种神话传说中，积淀着未必不真实的关于族群历史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