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若记

1

唐高宗调露二年（680）正月十五日，二十二岁的陈子昂刚到洛阳，参加了高正臣家的一次宴会。宴会上有六人作诗，限以“春”字为韵，陈子昂的诗题为《上元夜效小庾体》。

三五月华新，遨游逐上春。

相邀洛城曲，追宴小平津。

楼上看珠妓，车中见玉人。

芳宵殊未极，随意守灯轮。

（《上元夜效小庾体》）

这是一首“轻靡”风格的社交诗。按照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说法，“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这种文章“体性”轻浮，重辞华，轻经纶，内容不外艳情、宴游、颂圣，作诗一般都是在公众场合，写诗与读诗的人，都像是在参与一场众目睽睽的表演。

首联、颔联匆忙交代了宴会的时间和地点，颈联出现了游宴中所见的美人。尾联出现的“灯轮”的意象，大概寓意良辰不再，美事将逝。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这都是一首平庸之作。这与出蜀入京途中写下《白帝城怀古》《度荆门望楚》等名篇的陈子昂是同一个人吗？

问题出在诗题的后半部分，“效小庾体”。“小庾”指南北朝诗人庾信，庾信早年出仕南梁，与另一个宫廷诗人徐陵齐名，并称“徐庾”，他们辞藻华丽的诗风初唐仍有不少追随者。诗题说得很清楚，这首诗是按照庾信体的固定程式去写的。这种程式，汉学家宇文所安总结为“三部式”：开头尽可能优雅地陈述主题，中间用对句展开描述，诗尾则是对前面部分的反应或评论。

如果大家都像AI一样去写诗，大诗人和平庸诗人就拉到了同一水平。陈子昂终于成功地写出了一首枯燥乏味的诗。向来鄙薄宫廷诗的陈子昂刚到东都洛阳，就被这样的诗风吞没，只能说“轻靡”之风已经溢出宫廷，弥漫到了整个社会生活中。

但其实，上元题材的诗也不一定都写得像陈子昂在高正臣家写的这么难看。年长陈子昂几岁的苏味道，就写过一首为人赞颂的《上元》：“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用词虽然同样华丽，但华丽中自有一种阔大的气象。关键在于，苏味道没有去“效”什么体式。

这也不能怪陈子昂拾人余唾。毕竟，四年前的上元三年（676），身为蜀中一个富家子的他才开始收敛心性，立志读书，不复驰侠纵博。新诗人首次登场，难免笨手笨脚。

调露二年（680）春天，陈子昂频繁出现在长安和洛阳的各种社交场中。从正月到三月，他在洛阳出席了四场游宴，三场在高正臣家，一场在王明府家。高正臣，广平人，寓居洛阳，高宗时做过润州、湖州、襄州等地刺史，官至卫尉卿。王明府，名未详，看称呼，应该也做过刺史、太守一级的官职。陈子昂学会了在酒宴中如何客套应酬，如何逢场作戏，如何恰到好处地与达官贵人交接而不致招人嫌烦，他在洛阳社交界混得如鱼得水。

正月晦日（三十日），高正臣家的私人园林接连有两场酒宴。在流荡着一片平淡乏味音调的唱和诗声中，陈子昂和到场的贵人们一起大快朵颐。中午的酒宴，陈子昂还应众人推举，写下一篇语气夸张的序，极言宴会之盛，来宾如何的有头有脸，露骨地表示自己的翅膀过于短弱，希望在座君子能够带他齐飞。

稍后在长安的另一场酒宴上，他碰到了刚从中书侍郎升任中书令的薛元超。对于这个刚刚把杨炯、崔融拔擢为崇文馆学士的高官，他充满了敬仰之情。他觉得机会来了，宴会结束就向薛行卷，希望获得这个长者的青眼拔擢。预料之中，没有得到回应。

如果接下来的进士考试中他侥幸通过了，东都的官场上或许就此多了一个名利客。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开耀二年（682）的进士榜单上没有他的名字，他不得不回梓州射洪县老家了。他离开洛阳西归长安，准备沿着两年前出蜀的旧路回家时，吏部侍郎魏玄同的儿子魏懔来送行，陈子昂作诗说：我漂在洛阳，就像蓬草一样不得安定，如今又落了第，就像一只受了惊吓的鸟，听到弓弦的声音就会心惊肉跳，所以我不考了，回老家了，以后就守着东陂的几亩田过日子吧。

也真是奇怪，他一离开洛阳，写的诗又像诗了。

2

陈子昂是在高宗驾崩的683年冬天报名参加来年的进士科考试的。684年二月，武后临朝称制，改元文明，这一年的进士榜也公布了，陈子昂中乙科进士，对策高第，授“将仕郎”，这是一个文散官，置于从九品下阶。

对于此前流传的武氏即将取代李唐的种种传言，陈子昂不像骆宾王他们那样反感。他认为月亮的升起和运行都是受某种神秘天道指引的。他甚至推测出来，这个国家即将由一个强大的女性统治。

是以，隐居射洪老家的那两年，他一直都在韬光养晦，把能进能退、能仕能隐的鬼谷子作为自己的人生楷模。当施展才华的时候，可以无所不能，当收敛起锋芒的时候，没有人意识到他的存在。

高宗灵驾西还长安的消息，应该是在年初就已昭告天下了。既然先皇曾有遗言，死者的意志还是要受到尊重的。但刚刚入仕的陈子昂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高宗的灵柩应该葬在洛阳，而非长安。

他的功名是在东都洛阳取得的，也算是个新贵，新贵对长安没有感情。

反对把先皇安葬在长安的理由是，今日之长安已非昔日之长安，燕、代一带屡遭匈奴侵扰，巴、陇一带常受吐蕃威胁，致使人民生活受战争影响极大。况且关中近年常发生灾荒，黄河以西几成不毛之地，甘肃以北已很少能看到青草，人口大量流失，许多地方“流人未返，田野尚芜，白骨纵横，阡陌无主”，如果高宗灵驾西迁，又要苦着沿途的人民了。

而洛阳这块风水宝地，乃是天地交会的中心，再加周边有景山、嵩山、北邙山等名山，有祝融、太昊等上古帝王的遗迹，还有比这更理想的营建陵墓的地方吗？何况天子以四海为家，舜和大禹就是很好的先例，用得着非要葬到长安去吗？

一个刚入职的九品小官，居然大言炎炎，对大行皇帝的灵驾何去何从妄加议论，显然是年轻人政治上不够成熟。他这么做，自要承担相应风险，轻则斥责，重则丢失刚到手的功名。那么陈子昂“冒死献书阙下”的动机又何在呢？

细读一千五百言的《谏灵驾入京书》，我们会心折于他对两京地理及整个国家形势的熟悉，看来这个十七八岁前从未读过一本书的“豪家子”，这些年还真是下了不少苦功夫。当然我们也会欣赏这文章逻辑严密，骈散结合，气势充沛。除了这些，总让人觉得还有一种纵横家的底色在。我们不好说他投机，但很明显，他是在赌一把。

关于武后为什么长居洛阳不愿回长安，坊间早有种种传闻，这些宫廷秘辛最后总是归结到武后与王皇后、萧淑妃的恩怨上去。据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武后当年以一种极为残酷的手法处死王皇后和萧淑妃后，就经常梦见她们满脸血污地找她索命。甚至还有人传得有鼻子有眼，说萧淑妃死前曾赌咒，“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自此宫中的猫全被视作妖猫，皆在扑杀之列。撇开这些民间传闻，对武后这个有着政治野心的女人而言，她的感情天平自然是倾向洛阳多一点。世所共知，长安经高祖、太宗、高宗三代经营，已经是李唐宗室势力的中枢，她要别出机枢，只能以洛阳为基地。

陈子昂赌赢了。他关于长安、洛阳优劣的一番比较，肯定都说到了这个女人的心里去。

谏书是上给皇帝，也就是睿宗的，但皇帝只是个摆设，所有政事都取决于太后。内中有一句话，透露出了陈子昂写这封谏书的投机心理，“陛下何不……咨谋太后”。他断定这封谏书肯定会呈送太后。这无疑是一句讨喜的话。所有对着“陛下”的滔滔不绝，其实都是说给太后听的。

不管武则天有多么不喜欢长安，这年五月，高宗灵驾还是西还了，并在她没有到场的情况下落葬于乾陵。陈子昂的谏言虽然落了空，太后却记住了他。她要见一见是谁大胆写下这封谏书。

据陈子昂的好友卢藏用在《陈氏别传》中说，武后在金华殿召见了这个自称“梓州射洪县草莽臣陈子昂”的年轻人。貌不惊人、身材矮小的陈子昂在朝堂上慷慨陈词，他的胆略让武后很是欣赏，下敕评价说，“梓州人陈子昂，地籍英灵，文称伟曜”，授官麟台正字。

麟台是武则天时期秘书省的特殊称呼，正字为秘书省九品属官，掌校定典籍、刊正文字之职。虽是个低阶官职，但太后召见并亲授官职，预示着他会有个好前程。

这封谏书也传开了。一些商家闻到了商机，到处传写以获利，“市肆闾巷，吟讽相属，乃至转相货鬻，飞驰远迩”。

这一年，陈子昂二十六岁。出名要趁早，他已经觉得晚了。

少年时他就是一个赌徒，“驰侠使气”。只是那时的筹码不够大。三年前，他初入长安，苦于无人知他是谁，曾做出一件疯狂的事来吸引眼球，在市集上把花了一千缗买来的一把胡琴当众砸碎，以博出圈，“一日之内，声华溢都”。现在，他的奇迹之年到来了，他相信好运气还在后头。

3

在陈子昂的时代，诗歌还只是贵族的事业，诗人只不过是廷臣或政治家的一个侧面而已。以布衣之身去写诗，则会显得面目可疑。所以，初到京都，他才会那么频繁地出入官员组织的游宴，那么不遗余力地附骥在宫廷诗人后面。

但内心里，陈子昂是排斥这种表演式的写作的，觉得这么做跟一个“俳优”差不多。作为一个骨子里的文学复古主义者，他认为伟大的文学在几百年前的建安时代就已经出现，而现在，大家都被华丽的文风裹挟着，忘记了这一优秀的文学传统。他的写作，就是致力于复活这一中断了的传统。

左史、礼部员外郎东方虬与他的这一文学主张每多共鸣，陈子昂欣然引其为同道。某日，他在朋友处读到东方虬的《咏孤桐篇》，激动地写了一封信，并附上新作《修竹篇》。他说东方虬此作，“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即便建安时代的作家们再世，读到此文也会莫逆于心，“相视而笑”。东方虬此篇今佚，所以我们已无法判断当不当得起这一评价。陈子昂的《修竹篇》三十六句，借竹子作“凤鸣”，是一首别有寄托的咏物诗，而更重要的是，陈子昂在写给东方虬的信中（也就是《修竹篇》的序言），提出了自己的文章之道：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文，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从一开始，他就是迥异于上官仪和“四杰”的文学叛逆者。一得着合适的时机，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抛下宫体诗的外衣，露出其峥嵘诗骨来。

垂拱二年（686）春天从军出征，是陈子昂在政治热望和文学野心双重驱使下的一次进击。关于这次北征，他在《燕然军人画像铭》序言中曾述其起因：是年初，突厥同罗、仆固诸部叛乱，南下掳掠，朝廷派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同率西路军出居延海征讨，诗友左补阙乔知之以摄侍御史身份监军，他和另一个诗人王无竞得以同旅从征。

大军出张掖，向东北驰驱一千五百余里，五月抵达边塞要冲同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在这黄沙遍地的古战场，他眼前浮现出了汉代三十万大军在此与匈奴作战的场景：“苍苍丁零塞，今古缅荒途。亭堠何摧兀，暴骨无全躯。”（《感遇诗三十八首·其三》）茫茫的戈壁滩上，要塞的岗楼哨所全都颓坏了，阵亡将士们的累累白骨经受着一年年的风吹，他们的老人和孩子谁来照顾？

但他还是适当地修正了先前的反战立场。既然不得已而用兵，那就要迅速进击，惩戒元恶，尽量兵不血刃地解决战斗，这样也就不会留下那么多无人照顾的老人和孩子了。在同城附近的一座古祠庙里，他提议随军画师为将士们壁画写影，丹青毕彩，期望早奏凯歌。

七月，他离开同城。唐军边境力量的薄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主将不选，士卒不练，战阵毫无章法，就如菜市场一般的乱哄哄。他把这些批评和建议都写入了为乔知之代笔的奏章里。但从他和乔的一些互赠诗来看，他们的这些平戎策朝廷没有采信，时年五十开外的乔还遭到了别有用心者的诋毁。

军功并不像想象中的受重视，从中央到军队，一些暗角暴露了。以陈子昂任侠使气的性格，大概是很难忍受这样的不公的，但他又能做什么呢，只能好言安慰，让朋友看清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