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称

“搞艺术的，吃饱饭得靠天下太平。成大师得靠天下大乱。”院长在最后把下巴一扬，动作和声音同步立定住。

华虚舟捕捉到了这个微妙的停顿，率先鼓起掌，并配合大幅度的点头和缓慢的眨眼来延展掌声里的钦佩。他看到院长嘴角吊了一下，弧度小得算不上笑，却勾勒出了发言者内心的满意度。掌声这东西，虽说由一大片组成，让人记住的却只有第一个。华虚舟头点得更重了，在心里祝贺自己夺冠。

他为这种安排在周末的报告会、参观活动起了个名，叫“软加班”。相比于摆在桌面上，需要支付加班费的“硬加班”，软的这个由于含有合影留念环节，更无法逃避。但对今天的市图书馆系列讲座，他是怀有积极态度的，甚至为坐在前排明显位置，提前了一小时到场，毕竟能这样精准地给领导心灵按摩的机会不多。从讲座结束，院长接受晚报记者采访的活跃度来看，他的积极取得了成效，院长情绪不错。

院长问：“小华，绕路送我，等会儿录节目来得及吗？”腿不小心踢到了驾驶座椅后背。

“来得及，院长。”华虚舟一边说着，一边左手松开方向盘，摸到了座椅调节键，蜷起双腿，尽可能地给后排腾出更大空间。

“总上电视，家里人很自豪吧？”

“还好，院长。我主要也是觉得这样的社会活动有助于弘扬经典，还能为学校带来更多关注。”

“你这样认识很好，小华，前阵职称评审，我看到你报名了。”

他没想到院长会在车里谈这件事，更没想到会说得这么直接。他紧紧凝视着前方的车流，忘了后视镜里能窥察到院长的脸。

“小华，你的社会影响力，还有知名度都是公认的，但学术和授课这两块阵地，还应该再把握把握。这一次先把名额让给郭老师吧，她打算五十五岁就退休了。你年轻，还有机会。”

他感到心上豁了个口子，刮进来呼呼荡荡的风。

前方黄灯亮起，我慢慢踩下刹车说：“好的，院长，我一切服从学校安排。”

院长说：“行，小华，就给我停前面吧。”

我重按调节键，恢复驾驶座原来的位置，伸直一路蜷缩的双腿。并道时我没开转向，惹得后面一阵鸣笛，我没理，一把给舵打死，蛮横地插进道路。

我或许应该告诉电视台节目组，给我做嘉宾介绍时加上一句：华虚舟，行为艺术家——长期将表达方式作为生活方式。据家里人说，我开口极早，不足一岁便能流利对话，却始终不会使用第一人称，渴了便说“孩子要水”，摔了便说“孩子好疼”。并非不会发音，只是仿佛没意识到有“我”这么个角色，平等地把所有人都当作外人。上学以后，我终于适应了“我”，而曾经的语言习惯则渐渐内化为了一种心理活动，无论何时何地，我的脑中时常会飘出一个声音，以旁观的视角描述和评论当下的情境，根据环境、情绪的变化，声音风格略有分别，时而像纪录片里的旁白，时而像球赛里的解说。有段时期，我相当困扰，感觉自己暴露在某种监视当中，也曾向精神类专科医院问诊，只说是休息不好，开了些安神的中药，吃完，旁白的声音愈发铿锵。我索性不再挣扎，任由其滔滔不绝。天长日久，竟颇感适意，如同切换着两个账号登录现实，每当出现不愿体会的情绪时，我就脱离开我，成为那个声音。

灯光打过来，女主持人的声音响起：“登辽河舞台，赏诗词华彩，欢迎收看《华夏诗词大会》。有请我们的评委老师，辽河大学文学院讲师，中国诗词协会常任理事，日本东京大学非句博士，华虚舟。呀，又错了，俳句，俳句，不好意思导演，重来。”

每一次，每一次这个主持人都读白字，他怀疑她就是故意在嘲弄，觉得可笑，研究诗词居然要去日本留学，“俳句”又是个什么鬼东西，不就是给废话分成三行吗？

好在录制没有受到干扰，到了“友情诗”的点评环节，我以“李白汪伦本无缘，全靠汪伦花了钱”为开头，将《赠汪伦》的写作背景按照节目组设计的文稿背了出来。近几年国风主题的电视综艺市场不错，我们这个地级市的电视台就照葫芦画瓢，做了个《华夏诗词大会》。因妻子的闺蜜跟制片人谈了恋爱，我被介绍进节目，成为嘉宾，不料想小小地火了一下，楼下买菜被认出过两次，上课也有学生在下面偷偷拍照，甚至本市几所初中将我的发言摘出来，编入了语文阅读理解题。我嘴上说不在意，其实私下还是特意去买了衣服，换了眼镜框。

录制结束，到家已是深夜，妻子勾住我的脖子，仰起头问我想她了么。我说：“想了，儿子呢？”她说：“吃完奶在姥姥屋睡了，今天院长讲座怎么样？”我说：“还行，他说这次我没评上副高。”妻子很吃惊，关切地问：“怎么回事？”我说：“一周就给我排两堂课，参加文化类节目也不算学术成绩，让我怎么评？”妻子说：“那要不找找机关领导？”我说：“算了，本来也没抱希望。”妻子从后面抱过来说：“没事，咱好好抓住电视台的机会，照着明星学者努力，该来的总会来。”说着贴得更紧了一些。

隐隐地，他闻到后颈飘来一阵馊味，低头见妻子胸口上两团奶渍，心中难以抑制地恶心起来。他拿开她的胳膊，拍了拍说：“睡吧，明天周一。”

“例会最后，我想就职称评选的事说两句。”院长说，“本次评定，我们依旧坚持了公正公开、严格把关的原则。评上的老师，要不忘初心，加倍努力。没评上的，更应该鞭策自己，调整心态，防止消极情绪。在这个问题上，个别人应该向华虚舟老师学习，坦然接受结果，毫无怨言，依然坚守在工作一线。”

他低着头，在本子上胡乱地记录，却仍能感受到同事们暗戳过来的目光：谁没评上能甘心，你在这装什么？

“小华，你留一下。”院长招招手说。

又怎么了？有什么事不能电话里说？非要表现出这种根本不存在的亲密？刚才的表扬已经把他放在了所有老师的对立面，这个可怜人已经失去职称了，别再让他失去同事关系了行吗？

我迎上去问：“院长，您找我？”

“对，北大研究所所长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他们要立项，做一个中世纪汉文化圈重要诗人比较，想让我推荐一个咱们学校了解日本诗歌的人参会，我就想到你了。正好所长对你有印象，说他在网上刷到过《华夏诗词大会》。好好准备，小华，珍惜机会，给学院长长脸。”

他连声感谢，点头点得自己阵阵晕眩，愧意也无声地在心底漫开。院长还是厚道的，因为职称的事就对他怀有微词，实在刻薄，毕竟大家都有难处。

“哦，还有一个事。”院长不经意地说道，“就是我侄女那边，正常来说明年要参加美国的交换生，当然，得在平均分达标的情况下。这孩子有点贪玩，你也是知道的，我就是了解一下，期末考试她准备怎么样了？”

我说：“没问题的，院长，您放心，以孩子的能力，期末成绩不存在问题。”

下午，我将一张抄着选择题答案的纸条，夹进了分发给院长侄女的作业里。那愧意也随之消散了。想了想，我又给教务处的冯晶晶发去了一条信息，问能不能往系统里录成绩之前先给我看一眼。冯晶晶很快回复，好的。我心中欢喜，又追问午休时要不要一起散步。她回了个“OK”的表情。

吃过饭，我早早来到操场等候，同时不忘贴心地买上两杯奶茶。跟冯晶晶联络上虽是近期的事，但早在教务处招聘之初，我就在公示的名单上注意到这个清秀的女孩了。那时她上半身被框在一张窄窄巴巴的登记照里，却丝毫不影响她散发出灵动烂漫的气息。果然入职后，每逢她出现在食堂就会引来大家的目光。我暗地里打听过她的消息，也偶尔在排队时故意站到她后面，可所有交集就仅限于此。转机是在《华夏诗词大会》播出之后，有天冯晶晶竟主动找到我，说敬仰我的学识，她也是文学爱好者，一些问题想向我请教。我欣然同意，了解完才明白她原来在创作小说，有两篇发表在区宣传部内刊上以后，就再无作品。当下她正在写作一篇有关师生恋的题材，开头还好，中间部分则难以为继，希望我能给她些许启发。

我不愿承认这于我而言属于知识盲区，便尝试替她写了一段，她十分满意，希望我继续提供，我却写不出更多，只能绞尽脑汁回忆毕生所遇奇闻异事，帮她获取灵感，然而所述无一可用，好处却是我从此有理由经常约她散步。

冯晶晶嘬着奶茶说：“华老师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味儿？”

我做出很随意的样子说：“小姑娘，不都爱喝这玩意儿么。”

她转过头说：“华老师你给没给我想小说？”

我说：“想了呀，这不是一直跟你讲么。”

她说：“不行，同学借钱，孩子打架，邻居出轨这些都没法用，太庸俗了。”

她居然有脸说“庸俗”？她每天生产那么多垃圾文字，已经是最主要的庸俗制造者了。这样一个人，此刻居然用“庸俗”来概括他的历史，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事了。

冯晶晶噘起嘴，佯装生气地说：“华老师，你再想不出来，我不跟你散步了。”娇俏的唇瓣飘散出奶茶甜腻的香气。他想说些什么来给出致命的还击，话到嘴边还是咽了回去。

“好，好，”我说：“一定想出来。”

下班回到家后，我给北大的所长打了个电话，交流还算顺畅，约好下周去文科实验楼碰一碰。我正盘算着需要准备些什么，小姨的电话这时响起。他不禁眉头一皱，这个点打来，不会有别的事情，一定又是她孙子的作业写不完，让他赶紧帮忙交一篇作文。他该怎样向他们解释，高校研究的古典诗歌和初中生作文是有差别的？他如何能让他们知道，自己对于给初中生当枪手的事情有多么厌恶？难道帮亲戚家小孩子写作业是知识分子的宿命？

很意外，小姨并不是要写作文。她在郊区买了个房子，打算养老住，最近搬家，有些瓷器不敢交给搬家公司，想让我周末回趟白城，帮她拉点过去。我在心里松了口气。

对于故乡，我有一个物理意义上的概括：春节期间必须回去的地方。每年春节，白城高速收费口都会打上两行字，左边：常回家看看——低三下四的。右边：热歹欢迎白城儿女回乡过年——LED屏有一片坏了，本来是“热烈”。

我很少在春节以外的时间回白城，本以为这次回来路况会好些，可不知为什么，收费口只有一个开放，几百米外就开始堵车。到达小姨家比正常晚了一个小时，我快速地搬完瓷器，找了一家比较大的超市进去，周六要去拜会北大所长，我准备带一点土特产登门。逛了一圈，我看到了哈尔滨红肠、延吉冷面、盘锦大米，甚至还有装在牛角里的内蒙古马奶酒，就是没有看见任何白城特色的东西。白城没有特产这件事他一直知道，可每次回来还是期待着有什么石头、家畜或者农作物被挖掘出来，披红挂绿，包装成这个小城的代表。然而，每一次期盼都会落空。他不禁埋怨起闯关东的老祖宗，要么老老实实待在原地别动，要么勤快点再往北走两步，怎么就非挑这么个寸草不生的地方落脚？害得后辈儿孙送礼都犯难。

回程路上正好遇到晚高峰，七十公里的距离开了三个小时。到家，我已是疲惫不堪，想到明天上完课还要去电视台录制节目，不觉间头昏脑涨。

“你尝尝。”妻子端过来一碗甚似混沌的东西。

“好，等会儿。”

“你尝尝嘛，我炖了一下午。”

“好，等会儿。”

“你怎么了？”

“没怎么啊。”

“那你这什么态度？一进屋就没个好脸。”

“不是说了么，堵车，我累都不行？”

“行，歇着吧你。”

“你上哪？我喝还不行吗。”

“倒了，喂狗。”

“你他妈会不会说话？”

“你骂我？我给你生孩子给你做饭，你骂我？”

在沙发上睡到第四天，我落枕了，脖子只能僵硬地歪在一个特定的角度上，看起来好像在质疑全世界。这一改变让电视台导演很满意，因为节目中我机智犀利的人物设定由此增添了形象上的可信度。不会有人看得出，台上侃侃而谈的男嘉宾夜夜像流浪汉一样睡在客厅。

晚上十点半，我妈突然打来电话，“喂，儿子，没睡呢？”

我压低声音说：“没呢，有事么，妈？”

那边声音故作轻松地说：“没事，我大孙子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