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引路人

一

那条棕黄色小路夹带砾石和沙，以对角线的形式穿过棉花地，通往不远处的沙漠。

十几天前，我从平原城市飞抵这广袤的西北边境，脚踩足踏之地整整抬高了一千多米，越往西北越高，直至抵达“世界屋脊”。在遥远的汉唐时期，这里是帝国的边境，再过去便是西域，“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故事就发生在此地。半年前，那个错过的电话便是由此拨出——姨母一开始以为是诈骗电话，待她犹豫再三拨打过去，对方告诉她，打电话的女人刚刚离开。

我从黄页本上获悉地址一路找过去，找到一家杂货店，各种商品胡乱摆放在货架上，林林总总，沾满尘埃，好似“三无”产品。一名瘸腿男子坐在门外台阶上喝着当地产的地瓜酒。我注意到玻璃柜台上有一本倒扣的书，封面画着黄褐色几何图形，有城墙、沙丘和烽火台。——后来，我才知道这本叫《鞑靼人荒漠》的小说写了一个军人在边疆等待建功立业，临死才等来敌人入侵的消息。街对面，一个小男孩蹲在角落里玩沙子，偶尔朝我们这边张望一眼；这里的街上到处都是沙子，风沙拂面，很像秋天里的落叶。

货架上陈列着一排墨绿色杯器，其颜色很是醒目。男人用略带沙哑的声音告诉我，这就是夜光杯，用祁连山玉石做成，倒入酒液后，还会变色。我不敢想象这就是唐诗里的“夜光杯”，那种神奇的杯子怎么可能出现在这家不起眼的小店里。

我并不指望找到她，但既然来了，总要问询一番。讲起半年前的那个电话，男人居然还记得，“她来打电话那天，带着一只小狗，她管那狗叫‘豆豆’，还给它买香肠吃。她和你一样，也对夜光杯感兴趣，捧着那杯子，看了又看。”“从那以后，你还在别的地方见过她吗？”男人摇头，退回角落继续喝他的地瓜酒。我买下他的夜光杯——那么美的名字，总能让人忆起过往岁月。

我在小城的绿洲旅店住下，每天跑到一个叫春花桥的地方看人酿酒，听旅店老板说，那一带住着很多来自江浙的生意人，或许可以打听到一点有用的消息，连着去了好几天，都一无所获。离开春花桥，我经常去桥头的王记面店吃面，此地的面食真是好吃极了，面质柔韧、劲道，很有嚼劲。待店里只剩我一人时，随口问那个包头巾的女人是否见过一个来自南边的女人，她想了半天，直愣愣地看着我，好像在说，可能见过这个人，也可能没有。

那天下午，我在旅店房间里休息，店主过来敲门，“有个狗狗娃找你，”此地居民称小孩子为“狗狗娃”，既是贱称，也是亲昵表达。打开门，一眼便认出是杂货店门前玩沙的男孩，他说要带我去个地方，我要找的人可能就住在那里。昨天，他们店里来了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妇人，说起有个来自南边的女人帮她找到沙漠里的寺庙，让她的儿子转危为安。

我们穿过卖黑枸杞和香料的店铺、散发出奇异香味的酿酒作坊和驴肉黄面店，看到一些肤色黝黑、生性懒散的本地人，坐在杨树下喝一种叫“醴泉”的白酒。一年四季，他们不是喝酒，便是等雨。为了祈雨，有人不得不跑到沙漠里寻找传说中的寺庙，以此显示自身的虔敬。在男孩的带领下，我走到街道的尽头，再过去就是沙地了。男孩停在一棵核桃树下，指了指那间蓝色铁皮小屋，“她应该就在那里，你自己过去吧。”我来此地多次，但从未注意它的存在。

很多个黄昏，我试图走进那片沙地，哪怕仅仅是靠近它都异常艰难——好像那是大海或者陆地的尽头；每次，我都是犹豫地站立许久，再掉头回去，好像有个声音在我耳旁说，沙漠很危险，赶紧回头。

小屋里显然有人居住，床上物品叠放得很整齐，锅碗瓢盆看上去像是刚刚被人使用过。可能，主人只是暂时离开一会儿，很快就会回来。我知道钥匙在哪里。从前，在那个写满“拆”字的楼房里，她将它藏在门口地垫下。果然，它还在那里。眼前的这一枚，树叶般轻盈，拿在手里有种奇妙的质感。

我退了房间，将行李搬过去的那天下午，有人来敲我的窗户。一个小女孩站在窗下，仰头，踮起脚尖，好奇地望着我。她的眼睛介于琥珀色与肉桂色之间，很像是某种玉石的颜色；看到我的刹那，她眨了眨眼睛，很快跑掉了。

第二天一早，一个包彩色头巾的女人站在门外，她身上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机警的大眼睛，猎鹰一般。她从肩上甩下一个包袱，丢下一句话——“帮我交给这屋子的主人。”便气呼呼地走掉了。我打开包袱一看，里面除了面粉、土豆、白兰瓜、苹果外，居然还有一簇带露珠的苦水玫瑰。

三天过去，屋子里来了好几拨人，他们像是有求于这个屋子的主人，却因为某种原因无法说出。临走时，他们都说过几天还会再来。

那天早晨，我穿过什么也没种的荒野，来到被夜晚冷却的沙地里。这是我第一次走那么远，有些兴奋，还感到莫名的担忧。沙子在脚下蔓延，就像水，但它们无法留住我的脚印，我完整的脚印还落在核桃树下。我没有走得太远，总在还能看到铁皮屋时及时返回。

我经常在梦里听见她回来的声音，赤脚走过核桃树，来到窗下，推门而入。或许，还有那条狗的身影，很多人都跟我提到它。好几次，我看见黑影从门外飘然而至，杵在我的床前，当睁开眼睛，眼前却什么都没有。

二

这一切还得从那个电话讲起。我还能想起那天早晨，电话那端，姨母带着哭腔向我诉说她的不是：既不接电话，也不回短信，就像人间蒸发了似的。她当然没有人间蒸发，她只是不想见人，哪怕是自己的母亲。

那次，我遵姨母嘱托寻到她租住的小区，找到那幢临河的房子，楼道很暗，有一股子潮腥气。门铃坏了。我敲了一会儿门，停下，犹疑着，再敲。我怕吵到左右邻居，这种房子墙壁薄，隔音效果差。我希望是地址错了，她应该住在一个更好的地方，她不缺钱，她的丈夫很有钱——至少不该是眼前这种房子，铁门外还设有一道铁栅栏门，上面蒙着一层沾满尘埃的纱帘，就像一个洞穴。

可开门的人就是她。一张苍白的脸出现在洞口，怔怔地望着我。屋里光线很暗，所有透光的地方都有布帘遮挡着。空荡荡的房间，除了一只沙发、一张方桌、几只塑料椅凳，几乎没别的了。我的目光扫过光秃秃的墙壁，看见一两处铁钉存在过的痕迹，可能那上面挂过明星海报、世界地图之类的东西，属于一个叫小伟的少年。

见我目光游移，她开口道，“没什么东西了，都被我送人了。我买的那些东西，都被我送掉了。这些是房东的，不能送。”——她指了指沙发桌椅，忽然笑了。“表姐——”我讪讪地叫了一声，某种飘忽不定的情愫随着这一声叫唤似乎又回来了。

“是我妈叫你来的吧？你去告诉他们，我不打算回去了。”她一向快人快语。

我想着该如何说服她，说出口的却是——“方便的时候，去我那里住几天吧。”

“去你那里白吃白喝白住，直到有一天被你嫌弃？”她一双眼睛斜觑着我，好像在观察我的反应。

“那总比流落街头好。”我尴尬地说。

“不，我宁愿流落街头。”她笑了，看到我的窘态，似乎更得意了。从小到大，无论什么事，她总是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这是中学毕业后第一次与她正面接触。这一年，她四十一岁，与十几年前相比，模样并没有改变太多，但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从前，她可是个“乖乖女”，父亲早逝，不得不听从母亲建议，在一大堆追求者中选了一个家境富裕的年轻人；之后为了顾全婆家生意，辞去教书育人的工作。孩子生病后，她更是独自带到省城寻医问药。母亲告诉我一些不得不相信的事，说她曾跪在某专科医生面前，求他救救自己的孩子；为了讨到所谓的秘方或偏方，被人骗去大笔钱财。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们认为她能做的就是回到丈夫身边，过完平静、安稳的下半生，这也是一个没有工作、没有孩子的女人所能获得的最为保险的人生。

那天，例行公事地劝说一番后，我就回去了。我根本没想要说服她，这很难。后来，大概还是她丈夫过来把她带走了。她在老家待了半年不到，便离开了。离开前，她办了两件事，一是离婚，二是把丈夫分给她的钱都留给母亲。此后，便从镇上消失了。

对她的拜访只是我日常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如果不是后来我们的生活再度出现交集，它早被我忘记了。那天，我在外面散步，竟然接到她的电话，说房子租期到了，想要来我这里住两天，等找到新的住处，马上搬走。我居然感到意外和受宠若惊。没想到，她会给我打电话，血缘关系曾给过我们温暖和依恋的感觉，但早已随风而逝。当晚，她就过来了，除了皮箱和一只随身携带的背包，没有更多的行李。她瘦了一些，皮肤晒黑了，看着精神还不错。餐桌上，她略有些兴奋地告诉我，她已经找到一份好工作，没有老板管束，无需处理复杂的同事关系，不仅上班时间自己说了算，还绝不会被拖欠工资，很自由。“那是什么工作呢？”

“你猜猜看。”

“猜不出。”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有隐隐的担忧。

“我在做外卖送货员，没想到吧？”也不是完全没有想到，但当她这么说时，还是有些吃惊。

几天之后，在我出门办事时，她将我屋子打扫干净后，留下一纸条，走了。她的房子已经租好，在城郊接合部。我松了口气，以为她不会再联系我。没过几天，她却发来租房照片，说那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差，反正房租便宜，也不需要拼命干活来养活自己。她告诉我那里住着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她帮那些孩子补习功课。后来，我才知道她不仅帮他们免费补课，还给他们钱治病。他们都是以前她在医院里认识的。小伟离开后，她还和他们保持联系。

我一直想去那里看看她，但脑海里一旦浮现那种混乱不堪的场景，便本能地想要躲避。大学毕业那年，我在那种地方住过三个月，夜里睡觉也不得安生，随时担心有人破门而入，眼前总浮现出衣衫褴褛的人，心里非常害怕他们——实则害怕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七月半那天，她发了地址过来，邀我过去吃饭。我坐了一个多小时公交，下车后又走了十几分钟，沿途打听了好几个人，才找到那幢砖瓦结构的灰房子，水泥外墙上写着一个个“拆”字，字形慌乱，没有样子。门前是荒草丛，半昏暗的光线中，蚊蝇乱飞。我沿着没有栏杆的楼梯往上走，一口气走了五层楼，热得直冒汗。一条狭长的走廊，两边房间依次排开，我寻着门牌号，一直往前走到底。煤气灶摆在过道上，她正在炒菜，看见我，努努嘴，示意我先进屋坐下。屋里开着空调，内机漏水，底下接着一瓷盆，正叮咚作响。只是一个单间，客厅兼餐厅与卧室之间以门帘相隔。小屋气氛诡异。除了灯光，还有摇曳不定的烛光，蜡烛燃烧的气味让我想起早年祭祀先祖的场景。黑压压的祠堂里，一桌子家乡菜，鸡鸭鱼肉，九大碗。她娴熟地焚香、点蜡，给死者添加饮料，用酒瓶盖子占卜。我站立一旁，恍惚看到外祖母的身影。

其实，从进门那一刻起，我就想夺路而逃，但终究没这么做。终于，她结束仪式，将祭品重新加热、上桌。我们围坐一起，听着空调内机的漏水声，狼吞虎咽。饭后，我帮着她整理、收拾，打扫卫生。她站在门外过道的水槽前刷碗。我等着外面的流水声停止，就告辞回家。我要赶在最后一班公交车收车前回去。

今晚，绝不能留在这里，滴水的空调内机会让我发疯，蜡烛燃烧释放出的刺鼻气味会不断往我鼻孔里钻。

“好了，我们出去走走吧。”她微笑着，挽着我的胳膊下楼。一路上，我都想着如何挣脱她，去赶那最后一班公交车。

“我该回去了——”，像有什么东西阻隔着，我始终不能将这句话说出口。

我们摸着黑在大楼里走。没有栏杆，楼梯好似在摇晃，要将我们甩出去。待终于走出楼宇来到地面上，有草叶擦着我的脚踝，有蚊蝇追逐、叮咬，我才感到落了地。不敢回头，生怕那黑暗中的庞然大物轰然坍塌。

离开大楼，她仍攥着我的胳膊肘子，往街的那头走去，与公交站台完全背道而驰。她神情镇定，一言未发，好似重任在肩。到处都是未竣工的楼盘，塔吊和防护网随处可见，路灯通到看不见的远方，不知她要将我带往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