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嚏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2002年初冬的一个早晨，卧室的玻璃上霜花还没有出现，空气中依稀残留着暮秋的味道。就在那天早上，一个贸然而至的喷嚏，差一点把我的人生翻个底朝天。

我听见亚楠的咳嗽声一跃而起，去跟她抢卫生间。我故意不插插销，亚楠推门时赶紧慌慌张张用手顶住，亚楠急得直跺脚，“快点，快点，我憋不住了！”得让她多憋会儿。她听见水箱放水的声音后就冲了进来，我还没系好腰带就被一把推了出来。

那些个日子一直是这样。接下来我会在水龙头下扑哧扑哧撩水洗脸，牙刷在嘴里上下飞舞，再用摩丝把散乱的头发归拢起来，弄出一个很不错的偏分。像很多年轻人的家庭一样，我们也不做早餐。我俩洗漱完毕打算出门的时候，儿子可能已经在早餐摊上就着油条喝他雷打不动的两掺了——褐色的胡辣汤上面加两勺豆腐脑。我会拿起做了超市总经理后购买的金利来公文包挟在腋下，使用的是那个年头有身份的人经常使用的标准姿势：挺着啤酒肚，手机攥在手里，嘴里含一根未点燃的香烟。很多人没有啤酒肚也使劲儿挺着，关键是气势！

亚楠总会在这个时候用关切的目光望着我，“单位还没有消息？”

“没事，他们迟早会来请我出山的。”我跟她一起出门，心里琢磨着怎么回答她，“听说古塔市场正在改造，打算开一家量贩式超市，我去调研一下。”有时我会说，“去组织部找范小冬聊聊，他现在又提升了，青干科科长。”我总是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陪着亚楠走到胡同口，看着她一蜷腿，上了自行车。

就是那天，我往牙刷刷毛层挤了一粒黄豆大小的牙膏，还没来得及塞进嘴里，鼻子突然一阵发痒，迫使我仰头打了一个喷嚏：一个普普通通毫无创意的喷嚏，却把腰闪了。一股奇异的疼痛突袭过来，在我的腰部迅速蔓延，我吃惊地发现自己不能走路了。亚楠从卫生间出来看见我在龇牙咧嘴抽冷气，吃了一惊：“怎么了，大辉？你看起来不对劲？”

“可能是岔气了，亚楠，你扶我一把试试。我想回卧室先躺下再说。”

从卫生间到卧室，走了很长时间，每一步都牵心拽肺，我额头上沁出了汗珠。亚楠要往单位打电话请假照看我，我没有同意，努力使出一副轻松的样子冲她挥挥手，让她去上班：“亚楠，中午回来给我捎点霍香顺气丸保准管用。”亚楠点点头，临出门又给我倒了一杯开水放在床头柜。

那些日子，在她和儿子面前，我经常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他们走后，我会迫不及待地折回家，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公文包从腋下缓缓滑落，整个身子像散了架一样。

其实情况已经非常不妙：我已不再是那家超市的总经理了。不能怨人家，我这个人太强势，又总喜欢往手里揽权，喜欢说了算，名气弄得比董事长还响亮：供应商见了他招呼都不打，好多供应商都不认识他；县电视台录制双节供应专题节目，给超市安排了两个同期声，我一个人硬是没说够，想要表达的太多了。那些日子，我感觉身上元气充沛，平生所学有了用武之地，每天处理不完的事，夜里12点之前就没离开过办公室。

当初超市基建的时候，因为地皮问题遇到所在地——南关村几个“门墩虎”的阻拦，叫我们停工。当时可多同事都吓跑了，没跑的也不敢声张。我不知哪来的勇气，操起一根钢筋杵在地基上，命令手里拿着钳子和绑丝的师傅们：“干，继续干！”拳头噗噗打在我背上、脖根和头上，腿上也被踢了几脚。我咬着牙，死死抓着手里的钢筋，直到他们打累了停下手。后来让我出任总经理，可能与此有关吧。这是一家刚刚改制的企业，前身是城关供销社，中专毕业后我就一直在这里没挪过窝，从售货员到柜组长，再到主管业务的副主任，对零售业一直不舍不弃，对新业态接受得也比别人快。懂业务也许是另一个原因。

那时候，县里的基层供销社大多都死了，我们城关供销社也是资不抵债，本来要跟其他基层社副主任们一样去领失业金的我“劫后重生”，还成了全县首家大型超市的总经理，我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喜欢签字，喜欢背着手去卖场检查工作。有一段时间，我还学会了在办公室披着外套思考问题，一只手插在腰部，另一只手上的香烟积了长长一段灰。曲秀林不只一次说我的背影跟某个伟人很像。他送了我一幅书法，就挂在我办公室后面的位置。

董事长来办公室跟我商量一个人事问题，他总是这么礼贤下士，弄得自己不像个老一。那天进来的他就瞅了一眼那幅书法，临走又控制不住瞅了一眼。

接下来，事情有了变化：董事长突然给我安排了一个助理，是他比较欣赏的一个高中同学，在商业局下边一家商场当过副总。这个助理有点愣头愣脑，一上来就插手我所有的工作，我感到很别扭。一次业务会上的分歧争执之后，我赌气递了辞职报告——我想吓一吓董事长，我手里积攒了那么多资源，千头万绪系于一身。谁知我高估了自己，也高估了一同打江山的几个同仁的情义。董事会直接批准了我的辞职，根本没有挽留的迹象。给我发了两个月关怀金，第三个月我去财务部，出纳员在工资簿上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我的名字。她把电话打到人事部，我听见了人事部长曲秀林圆润好听的普通话：“赵总已经不是赵总了，现在待岗，下一步定了岗位才能定工资。咱们公司是新型企业，不养闲人的！”

曲秀林原先是箱包组组长，长得气宇轩昂，文艺细胞非常丰富，有眼力，口才好，真是个人才。我发现后极力推荐去了人事部，这小子也没给我丢脸。为了感谢我，他给我送到办公室两条“软中华”，被我当场怼了回去。后来儿子相中了一款书包，他高低不收钱（箱包组在卖场外面），我说那先记着，打算找个时机再给他。后来他又送了我一幅“四尺整张”的书法作品，他哥是书协副主席，中国书协会员，这在县里可是个金豆豆。“赵总，这是我家的产品，可不算行贿啊。”曲秀林一边往墙上挂那幅书法，一边数落我，“赵总，你也太正直了！超市能有今天，可是你披着血布衫打下的江山，你说个一，谁敢说二啊！”我没有拒绝他的原因是，我很喜欢那幅书法的内容：伏波万里。太有气势了，像极了我做事的风格！

我从财务部出来，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刚才我感觉自己脖子以上的部位像火烤一样。去人事部找到曲秀林，问他我要待岗到什么时候？他见了我又是倒水又是让烟，说请示董事长后尽快给我回复。我离开时他又帮我挑开门帘，“赵总，您永远是我的赵总，我的恩人！”第二天曲秀林就给我打来电话，“赵总，董事长说了，让你去企划部报到。”我说企划部不是有个姓孙的在那当部长吗？要我去那干啥？曲秀林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董事长让你去给孙部长当下手。”

我一听傻了，这才明白，自己被彻底抛弃了。

曲秀林在电话那端安慰我，“赵总你想开点，这总比去干保安和理货员强吧……”我挂断了电话，心里一下子空落落的。

我天生是个死要面子的人。去企划部的工作，就是天天拎着各种颜色的pvp专用笔在海报上写艺术字，除了促销内容还有新品上市宣传，然后送到卖场。想想吧，那心情会是个啥滋味，打死我也不会去的。

生平第一次下岗，我没有任何经验，一连数日窝在家里生闷气。又不想把坏情绪传染给亚楠，还有刚上初一的孩子，这几年他一踏进超市卖场，就有那么多人跟他打招呼，比我进了超市响动都大。儿子可喜欢带着同学们逛超市，会有很多惊喜等着他们。

我一边等待着董事长他们“回心转意”，一边想着古塔市场那家筹备中的超市能来抢我——范小冬已经通过有关部门把我当作人才推荐给了他们。我觉得自己得有一口气提着，不能趴下来。于是天天风风火火地去抢卫生间，中午变着法给他俩做好吃的，铲子在铁锅里呼呼直响，“儿子，开饭啰！”我的声音比平时高得离谱，好几次他俩都用吃惊的眼光看着我。

当我把所有能想到的借口使用完后，在胡同口，我不知道还能跟亚楠编造出什么。好消息迟迟不来，沮丧之余我开始暴食，身体愈发肥胖不堪。烟瘾也增大了，一天40支的习惯，就是在那段日子练成的。有一天，一个在老家村里开浴池的发小打来电话，说我母亲在大池里摔倒了，正往县医院送呢。我吓了一跳，到县医院拍片，大胯骨折了，报告上写的位置是股骨颈。医生主张回家静养，疼得受不住了就吃止痛片。我对这种保守疗法不满意，租了辆面包车，拉着母亲去了滑县黄塔医院，著名的明医生给母亲胯部打了六根钢钉。出院后我就名正言顺留在老家照看母亲。离开了亚楠和儿子，不用再编造借口了，我长长吁了一口气，像是小时候扛了半袋化肥去浇地，到半路换了一下肩似的。

母亲身子萎缩，目光里现出了老年人的迷茫神情。她巴不得儿子天天在身边伺候她。没多长时间，父亲开始撵我走，说他一个人照看就行。“你正年轻，上班才是正事！”父亲总是这么一句话，说完也不等我回答就去干别的了。我知道他的脾气，越是轻描淡写，越是不容反驳。

那天我一个人躺在家里，想去解手，翻个身都疼得抽冷气。霍香顺气丸没起半点作用，看来真不是简单的岔气。第二天，亚楠叫来一辆出租三轮停在楼下。当时县里还没有出租车，满大街都是这种用绿色帆布包装起来的三轮车，我们都叫它“蹦蹦虫”。三轮车夫看见人就打招呼，“坐车不坐？”你要是态度不够明确的话，他会一直追着你不放弃。我看见他们就往一边躲，总觉得很丢人，有失身份。可是那天，我不得不把自己的一百多斤塞进那辆“蹦蹦虫”，去县医院放射科拍X光片。一路上我不停地把卷到一块的拉帘重新拉开。

我被确诊了：腰椎间盘突出，第4节段和第5节段间隙开始变窄。

接下来，县医院理疗科一连半个月把我绑在牵引床上拽拉，企图把腰椎间隙拉大，让突出的肌腱缩回去。结果丝毫不起作用，疼还在身上。又有人跟我推荐城北街的江大夫，接受他的针灸治疗。满嘴跑火车的江大夫一半本事在手上，另一半在嘴上，天天跟说相声似的，把病房变成了说书场，不少病号为此针灸都针上瘾了。一个疗程砸进去2000元，我感觉非但没减轻，还比以前重了，并且向右腿外侧扩散了。

亚楠从单位带回一个消息，说西安有一个专治腰椎间盘的医生，很有两下子：“在你腰上咔啪按一下，突出的肌腱就乖乖进去了，不吃药，也不用贴膏药。”我问她你见了？她听单位纪检书记老杨说的，老杨疼得实在受不了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坐上了去西安的列车。去的时候还直不起腰，路都走不好，咔啪一声按过后，医生叫他双手抱住后脑勺蹦一蹦试试。他将信将疑抬起手臂，一点都不疼了。我说这么神？亚楠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是那位西安神医的地址。我没有说去，也没有说不去。我可没那么大的气场。为一个腰疼跑去西安求医。我得小心啦，卡里的数字越来越少，乡下的父亲视力日渐模糊，一场白内障手术还在等着我呢。要知道，那时候可没什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黄塔之行，花掉了我一半存款。

我选择了放弃治疗，我发现疼痛并没有多么可怕，我不但适应了它，还渐渐喜欢上了它。

我从卧室搬了出来，在书房支了一只小床，白天黑夜都躺在上面。亚楠一上班，我就爬起来把电话线拔了，手机也关上。我让儿子去胡同口的书亭买来一堆《故事会》《故事家》杂志，亚楠很赞成我的做法，“对，看看书也不错，这里面的故事都是一流的。”我才懒得瞅那些胡编乱造的瞎话呢！我只关注里面的广告，有什么能让人一夜暴富的，我给其中那家养殖绿毛龟的华中科技有限公司打了电话，打算腰好后去一趟武汉。我得考虑下一步生计了，听说别的基层社下岗的副主任已经有人在体育场支起流动小车，开始卖油炸羊肉串了，还有一个去桑拿干起了擦背。我一直挂在嘴上的那个发小范小冬，其实是我自己给自己打气的一个道具而已。我最后一次去组织部找他，他半天都没搭理我，忙着手里的材料，也没给我让座。我尴尬地站了半天，对他说：“你忙吧，我走了。”范小冬欠了欠屁股，也没起身。我知道，自己已经沦落成了别人拿不出手的朋友，以前我去找他，他会站起来迎接我，大声给他的同事介绍我。

后来，我对开锁技术培训发生了浓厚兴趣，我觉得没有比掌握这门神技更好的捷径了。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些当官的家里放的那些钞票金条什么的，被人拿走后会不会报案？我甚至开始在脑子里搜寻县里几个名声不太好的乡局级干部，想象着他们家里除了金条存折，肯定还会有名烟名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