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建造

我一直怀疑母亲的话，长得白白净净的父亲怎么会是海盗呢？

母亲经常骂父亲。原由是父亲不会捕鱼。用母亲话说，他不是不会，是压根儿就不想学。父亲反驳，渔船太小，人一上船，两腿发软。母亲告诉我，生在湖边的人，怎么可能怕水？他懒，想坐家中，盼天上掉馅饼。母亲一骂父亲，父亲就砸家里的碗。母亲心疼碗呀，就骂，你个不吃人饭的。父亲又打碎一块青花瓷碟。母亲蹲下身来，捡起块碎花，拼凑成一个圆，眼泪不争气地流淌在破碟子缝里。再吵架时，母亲学乖了，把碗碟收好，估计父亲找不到了，她才开口大骂。父亲的手几次落到母亲头顶，但又停住了。

有一次，父亲被母亲骂疼了，他说，那些鱼儿好可怜，一网下去，它们就与家人分离了。还说，这样滥捕，湖里的鱼迟早会被捞光的。这些话，在母亲看来，荒唐至极，他纯属是为游手好闲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父亲这样推卸责任，母亲越加憎恶他了。尽管在母亲眼里，父亲一无是处，而父亲总觉得是母亲不懂他。他不止一次发誓，自己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还说会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谁能想到父亲干的最大一件事情竟是离家出走。父亲把家里一头还没育肥的猪卖掉，拿着钱，坐上一条商船驶出白马湖，沿着运河，顺着长江，一路向东进入东海。当时，村里人说，父亲跑到日本，找了个花媳妇。也有人说，父亲去老山前线，战死在猫耳洞里。不管是父亲去日本，还是死在老山，母亲都没有哭，她的泪早顺着那些破碗碟的碎缝，流淌光了，再为一个无情的男人哭 ，不值。

父亲这十年，去了哪里，是个谜。直到一次父亲喝多酒，沉睡不醒，母亲才偷偷告诉我，父亲去索马里，干的是海盗营生。知道海盗吗？杀人越货，就是旧社会白马湖里的胡子。胡子，知道吧？就是人见人恨的土匪呀。

我曾向父亲打听，索马里的海盗像胡子吗？父亲却告诉我，孙花脸的双手一伸开，把陈场岛上的阳光都遮住了，他不止一次望着湖边停泊的那艘大船，想坐上它，去看看东海。他是把家里的猪卖了，当时，云南老山正在打仗，他先跑到县武装部，主动要求去前方蹲猫耳洞，县里同志问他，是退伍军人？父亲摇头，又问，会打枪吗？父亲还是摇了摇头。武装部的人温和地笑了，表扬他保家卫国精神可嘉，好言相劝，让父亲回家好好种田。父亲说，出了县武装部的大门，他就没有脸再回陈场岛了，因为他离开家时跟母亲大声宣布，他要去老山前线立功受奖的。后来，他坐上另一艘商船，去了新加坡。这些年，他一直在新加坡，在商船上卸货，帮货主查验点货。新加坡海边的云朵好白，他有空时就喜欢望着白云，想象着我长大的模样。

父亲说的这些话，我是不太相信的。在新加坡的港口，天天晒着太阳，父亲的脸怎么还那么白净呢？尽管父亲解释，他的皮肤是属盐皮肤，喜欢太阳，越晒越白。也许父亲真是盐皮肤，但说想念儿子，我还是怀疑的。父亲离开家那年，我才五岁。五岁呀！父亲真能舍得。一想到这，我的心就像被人用手指甲掐过般疼。

父亲还说，孬种孙花脸的双手，犹如会使魔法，硬是在湖边扇出一股海风来，把他从小渔船吹到行驶的大船上，他不得不离开了。他不走，他永远不可能在陈场岛盖上大瓦房的。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那么恨孙花脸。不过，父亲回到陈场岛，很快就在要倒塌的茅草房的地基上，建起一个中式小青砖四合院。父亲说，他喜欢院子，不爱住楼房，脚不着地，不踏实。父亲在岛上开垦半亩荒地，种菜，不卖，自己吃。父亲不捕鱼，实际上他也不会。看着父亲天天弄着那块梯形状的菜地，母亲没有骂，父亲应该给她不少钱。有钱，母亲可以容忍父亲做许多事，她甚至听说父亲和当年那个小妖精有了来往，也睁一眼闭一眼。母亲一直自卑长得不如那个小妖精好看。她知道自己的外貌配不上父亲，是爷爷相中她会捕鱼，才决定让父亲娶她回家的。爷爷还说那个小妖精腰太细，站在船头上，一阵风吹来，就刮掉河里了。爷爷当家做主，逼着父亲骑枣红马驮着两条红鲤鱼和一只大红公鸡去岸上接母亲回家的。我也相信村里人这么说。在心里我一直好奇母亲嘴里骂的那个小妖精，腰有多细。村里人夸那女的皮肤比父亲还白。我自小到大，黑如乌鱼棒，皮肤又皱，活像一张粗糙的皮革。我知道，这都怪母亲皮肤不好，如果遗传父亲，我也应该长张小白脸。爷爷倒是稀罕，赞我身板像极了母亲，高壮，还说男人黑才像湖上的汉子。其实，我不止一次在心里想，如果父亲和那个细腰的女人结婚，我的皮肤绝对不会黑的。可再转念一想，母亲骂的小妖精嫁给父亲后，生下的孩子还是我吗？应该不是吧？一想到这，就感觉挺没劲儿的。

也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从湖面上刮来一阵风，把陈场岛上的人心吹成大气球了。有些人不满足天天下湖捕鱼，他们把小渔船换成大铁船，船上架起“高射炮”。起初，岛上人不明白这是什么玩意，当湖面上的“高射炮”里淌出黄沙时，他们才知道那是吸沙泵，原来这清清的湖水里有许多鱼，还藏着淘不尽的金光闪闪的沙子。孙花脸的儿子孙大头是第一个在湖面上架起吸沙泵的，随着沙子在湖岸边堆成山，孙花脸的腰似铁板一样更硬实了，孙大头像条铜头黄健鱼，在湖里横着游。那时，我读初三，不懂父亲为什么总会对着清清的湖水说，他们再这样折腾下去，陈场岛就没有了。我听了，觉得父亲有点杞人忧天了。好大的一个岛，怎么能变没了呢？孙大头采沙船离岛远着哩。父亲连鱼都不会捕，更不能下湖去采沙的。

有父亲在家的日子，我的日子开始不平静了。我总认为，父亲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离开家，让我一个人面对小小的渔船时充满恐惧。在童年的记忆里，父亲就是一个海盗，用母亲的话说，他比过去白马湖里的胡子的心还硬。父亲如同远去的一艘商船，一去不返了。尽管在我长得像个男人时，父亲坐着另一艘船回来了。可我觉得父亲不是当年的父亲。我有时甚至特别相信，父亲就像岛上人传说的那样，抱着AK47，在索马里海域冲浪。父亲抢得了什么，我不清楚，但他无情地盗走了我十年的欢乐时光。回家后的父亲，格外疼我，似是想弥补他这么多年的愧疚。而我并不领情，父亲对我的疼爱，在十五岁的我眼里，似学校门口小卖部冰柜里的水冰棒那般廉价。那段时间，我总是无原由地和父亲对着干，说话像冲锋枪里射出的子弹。用当时母亲的话说，父亲是火，我就是水，父亲是针尖，我就是麦芒。在母亲的嘴里，当然父亲是错的。尽管母亲坚定地站在我这一边，可在内心，我是瞧不起母亲的，觉得她太作践自己。父亲不在家的日子，她讨好着孙花脸。每次孙花脸来我家时，母亲都会扯着他的袖头，让我叫“表大”，我倔得很，硬是不开口。孙花脸也不尴尬，还说孩子小，别难为了。那时，我莫名地怕孙花脸，怕他脖子里朝脸上爬的白斑纹，像蛇，特别是那两只手，一张开，恶心得让人想吐。母亲怎么敢离那条白蛇这么近呢？讨厌孙花脸，除了那些吓人的白斑，还因为，我偷看到孙花脸曾用那只抓过我雀雀的花斑手，摸过母亲肥肥的屁股蛋子。我好奇母亲为什么不怕孙花脸那两只恶心的手。母亲不止一次把我一个人丢在家，坐上孙花脸的小船驶入湖水的深处。有次，我悄悄跟到村口，母亲坐在船头，孙花脸摇着船，像喝多了酒，摇摇晃晃，远去了。我飞快爬上那棵高高的白杨树，眼睁睁地瞅着小船上的两个人重叠成一个黑点，直到消失在茫茫的芦苇荡中。那个黑点，像村口的砖井，把白天的阳光和夜晚的星星全部吞噬进我冒着酸水的长长的大小肠里。抱着白杨树，我不止一次盼望抱着AK47的父亲突然出现在湖面上。过往的船只，离芦苇荡很远，他们从不会真正关心地看一眼母亲。从湖面上传来的，全是关于父亲的传说。当别人说，父亲在上海滩登陆时，母亲说，他死在老山前线。当有人传，父亲出现在新加坡的港口，母亲又说，他在索马里干的活是海盗。

有两年，我开始迷恋母亲嘴里的父亲，想象着父亲 背着一支AK47，蒙着面，站在船头，整个大海都收在他的眼里，这个画面不止一次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甚至想，父亲就是当海盗，也不像胡子，他应该如同梁山泊的一个好汉。过往的商船，应该像恭山大王那样敬着父亲吧？在那片深海区，父亲就是王。连岛上的小伙伴们也知道我父亲的怀里抱着AK47，劫富济贫。我常带着小伙伴们在岛上做着海盗打抢商船的游戏，有两个小伙伴甚至缠着我，要坐船像父亲一样偷跑去索马里，他们想过一把当海盗的瘾。我只好安慰他们，说父亲很快就要回陈场岛了，还说父亲坐的不是船，是飞机。搞得那段时间，湖面只要有飞机轰鸣，我们就会猜，是不是索马里海盗回来了。那两年，当海盗的父亲，会不时地出现在我童年的游戏中，也算让我在小伙伴面前，赢得了一点颜面。而母亲总是在我面前骂，索马里海盗同白马湖的胡子一样好坏不分，你们怎么能学他？

终于有一天，我们嘴里说的那个海盗出现了，让我很没面子的是父亲不是坐飞机，而是划船，还是我们家下湖用的小渔船，仿佛那条船一直泊在芦苇荡里等着父亲。当然，母亲并没有因为父亲坐船回来而生气。母亲脸上的笑容像湖面上绽开的一朵祥云。岛上人传，父亲的大提包里，拎着一包钱，足够我们家三口人在岛上吃喝一辈子的。这话，我相信是真的，不然母亲怎么会笑得那么开心呢？母亲特别爱钱，仿佛那里面藏着她活命的鲜血，这一点，让我更加轻视母亲。不过，我不得不承认有钱，真好。读高中三年，我从没有为生活费发愁，每月准时到账。读了很多书后，我开始尝试着走近父亲，我想知道，父亲真像他们说的那样，去过香港，后来跑去索马里当了海盗？直到一个夏天，下了整夜大雨，在雨声中，我第一次听父亲说，他这些年没有去索马里，而是在新加坡。

他们胡说，我怎么可能去当海盗呢？他们臭名远扬，我双手干净着呢，再说，你看我这个小身板，能打过谁？父亲把双手伸到我面前。

你不是有AK47吗？我反驳，是因为在儿时的记忆中，唯有父亲的AK47是值得我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的了。没有那把枪，他们会联合起来欺负我的。如果不是父亲的AK47，他们说不定还会骂我野种。孙花脸不怕，他还嘲笑，书生一样的父亲扛不动那把枪，连当胡子都不配的。

我真的没有做过海盗，实是咽不下一口气，才坐船去上海的。到上海，我跟着一条商船去新加坡，并在码头装卸货物。父亲一脸认真。

我压根儿不相信，在我心里有三个理由，第一是父亲脸皮还那么白，装卸工天天被太阳晒，怎么可能不变黑？再者父亲身板小，他说举不动AK47，那又怎么能扛起码头上那么沉重的货呢？还有，父亲回家手里有钱，装卸工能赚到一提包的钱？这些疑问，我只能埋在心里。我不再刨根寻问，父亲更不会解释。

住在岛上的父亲，还是不会下湖捕鱼，在开垦好的半亩地上不知疲倦地忙碌，春天点豌豆，夏天种玉米，秋天撒萝卜种，冬天，就把土一锨一锨翻起来，晒太阳……岛上人都说父亲，闲得慌。也有人，找到父亲，要借钱买吸沙泵。父亲同一个理由婉拒，钱都建四合院了。父亲回来也就短短三四年吧，陈场岛上的村民，一个个变胖了，腰粗了，他们在岸上顺山集购门面房，后来，嫌镇上的房子矮，又一个个跑到县城买房，甚至是去江南的省城。整个顺山集人都眼红陈场岛上的人，说他们挖到黄金山。腰变粗的陈场岛人越来越看不上我家的四合院了。他们说，父亲也许就带回家那么点钱，不然他怎么不去岸上买房呢？最差也要在顺山集买一套吧。可父亲像睡着一般。随着上岸买房的人越来越多，母亲坐不住了，她原本想好了，就在这岛上住一辈子的，谁曾想世道变得太快了，快得让她根本就转不过弯儿来。岛上曾经让她引以为豪的四合院，在别人眼里一钱不值，大家一窝伙地挤破头上岸，去城里买房。岛上的房子成了客栈，如果他们不在湖里采着沙，怕是连岛上也不来了。母亲脸上渐渐少了笑容，她开始怀疑父亲，猜测他把钱拿出一部分给岸上的那个小妖精了。母亲学着父亲当年的姿势，开始摔碗，满地碎碗片，父亲也不收拾，随她摔。家里二十二个碗，十八个盘子，十把瓷汤勺，全摔碎了，父亲更没有去顺山集买。父亲喜欢喝稀饭。锅还在。父亲端起铁锅，直接吃。喝完稀饭的父亲，丢下母亲，雷打不动地去菜地。母亲一顿不吃，还行，才两顿，她就受不了，自个儿摇船上岸，来到顺山集，买一套新碗碟，搬回陈场岛。母亲抱着那些碗碟，从船上走到家，有点累。吵够了的母亲，好长时间，没有摔碗碟。捧着崭新的蓝边大白碗，父亲没有一点食欲，在一个阳光高照的秋日午后，他拔起那片地上的萝卜青菜，自己摇着船走了，顺着当年那条航线，头也不回地走了。陈场岛上的人不敢相信，父亲会走，他们以为父亲是去岸上卖他种的蔬菜，谁知道他一去，又像当年那样没消息了。

母亲告诉我，父亲不会心痛那些碗碟，他真在岸上有了人，就是当年他的老相好，那个小妖精。他用钱在一个她找不到的城市，包养着小妖精。母亲还说，不知道父亲身上有什么好，除皮肤白，她实在记不得他哪里好，竟害得那个小妖精，终身未嫁，一直等他。母亲说这话时，眼睛里冒着醋意犹如家里腌菜坛里的汤汁。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是记恨父亲的，随着上的学校离家越远，我开始好奇父亲去过的地方。大学四年，生活费，全是父亲寄来的，地址有时是广东，有时是海南，有时是上海，有两次真的是从新加坡邮来的，还有一次是从台湾。四年，父亲共邮八次钱给我。母亲说父亲在某个城市包养了那个小妖精，我是不相信的。我越来越想知道，父亲这些年，到底在外干什么呢？我慢慢也相信，父亲真没在索马里当海盗，因为他邮钱的地址从来就没有索马里。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陈场岛，第一次发现岛变小了。父亲开垦的那块荒地还在，只是上面长满了青草。母亲的身体开始变得很差，天天说腿疼腰痛的母亲，开始念父亲的好。

那个夏季，天空仿佛破个洞，雨不停倒在湖里。水已经漫到父亲种菜的那块地边了，村头那口砖井一夜间也淹在水中。岛上早没有几户人家，大家全搬到岸上城市中的高楼里住了。在留守岛上的村民中，母亲最年轻，身体却是最差的。母亲嘴里越来越多说着父亲。她甚至开始推翻自己以前的猜测，说父亲真不是海盗，他就在离新加坡不远的一个海面，建造一艘很大很大的船。那船比陈场岛大。母亲用不再健壮的双臂比划着。说着说着，母亲还会流泪，后悔当年在村民面前诅咒他。我总认为母亲的眼泪是为自己流的，因为她常在半夜疼得呻吟不止，那声音有点像香港拍的鬼片中的女鬼，听得我，很无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