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子同袍

多年以后，少校许江山面对一枚从太平洋深处飞来的本杰姆导弹，第一时间想起了刚刚见到长缨Ⅱ号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在受命撰写许江山同志先进事迹报告的那天起，这个山寨《百年孤独》的开头便如一个霉斑长在我的脑海里，怎么擦也擦不掉。

仗终于打完了，许江山他们在最后关头舍命打出去的那一个波次导弹，彻底结束了战争。经历过战火的土地重返太平：电力得以恢复，手机信号重新满格，铁路、航运重启，燃油不再成为管制物资，大米、禽肉、蔬菜终止了配给制，宵禁的命令被取消，医院开始接收普通患者，银行营业，学校复课，股市开放、基建类股票一路暴涨……

作为联合作战指挥机关人员，我们从接到一级战备命令的那一刻起便转入地下指挥所，在距地面114.5米的坑道里憋了两个多月。77天后，大家像一群经历了漫长冬眠的虫子从地底下钻了出来，重新享受阳光、新鲜空气和久违的和平。新的办公楼从8枚空地导弹炸毁的营房旧址上拔地而起，当我打报告走进那间最大最向阳的办公室的时候，领导正在翻看当天的报纸，泛灰的纸张在他那双肥厚的手里哗啦啦作响。

领导说，尽管这不是一场我们预想之中的战争（无论从起因、过程还是结果来说），但上头表示，“该表彰要表彰，该宣扬要宣扬”；领导还说，许江山同志作战勇敢，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是我军新时代涌现出的先进典型；领导又说，一定要深挖他的先进事迹，搞好报道反映，在全社会广泛宣传。

说完，领导放下手中的报纸，站起身背着手望向窗外。被轰炸过的城市逐渐愈合，新的建筑如同一朵朵色彩艳丽的蘑菇盛开在雨后的阔叶林；坍塌的桥梁和道路重新向远方延伸，老式的机动车依旧在柏油路面上大摇大摆，城铁和无人驾驶汽车在路面以下的巨型玻璃管道驶过，如同子弹穿过枪膛；各型飞行器在低空轰鸣，好似一群嗡嗡乱叫的苍蝇，只有部队营院的上方稍显宁静。阳光亘古不变，照耀在领导圆润的脑袋上，让这个房间显得更加熠熠生辉。他似乎是由衷地感慨道：“和平真好。”

我轻声附和着回答说“是”。和平当然好，值得我们为此付出航母、五代战机、新型导弹、卫星以及5262人的代价——包括那个自命不凡、冲动莽撞、一笑就露出槽牙的傻缺许江山。

“听说你和他是军校同学、同批战友？”领导好像是被阳光灼痛了眼睛，转过头来眯眼打量着我。

我赶紧点头。他成了烈士，很快将成为全国全军的英模典型，这让我和当年一个队的同学们都“与有荣焉”。而若是这场战争之前，别人问起我这一句，我一定会打着哈哈搪塞过去。毕竟我已经是堂堂战役级机关负责新闻宣传的中校副处长，放在整个战区都响当当的“笔杆子”，而他不过是一个少校发射营长，并且——还是个背了三个处分的营长。

1

给予许江山警告处分的决定

××××年12月18日，五旅阵地管理营一连警卫排排长许江山，因新兵训练期间打骂体罚战士，违反各级三令五申强调的带兵纪律要求，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为严肃军纪、警示部队，根据《纪律条令》第××条之规定，决定给予许江山同志行政警告处分。

炮大学员三系十二队一共有225人，其中男学员225人，女学员0人。我们这些在横平竖直的军校生活中培养出来的学员，大多像流水线上下来的产品，长达四年的工序完成后，被输送到各支部队，成为巨大战争机器上的一颗颗标准构件。棱角和毛刺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军校的一个重要功能便是车磨刨铣去掉它们，使之能通过“秩序”的卡尺，哪怕是侥幸过关的不合格产品，今后也会在铁打的营盘里一次又一次遭受命运的重锤。

我和许江山还有另外五个傻愣愣的炮大学员去五旅报到的时候，长缨Ⅲ刚刚列装部队。作为该型导弹测控和发射专业的首批毕业学员，一开始我们感觉自己是天选之子，将成为这个新型号部队的肱股之臣，最终以精湛的专业和卓越的功勋被写进五旅的创业史，并成长为冉冉升起、辉耀军界的将星。但两周的岗前培训结束后，我们认清了现实：我们就是一筐泥都没有洗的土豆，将有可能被扒拉到全旅干部花名册上有空缺的任何一个营，至于去哪，全凭干部科那个戴眼镜的长得又白又暄的朱干事一句话。旅机关和几个作战营在一起，驻扎在县城边上，尽管只有一条抽根烟就能转完的街道，但毕竟是座县城，毕竟还有两个网吧、一家超市，以及若干灯光晦暗的“温州发廊”、口味独特的苍蝇小馆。

我那五个同学好歹还留在了作战营，许江山因为公开抗议教导队食堂的伙食“还不如猪食”，被分配到离机关营区70公里的阵地管理营，而我也因培训期间同这一批唯一的女干部两次深夜单独谈心，并且都被朱干事撞见，去了离机关30公里的修理营。同一批分过来的其他学校的毕业学员则是另一番境遇：我的谈心对象、来自通信学院的美女黄雯被朱干事留在了干部科，另一个来自政治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哥们则去了财务科。

当天下午，一辆从阵地管理营过来拉给养的解放卡车把我和许江山装上——没有人送我们，其他人早在上午都已经被各单位认领回去了，包括黄雯。此情此景如此伤感，却无人“执手相看泪眼”，我“竟无语凝噎”，转身一看，许江山叼着烟正跟开车的四级军士长打得火热。十来分钟后，他竟然向老兵提出换他来开一段，“这个车我们学校就学过，一点问题没有，不信你可以问他。”许江山指了指我，老兵将信将疑看着我，我只能尽力把几乎要掉下来的眼泪憋回去，板着脸故作深沉地点了点头。

大概因为老兵知道这个膘肥体壮、长着一对招风耳的家伙下一步就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没有作无谓的抵抗，利利索索地让出了驾驶位置。抓到方向盘的许江山有如从栅栏里放出来的斗牛，在南方丘陵之间的简易公路上横冲直撞。

县城渐渐远去，山乡扑面而来，稀疏的村落、低矮的木楼、巴掌大的梯田、吱呀作响的水车、散落的羊群鸡群鸭群如潮水向我们涌来，又迅速退去。许江山嘴里叼着烟把解放大卡开出了99A坦克的范儿，老兵坐在中间瞪着惊恐的眼睛随时准备踩下刹车夺过方向盘，而我已经顾不上伤春悲秋，一边乞求着让他“慢点”，一边使劲扒着门上的把手做好跳车的准备。

“到了到了到了！”伴随着老兵的一阵嚎叫，卡车在一个岔路口踩了一脚急刹。“那个谁，排长，”老兵擦了一把汗，扭过头来看看我，又指了指路旁的小道，“沿着这个上去，山坡上便是修理营。”我顺着他的手指朝左前方看过去，一幢三层的砖式建筑覆盖着半墙爬山虎立在山腰，房子外面箍着一圈围墙，“提高警惕 保卫祖国”的白色标语依稀可见，墙上竟然还搭着颜色深深浅浅的军被。

“就这？！”

“您就知足吧，这好歹还有个正经房子，我们营可是住在山洞里，连个晒被子的地方都没有。”老兵说完打开后厢板，把我的迷彩背囊和携行箱扔了下来。

许江山依旧霸占着驾驶室，他伸出头来冲我笑笑，露出黑乎乎的槽牙，“老冯，就此别过，后会有期！”然后一脚大油，解放大卡像受了惊吓一般又窜了出去。

到修理营报到的时间是下午3点半，松松垮垮的哨兵向文书通报了情况后，文书把我领进了营部。营长还在午休，教导员正和两个干部一个胖子老兵打“双抠”，战况正酣，我打了两声报告都没理我。等到手里的牌全部甩出去之后，教导员才扭过头来，认真看了我一眼。

“教导员，这是今年新分过来的排长，叫冯功铭。”

“哦哦哦，好好好，”教导员抬了一下老兵码好的牌，又看了看我，“哪里毕业的？”

“报告教导员，我是炮大导弹测试与控制专业的。”

教导员一边摸牌一边点着头，忽然高喊了一句：“叫主！黑桃！”

文书像是怕我尴尬似的小声介绍道：“这是修理一连的杨指导员，这是二连的张指导员，这是王司务长。”

两个指导员先后扭过来看了我一眼，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了，唯有教导员右手边的胖子稳如泰山。“你们俩，”教导员瞅了瞅对面，又瞅了瞅左手边，郑重宣布道，这一把谁赢了这个——小冯就去哪个连。”

十分钟后，胜负已定，二连张指导员技高一筹，所以我去二连。文书带着我告辞了牌桌，往楼上走，一边走一边介绍：“全营就两个连，一连负责普装修理，二连负责特装修理，另外还有一个汽车排——”

我打断文书，问道：“今天不是周四吗？怎么——”

“对啊！周四安排党团活动。”

“党团活动就是打牌啊？”我指了指公告栏，“这上面计划上不是写的党员组织党史学习吗？”

文书从楼梯上扭过头，眯着眼细细打量了我一下，像是看一只长了角的狗，然后大度地笑道：“这是对付上头检查的，排长你以后慢慢就知道了。”

果然，文书说得不假，这个我毕业后任职的第一站，后来有太多的事情等着我去慢慢理解：比如营长爱喝酒，喝多了喜欢拉紧急集合；比如教导员爱打牌，凡是跟他打牌超过晚上12点的可以按加班处理不用出操；比如两个修理连一年到头很少出任务修装备（装备坏了他们也大多不会修，还是要找厂家），抓农副业生产却是全旅最好的，一连擅长种菜，出品的瓜果蔬菜多数成为旅首长家和招待所的“特供”，二连主攻养殖，不仅养猪养鸡鸭还养鱼，山坡下马路旁的池塘每隔一段时间旅长就要过来钓一钓；比如营里除了营长教导员副营长三尊大神，最有权力的竟然是司务长，哪怕我们养着上百只鸡鸭、二十多头猪和一池塘的鱼，伙食就是搞不上去，有个第四年兵晚餐时发牢骚抱怨没有肉菜只有面条炒饭，竟然被他一盆清汤面扣在头上；再比如营里还有个小卖部，老板就是教导员家属，哪怕她卖的泡面比市价贵一块，哪怕你买的“康师傅”一不留神就成了“康帅傅”，生意却依然火爆。

进军营之前，甚至进军校以后，我们对部队的想象还停留在金戈铁马、铁流滚滚，那是一种类似于单身汉之于婚姻的无知的浪漫主义想象，事实上，军营生活也大抵如此：出操、训练、内务整理、站岗执勤……我不会喝酒，也不喜欢打扑克，营长和教导员的队伍里都没有我的位置，兵们倒是对我客客气气的，管我叫“冯排”，却也不愿意跟我一起玩。老兵们凑一起打“勾级”或玩带彩的“砸金花”，年轻的喜欢抢学习室几台呼哧呼哧的WINDOWS7电脑联机打DOTA。篮球场只有一边可以使用，另一边的篮筐不知猴年马月耷拉下来了，像一个吊死鬼的舌头。手机信号要从半山腰爬到山顶，在一棵被雷劈过的白皮松下才有可能出现。我每天晚饭后花半小时爬上去，给黄雯发一长条饱含深情的信息，慨叹怀才不遇明珠暗投，开始她还鼓励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抓住机会做“搏击风浪的水手”，后来回信越来越短，有时只有“呵呵”或者“好”，再后来“呵呵”都消失不见了。

我曾一度以为我是这一年所有军校毕业学员中混得最惨的排长，直到一个半月后见到了许江山。他们阵地管理营有一台升降设备出现了故障，旅里便安排我们营维修。“二连去一台车和两个老兵，”营长吩咐道，“那个谁——小——小冯，你负责带车吧。”

勇士吉普从修理营下去，沿着公路朝山峦密集的方向开一个小时，钻进了山谷，又从荒草葱茏的山路上轧过。从后视镜望去，两道车辙清晰规整，倒伏的蒿草上覆满青绿的汁液。

“这路也不知道修一修。”我坐在副驾驶，有些没话找话。后排两个老兵中稍年轻的那个带着不屑的口吻回应道：“排长这你就不知道了，这路是专门弄成这样的，每个月还得往路面上施两次肥呢。”他卖着关子等着我问为什么，可刚才他那口气把我惹毛了，我把头扭向窗外干脆懒得理他。

“主要是为了防着顶上的外国卫星拍照。”士兵自讨没趣地补充道，“他们这里放的可都是真家伙。”

“停车！”忽然，从路旁的土堆里冒出一个穿吉利服、端着“95”步枪、脸上画着油彩的家伙，直挺挺拦在正前方，“哪个单位的？”把我们吓了一大跳。

“操！吓死我了！”司机一个急刹，总算在他前面一米开外把车刹住，递上派车单，“修理营的，来给你们修设备。”对方检查完派车单，又查看了我们的证件，这才咧开嘴笑了，“走吧！好久没见过外单位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