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舟

1

怎么说呢？到那个瘫痪的老头儿家里去上班其实是迫不得已的事。我在艺培空间教小孩子玩泥巴的那个活儿已经不需要我了，我一时难以找到一份它需要我、我也能接受它的工作，而我又需要钱——更准确地说是我妻子、儿子和两边的父母需要钱，这就是我去那儿上班的最主要原因。他就住在我隔壁的那个小区，很近，主要是相对自由，我可以跟他说一声或者趁他睡觉的时候把儿子从学校接回来、送到家，再简单烧一两个菜，好让上完一天课的妻子一回到家就能吃上饭然后再赶去给她辅导的小孩子补课，这也是我选择去那儿的原因之一。

之前我在前面街上那家艺培空间做陶艺师。我是学这个的，陶瓷艺术设计，也就是培养做陶瓷的艺术家或者设计家，我是抱着这个主意进去也是抱着这个主意出来的。不过，这个世界上并不需要那么多“艺术”、“设计”，也不需要那么多“家”，于是在做了好几年白日梦直至破灭掉之后，我就很识时务地去了一家陶瓷厂，后来又离开了，到了那家艺培空间教小孩子玩泥巴——也许只有他们还在做着我之前那样的白日梦。我在那里待了一年半，干得还可以，但近来这好像成了一个非常火的行当，这儿那儿地一下子冒出来很多家这样的陶艺馆——行业内卷，竞争激烈，我们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很快我也成了那家艺培空间的问题。

前一段，就在我到处找工作的那些天里的一天，一个原来的同事在街上碰见了我。她是学版画的，在那个艺培空间教小孩子刻版画，刻在一块块椴木或者桦木板上，刻完了印出来，挂在铁丝绳上晾着，好让把孩子送去的那些家长们觉得他们的孩子富有艺术细胞并心甘情愿地为之掏钱。老实说，这比我教他们玩泥巴更接近艺术——至少看上去如此，而这或许就是我不得不离开而她还能留在那儿的原因。之前做同事的那些日子里，我们经常一起到外面抽烟。我们之间有那么点儿什么，不过还没到有实质关系的那一步。我有家庭，她也是。

有个工作你干不干？她开门见山地说，五千一个月。做什么？我摸出来烟盒磕了磕，从里面掏出来一根递给她，又把打着的火送到她嘴边，就像之前经常做的那样。怎么说呢，她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差不多算家政吧，就是陪一个老头儿聊聊天，他瘫痪了，一个朋友介绍我去的，我不是还在我们那儿干着嘛。我不知道这到底算哪门子工作或者算不算工作，不过我知道她这么做纯粹是出于好心和我们那点儿交情——她并不是非得把它介绍给我不可，事实上有大把人都在等着呢，这年头儿吃着吃着饭碗就弄丢了的人太多了。去看看吧！我说。

她和她那个朋友带我去的。顶楼，三室一厅，宽敞，干净，明亮，视野也很开阔，落地窗外就是滚滚的长江和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完全不像一个瘫痪了的人的家，或者一个老头儿的家，闻不到药病和衰老的气息。这或许要归功于给我们开门的那位中年妇女——把我们迎进来，她又开始烧水、洗杯子、拖地板、擦玻璃……我们坐了会儿，接着就看见老头儿“驾驶”着轮椅出来了，拐弯，再拐弯，穿过客厅，准确地把座驾停在我们面前——好像他并不是瘫痪了而只是坐在了轮椅上。你们好！他捏着轮椅控制器冲我们扬了扬，算是打招呼。

跟之前所有的面试都不一样，他根本就没看我的简历，只是问了几个完全不算问题的问题，多大了，老家哪儿的，结婚没有，有孩子没有，然后就问我愿不愿意来以及什么时候可以来。很轻松！他说，你每天就像这样跟我聊聊就行，聊什么都行，你跟朋友聊什么就跟我聊什么，我睡觉或者不想聊的时候你也可以做自己的事……我说，我回去考虑一下。我知道，如果接受了这份“工作”，那么我和正在阳台上晾衣服的那位中年妇女就算是“同事”了。

我是一周后答应的，具体说，是在我投简历的那几家单位都明确表达了拒绝之后。那天我给老头儿打了个电话，他很高兴，说今天就可以过来。我去了，从下午四点跟他聊到六点，他问了一些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正在经历的事情——婚姻、孩子、房子、父母等，我都毫无保留地回答了，他有时点点头，有时摇摇头，偶尔也发表几句看法，就是这样。放心！最后他这样说，每个月五千，到了月末就会打到你卡上。他又让我把户名、开户行、卡号都写下来，没签合同，他也完全没提签合同的事。也无所谓了，这样的“工作”又有什么合同好签的呢？

不过确实就像他说的那样，我的工作很轻松，真的就是陪他聊聊天，就连端茶递水、扶他上床、推他进卫生间这样的事都不用做——那是我“同事”的事。这样的工作我当然可以胜任——任何一个能开口说话的人也都可以胜任，你只需要在他对面坐下来，跟他随便说些什么就行了，说得好坏都没关系，胡编乱造的也没关系，他不可能听出来，更不可能去查证。

只是，一份这样的“工作”不可能给我带来什么满足和成就，更不可能有什么前途。有时候，尤其在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在我们突然停下来的那些间隙，望着江面上那些来来往往的船只，我感到非常悲哀的是，在他们——我的那些同龄人——正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为事业和梦想奋斗的同时，我却只能陪着这个瘫痪的老头儿唠嗑解闷，陪着他活在他即将落幕的人生时序里。而他所能回馈的仅仅是每个月五千块钱和对我们老年生活的一场预演。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接受这份或者说这样的工作，以及它们的服务对象，之前是那些小孩子，现在是这个老头儿，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们还需要我，中间那些人则与我完全无关。

2

第一个月的工资准时到手后，我心里踏实了不少。因为不用交“五险一金”，也没有杂七杂八的扣税，比我之前在艺培空间拿到的还多出来几百块。我只留下了多出来的那几百块，其他的都转给了妻子——像几乎所有的妻子一样，她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当然她也有这样的能力，她父母那边要给多少，我父母这边要给多少，以及我们自己要留多少，她无论作为一个妻子还是一个小学数学老师都比我更擅长怎么分配。那天晚上要睡觉时，她问我找的是什么新工作。客服！我说。事实上我也没说错，那的确是客服，至少可以算作其中的一种。

不过，跟真正的客服不一样，我并不需要一天上班八小时。老头儿八点多起床，过完早就九点了，午饭、晚饭再加上下午他还要睡会儿，即便算上晚饭之后的那一段，一天我顶多在他家待六七个小时；而且就像前面说的，每天我还要接儿子，把他送回家，简单烧一两个菜，再赶回老头儿那边——等我和妻子都离开了，儿子就只好一个人待在家里了，在我们俩都在外面忙活的那段时间里，IPAD上的动画片和那堆植物大战僵尸的玩具会替我们陪伴他。

老头儿很大度，没跟我抠过时间上的这些细账，我当然也不会好心到提醒他的地步，更不可能找时间跑过去给他“加钟”。对我来说，我能做的也就是陪他多聊聊，尽可能真诚地多聊聊，让他多了解一些被年龄和轮椅所限定的那个世界之外的世界，通过我而在我们的人生时序里再活一回。是的，他花钱请我过来，不就是——最多也就是——想达到这样的目的么？我也够意思了，换句话说，我比那些说了一大堆却没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客服还是强多了。

不过后来我发现，其实我也不需要说那么多，因为他的表达欲比我强多了。你只需要开个头，他就可以嘚吧嘚吧地说半天——中间你只需要应和他几句，哦？是么？然后呢？这样啊？他的兴致就又上来了。我理解这一点，他们这代人都是这样的，我父母和岳父岳母也是，他们也经常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这或许能让他们找到一种存在感，一种还在掌控着这个世界的幻觉，也可以让他们把时间打发过去——他们因为活在我们的时间之外而拥有大把时间；而至于我的“老板”，这个瘫痪的老头儿，他的时间就更多了，事实上他只剩下时间。

他要说那就说吧，说多少都行，说什么都行，这对我也不失为一种解脱，我只需要支起来耳朵、偶尔动一动嘴巴就行了。是的，这正好可以让我当着他的面光明正大地偷懒，也就是“摸鱼”——把我介绍过来的那个同事就是这么说的，她总把我们到外面抽烟说成“摸鱼”。

当然我也不需要“摸鱼”，事实上我还是有一些能自由支配的时间，在他睡觉或者不想聊天的时候，我也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他最开始就表达了这一点。不过我能做什么自己的事情呢？我又有什么自己的事情呢？我总不能把拉坯机、练泥机、转轮、碾锟、泥板机、电窑等等那堆东西拉过来在这儿捏泥胎吧？也不能去帮那位“同事”拖地板、擦玻璃、洗衣服、做饭吧？是的，我只能坐在那儿玩手机，到外面的消防楼梯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老头儿不让我在家里抽，或者透过落地窗望着空阔浩荡的长江和江面上那些来来往往的船只发呆。

相比于聊天时突然停下来的那些间隙，这些可以支配而又无从支配的时间更让我感到悲哀。因为这是一些什么都做不了的时间，是一些被白白浪费的时间，是一些看上去属于我事实上却完全不属于我的时间。置身于这样的时间中，我经常想起大学里的陶瓷课，想起自己之前捏的那些“作品”，它们一次次浮现到我眼前——而它们一次次浮现到我眼前的最大作用，也就是提醒我它们跟我没什么关系了。不过接下来，等意识到这些玩儿手机、抽烟、发呆的时间也算上班时间、也有工资拿的时候，我也就好受了一些。别跟钱过不去！我对自己说。

而有时候，为了把浮现到眼前的那些东西驱散掉，我也会跟那位“同事”闲聊几句。她是那种典型的农村妇女，老实、本分，总也闲不住。她老家是下面县里的，老公在浙江打工，女儿在广东上学，她留在老家，不过现在入冬了，地里也没有什么活儿，于是就出来做做家政，她说自己一个月可以拿到手四千五，包吃包住……她说起来这些的时候，有个画面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我想象着她和老头儿是不是有那么一腿，在我不在这里的时候，他会不会让她爬到他床上去——那也可以是家政服务项目中的一种——每个月再给她多开一份工资。

但是，接下来，在与电视墙上那幅黑白照片里的老太太——她应该就是老头儿过世的妻子了——双目对视的时候，我不禁又会为自己刚才那个龌龊而邪恶的念头感到一阵阵羞愧。

这边，沙发靠着的这面墙上，挂着的是另一些照片。黑白的，彩色的，单人的，合影的，全家福的，都卡在玻璃相框中。老头儿穿着白衬衫、梳着偏分头的学生照，老太太坐在长条椅上的单人照，他们1981年7月在宏发照相馆的合影，他们一家人在2012年的全家福，那个戴眼镜的和站在他两侧的该是他们在美国做工程师的儿子一家，那个烫波浪头的和她抱在怀里的该是他们在新西兰当医生的女儿一家……我根据从老头那儿得知的对应起来每个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他跟我说过，他这辈子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把儿女都送到了国外，都变成了外国人——而他自己，却孤孤单单地留在了国内。我不知道该替他骄傲还是悲哀。

3

老头儿的条件很不错，这从他的吃穿用度能看出来，从他请我和我的“同事”这一点更能看出来。或许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并对那个世界充满了这样那样的自信——这也就像他花钱请我，说是陪他聊天，其实主要是听他聊天，听他聊他想聊的那些。作为“老板”，他当然拥有这样的权利，我的意思是说他好像不需要我，而只是需要有个人跟他说话——听他说话——就行了，至于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并不重要，他也不在乎。

直到接下来的一天上午，在聊到年轻人就业这个话题的时候，他才终于意识到了我，才终于意识到我正陪着他坐在那儿聊天，而不是像我的同龄人那样在什么单位或公司里上班。

老弟！你之前是做什么的？他把对我的称呼从一直以来的“你”换成了“老弟”。我心想，老哥，我简历里可是都写着呢，第一次见面就给你了，只是你没看，甚至连打开瞄一眼的兴趣都没有。教小孩子玩泥巴的！我说，我没说那个冠冕堂皇的称呼——陶艺师，没必要，而且那也跟我没关系了。哦？那也可以当个工作？他一脸不信地问。当然了，我点点头说，这有什么不可以的，有人需要就可以，你看，我坐在这儿陪你聊天，不是也可以当个工作嘛？！

他笑笑说，那你以前学什么的？我说了。那你到我这儿来岂不屈才啦？他说。我说，有什么好屈才的？这年头，硕士都去卖猪肉了，博士都去当社区办事员了，我比上不足，但比下也算是有余了。是的，我还能怎么说呢？我只能这么说，而且我也不想说别的，什么艺术，什么设计，什么家，什么事业，什么梦想，他听不懂那些，他们那代人也从来没有过那些。

我说老弟，你挺能想得开啊，这在你们年轻人中可不多见！他一边说一边竖起一根大拇指朝我这边扬了扬。我心想，想不开我又能怎么办呢？难道去跳楼？去投江？还是去卧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