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眼泪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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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攫送我与父亲到医院后离开，是我不让他在医院逗留的。最近他的身体挺糟糕，看上去比我们八十岁的老父亲更易感染病毒。不过话说回来，刚刚过去的这十年，父母生病住院，几乎每次都是我巴巴从广州赶回老家替他们张罗，住院手续对于我来说轻车熟路，也无须明攫操心。今年住院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核酸检测——护士用无菌棉签在父亲和我的口腔采样，一天后送来结果，阴性。护士强调，住院的病人和陪人都要核酸检测，免费。

随后护士送来体检表，说我父亲年岁高，属传染病易感染人群，明天最好早点去体检，避开人潮高峰。

体检表上有胸片、心电图、血常规、大小便、心肝脾肺肾、彩超B超等等一大堆名堂。我问医生，硬币大一个伤口，有必要这么夸张吗？医生说：“阿伯这个岁数，一点点小事都有可能变成大事，检查清楚，了解他身体的真实状况，才好对症下药——如果你认为没有必要，可以不做，签免责承诺书——不体检的话，用药或者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不负责任。”

医生用专业知识不轻不重打脸，让我郁闷但又不敢说什么。天气热，医生穿短裤，外面套件白大褂从背后看就像没穿裤子一样。我打电话征求在妇幼保健院做医生的表嫂的意见。表嫂说，现在所有医院都这样，入院要做全套体检，不是强制，但几乎人人都做，不做得签免责文件，病人和家属没有不怕的，白内障，两只眼睛分开做效果比较好，有些人做第二只时还要重新体检一次，因为距离上次体检已经超过十四天，失效了。

从众心理让我稍微好受一点。表嫂又说，你就当成做个全面一点的健康体检呗。

心脏彩超一百九十八，肝肾彩超一百九十二，心电图三十……有零有整，跳来跳去的数字看得我烦躁。不知父亲的农村医保能否涵盖这一部分。

病房是三人间，父亲最后一个住进去，中间那张床，正对挂在墙上的电视。此刻父亲木然坐在病床上，神情委顿。我试图跟他说说闲话以助他缓解焦虑，但他总是走神，对话慢半拍。电视开着但没声音，也没人看。我侧身坐在电视正下方看钟晓阳的《流年》。每次离开广州去别处，我都随身带一两本繁体竖排的书。繁体看得慢，薄薄一本能看几天。

有两个小孩突然冲了进来，近门床位的陪护阿姨惊呼一声抱起小点的那个女孩子，隔着口罩叭叭狠亲几口。小女孩大声喊，外婆外婆，看我的小鳄鱼！所谓小鳄鱼是套在手上的布偶。鳄鱼的大嘴张开，作状要咬外婆。住院部有个奇怪的现象，医护人员，甚至连保洁阿姨都戴口罩，病人和家属不戴。随后进来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美少妇，门边病人的长女。沉郁的病房因为孩子，充满了阳光与乐趣。

我父亲是皮外伤，住进了烧伤整形科，同病房靠近门口的大叔姓赵，车祸，阳台边上是个三十岁不到的年轻帅小伙，刚做完痔疮手术，与同样年轻的妻子，总在低头玩手机。说是烧伤整形科，真正烧伤的病人却很少，大多是我父亲这样的皮外伤患者，个别因为特殊情况受伤的人，也被安排于此。为了方便叙述，我给我们这个病房排个床号吧，进门第一张床为1床，我父亲2床，靠近阳台的小伙3床。

病人们受伤的原因稀奇古怪，听上去假得不像真事，比如对门病房两位老太太，头发还很黑那个的大拇指一年前被蚂蚁咬了，现在来住院——开始时痒，有小肿块总消不下去，后出血化脓，伤口一点点扩大蔓延至手臂……老太太忍了足足一年，直到伤势严重影响了生活才让儿子送至医院。3床发表高见说，这种蚂蚁国内原本没有，跟随进口木材被运输进来的。另一位年纪大点的老太太，去菜地做事，不知被什么刺伤了左边大脚趾，回家贴块创口贴了事，后来化脓，自己用土方生草药敷，也不告诉家人，直至脚趾发黑，生了坏疽——医生切去她受感染的部位，两个脚趾头，一小块脚掌……再晚一些怕是有性命危险。

赵叔未到六十岁，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大学刚毕业不久，回来停一天便又回了广州上班，在医院照顾的是他的妻子吴姨，二女儿因为要上班几天来一次，大女儿是家庭主妇，每天送汤水补品过来。吴姨过了五十周岁的退休年纪，这几年在酒楼打工，误工费由赵叔的老板赔偿。赵叔伤得重，又在要害部位，必须整天平躺，尽量不动，以免撕裂愈合中的伤口。他中午从车间骑摩托车去饭堂，转弯时与一辆高速行进的叉车相撞，伤在大腿根部与小腹交界的地方。按有关规定，叉车空车移动，车叉必须要紧贴地面，叉车司机的违规操作，连累赵叔被刺伤，几乎腰斩。叉车速度不高，马力足，人被其撞击犹如遭大象踩踏。赵叔转述医生的话，说如果叉车往前多推五毫米，主动脉切断，神仙也无能为力;多往中间一厘米，命根子和睾丸稀巴烂……我忍不住笑了起来，虽然我知道这时候笑很不礼貌。赵叔自己也笑。笑着笑着，侧过头去抹眼泪。

赵叔是皮革厂的资深技工，两个女儿嫁到了台城，他与吴姨住在老家离台城四十公里的小镇上。中午出事后当地医院给他做了止血和包扎，送至县第一人民医院。

说着说着，赵叔开始感慨，春节过后皮革厂停产，直到两个月前重新开工，没想到回厂上班才几个星期，自己就出事了。我问皮革厂停工这半年他都在干吗。他先是去吴姨上班的酒楼打杂，做了个把月，不习惯，转去附近的农场养猪，老板不按事先说好的支付工资，他愤而辞职，去帮亲戚卖海鲜，皮革厂重新开工后马上回去上班——与皮革打了半辈子交道，无论什么工作都比不上老东家的皮革厂！

他傍晚被送到人民医院，已经下班了的医生被重新召集回来，开会研究到深夜十一点，开始给他做手术。多名医生同时忙碌，给他清理伤口、修复肌腱、修补血管、接驳神经等等，一直忙到天大亮。

手术完成后赵叔继续沉睡，主刀医生跟家属解释他的情况，一些手术中遇见的问题和困难，注意事项等等，然后给吴姨看赵叔伤口的视频：右边大腿根部肌肉大面积切断，主动脉外露，骨头隐约可见，红彤彤一大片血肉模糊……吴姨顿时心脏乱跳，狂吐不止。之后吴姨无法再看伤口，每次医生替赵叔换药，她得先拧转头才伸手拉起盖在赵叔身上的床单。

如果说1床的赵叔身上充满悲情色彩，我父亲精神委顿，3床则是欢乐满满。3床两公婆都有点犯二，要么一起面露诡异表情低头玩手机，要么严肃认真地交流游戏心得，偶尔与家中的母亲或者女儿通电话，嘻嘻哈哈，欢乐得像买中了彩票。护士通知小伙到楼下换药，他妻子问，要不要扶你去？他说我自己就行，今天不想让你看我的屁股。可能伤口还痛，他歪歪扭扭拱着屁股走路，像第一次穿高跟鞋的少女。最好玩的一次是，几岁大的女儿与他视频，三番五次提出要看他刚做过手术的伤口，他妻子在边上笑得像个神经病。

明攫的妻子，我弟妹，每天送一次汤到医院。鱼汤或者骨头汤，味道还不错。她说，如果医院的饭菜不好，她就做了送来。父亲说不用不用，胃口坏了，再好的饭菜我吃不下。

第三天我起来得晚了，去到医院医生已经查过房。父亲说一部分体检报告出来了，有个肾的指标偏高。明攫的肾有问题，父亲对肾字尤其敏感。我张口就说，你这一把年纪肾当然比不得年轻人，单个指标高点不算什么。其实我的心也揪紧了，只是强装镇定。父亲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指标，老年人有老年人的指标，高了就是高了——你说我以后要不要洗肾？听说洗肾很痛苦。我瞪他一眼，转身一瘸一拐去找医生讨说法。父亲的主治医生姓苏，还是个小年轻，在病人面前说话未必有分寸。苏医生说，是有些偏高，不过可能是受他之前吃的那些消炎药影响，需要几天后重验一次才能确定。我回去跟父亲解释，费煞心思跟他说了不少宽慰的话。他面无表情仰躺在床上，睁大眼睛望天花板，不知心里在想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父亲突然坐起来问我，要是他的肾真坏了怎么办。

“坏了就治呗！”我有点气不打一处出。

“很贵的，很辛苦的。”

他的意思是说，不想花钱治肾，也不想受肾病之苦。但世间的事，哪能样样都有得选择？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人老到一定程度会退化成不谙世事的小孩子。

父亲突然流泪满面，哽咽着说他不争气，拖累我们，又说辛苦，还不如死了自在，可又不舍得死，也不能死，因为无法想象他不在以后母亲一个人要怎样活下去……我听得泪汪汪，掐大腿提醒自己不要感情用事，更不能给父亲煽风点火以加大他的悲苦。

我走近抹去父亲脸上的泪，又扶他躺倒，用热毛巾给他擦脸，帮他擦身体。父亲真瘦啊，肋骨像摆在身体之外一样清晰可见。等我帮他擦完身体给他扣扣子，发现他居然睡了过去。我倒是有些哭笑不得了。

父亲能正常走路，能自理，我夜间不必在医院陪他。其实白天，我在他身边也没啥事可做，我留在医院，陪伴多过照顾。父亲时不时跟我说些村里谁跟谁的是非，周边村子最近发生的古怪事情等等，但往往没说一会儿他就累了，半闭眼睛似睡非睡。

几乎每一次，父亲聊着聊着就开始唉声叹气，说自己的时间到了。一会儿又说，如果他不在，我母亲会很可怜。母亲比父亲小十岁，今年才七十，除了头脑有时犯糊涂以外，身体还算硬朗。但我没有办法不担心，母亲最终会和外婆一样老年痴呆。长年照顾神志不清醒的外婆令我舅舅崩溃，来我家与母亲倾诉时痛哭流涕。在我和明攫还很小的时候，母亲已经过得稀里糊涂：家里来了客人，她专门去镇上割肉，路上见到摊上的衣服漂亮停下来欣赏，买好衣服马上回家，父亲只好气急败坏地亲自再跑一趟镇上……如果说父亲老到一定程度以后重新变回小孩，那么母亲则一直都是个小孩子，从未长大过，在他们平淡而漫长的婚姻生活中，父亲一直扮演家长的角色，欺负母亲，同时也在照顾着母亲。

我扶父亲到隔壁的房间换药。伤口的痂很厚，上面无法分辨的成分多，即便医生手段高明也无法一次清除干净，得用药膏敷在上面，软化一层揭一层，现在是在揭第三层。被揭去结痂的伤口凹陷下去变成一个可怕的坑。也就是说，父亲小腿肚上原本凸出来的痂，不是微型普洱茶饼，是个上下对称的小飞碟……医生用镊子小心翼翼清除腐烂的组织，有时还要用放大镜观察过后才下手，有些腐烂的组织与皮肉交织粘连，或者边上有神经，令父亲发出可怕的声音。等到医生完成工作离去，父亲还侧卧于床微微发抖，看上去十分可怜。

他趁我不留意抹眼泪，而我假装没看见。

“痛成这样，还不如死了干净！”父亲恶狠狠地说。声音有些哽咽。

“你又想多了是不是？这么痛一下就要死要活的，你倒是越老越娇气啦。”

父亲嘴里发出嘿嘿的声音，算是勉强笑了笑。

从今年春天开始，父亲多次跟我抱怨，一会儿说腿脚没力，一会儿说头晕，一会儿说胃口差，吃什么都没滋没味，一会儿又说饿得心慌意乱……有时我被他重重复复又自相矛盾的怨气惹怒，大声训他：“你难道以为自己才三十岁吗？七八十岁老人，腿脚无力很正常好不好？力气不够就带个拐杖，累了在路边歇歇，又没什么事情必须要去做，也没有挣钱的任务，时间那么多，做事慢一点，走路慢一点，又有什么关系？”

父亲曾经脾气火爆，我小时候被他揍是家常便饭，但如今，他被我抢白不仅不生气，还一声声地附和，像在讨好我。现在我再也不敢抢白病床上的父亲了呀，他看上去那么虚弱，漫长岁月掏空了他的身体，我终于也肯承认，在我心中野牛一样的父亲，已经不需要任何疾病，甚至不需要原因，也能撒手人寰。

对于父亲可能的离世，我没有心理准备，也还未做好准备，很想说点什么以减轻他的焦虑，同时也减轻我自己的焦虑，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在这样的情景之下，无论我说什么，都绕不开死亡与疾病。我多么想学3床的小伙子，说几句俏皮话逗父亲笑一笑。

几个月前母亲私下里问我，父亲不在以后，我打算如何安置她。我当时说，你来广州跟我生活，或者去明攫家里，二选一。母亲想留在台山，但又不想去县城明攫家生活，她希望我退休后回梁丙子村跟她一起生活。我愣了一下说，好的妈妈，我答应你。我之所以答应得如此爽快是因为，还有十多年我才能退休。

如此严肃地忽悠母亲，我多少有些愧疚。离开电视台的这几年，我没有在外面工作，如果不领退休金也算退休的话，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但是这些与忧虑有关的，我并没有告诉父母，很多年以前我已经知道，与父母相处的最好方式是报喜不报忧，所以他们以为我至今还在电视台上班，并且会一直在那里干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