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父亲

早上接到市里影视家协会刘秘书长电话，说协会今晚飞机飞贵阳，学习加民俗采风，当然主要是民俗采风，去七天，去十位骨干艺术家，我是一个，问我没问题吧，没问题一会导游会联系你，你把身份证号码报给他。

有点受宠若惊，这种好事能轮到我这个小会员头上。我迟疑了一下，对秘书长说，一会我回复你，看看我的时间安排。

其实我没什么事，我迟疑，是因为和一帮陌生人出去玩合不合适。因为工作原因——我干电影剪辑的，宅得不能再宅，倒不是说害怕或者社交恐惧，是不习惯一堆人共处那么多天，吃饭啊、谈笑啊、寒暄啊。

但我还是决定去。因为父亲说他今天要坐高铁过来我这里住几天，他在湖南老家的那个旧改小区正式拆房子了，他还没租到合适的房子。

找房子都找了一个月了，还没租好！就我对他的了解，再找一个月，都未必能找到。又要便宜，又要采光好，又要挨近菜市场，又要有公园，还要安静，干脆让市长给你在市政府边上盖个免费别墅好了。

我赶到机场时，大家已经登机了。

每个人都是自选座位，没坐在一起。大家第一次寒暄是下了飞机后的晚餐上。

除了刘秘书长我认识，其他九个艺术家，还真第一次听说。其实也不怪，这几年影视业大发展，网剧、网大项目马蜂窝一样不计其数，从业人员激增，同时门槛降低。会写段子就可以当编剧。会开机然后远、中、近、特镜头各来一条，你就是摄影师。拉得到钱就是导演，因为导演会喊“咔”就可以了。相反，剪辑的技术含量还高一点，那么多软件你首先得会、得熟啊，更别说还有很多技法和观念了。

大家开始自我介绍，张三李四王五，顺着座位挨个来。有的人很高调，说下一个项目票房完全有可能超过《战狼2》，有的人很低调，说三年拍了三个片子，没有一个过审，最新的片子关注的是公民政治参与。低调也是为了高调，大家会随之附和：“你这个牛叉，真正的艺术家”、“来，为中国电影未来，干一个”。

我一直在干剪辑，这几年获过两个最佳剪辑奖和一个最佳剪辑提名，但可惜都不是知名的奖，说出来还得解释半天，只好潦草带过：“剪辑师，张守刚。”

没想到一帮艺术家对我的发型感兴趣。我是长发。我今年四十五岁，我这二十五年都是长发。最长的时候，到半腰，最短的时候就是现在这样子，搭在肩膀上。

刘秘书长说，守刚兄，长发飘飘，还微微发白，一看就是艺术家气质。

然后大家开始吐槽。张三说，哎呀，我年轻的时候，也想留长发，老爷子反对没留成，好遗憾。李四揶揄一句，你幸好没留，不然人家会以为哪里来一乞丐。

一个编剧小女生倒是很认真问我：“为什么想到留长发，有什么故事吗？”

我说，我是七零后，我们那时候，偶像是齐秦，很多男生都跟着他留长发，我是上了大学后开始留，中学肯定没有机会留。工作了，我分到老家的省文联，编一书画杂志，不用坐班，一个礼拜去一次，去的目的是想念食堂的红烧肉，领导也没说不准留长发。后来转型做剪辑，来了深圳，单干，头发长也不影响接活。习惯了，短了反而不适应，就是这样，我也不写诗，也不玩摇滚。

小女生又问，留长发有什么遗憾吗？

没有吧。

我不知道别的中年人如何。我从今年开始喜欢思考人生。思考人生，换了以前，会觉得“哇，好矫情”的一个词，呸呸呸，滚一边去。但现在我开始觉得它不但不矫情，反而十分宝贵。

编剧小女生问我留长发有没有遗憾、有什么遗憾，我说没有，这不是实话。

什么遗憾？跟我儿子当当有关。

当当十岁的时候，有天放学回家，脱下书包，站在我面前，很认真地跟我讲了一句话：“爸爸，你能不能不留长发了？”

我当时正窝在进门墙边的沙发里。如果没记错，父亲正在厨房里杀鱼。他每天要为当当做一道鱼，他的鬼扯理由是孩子十岁前必须每天吃鱼，而且是新鲜的鱼。跟着儿子天天吃鱼的结果是，我到了深圳这个沿海城市很少吃鱼，腻啊。

我没有回应当当的要求。

第二天，他放学回家、脱下书包，我从睡房里钻出来。他看到的我，长发依旧。他也没说什么，搬着小木凳，坐在餐桌前，按开电视，调出动画片频道。那台二十一英寸的康佳彩电，不知道为什么声音一会大一会小，大的时候像打雷要爆炸，小的时候像卓别林的默片。

父亲在厨房里喊了：当当，把电视关了。

当当不理会。

我走过去按黑电视，然后回到沙发里。

当当看了我一眼，又打开，然后迅速地把声音调成静音。

那时候我正跟前妻吵得精疲力尽，连过去揍一顿的力气都没有。我竖躺在沙发里，头枕着当当的书包，默默地跟着他看一堆小动画飞天入地、各种变身。

不是编剧小女生的问题，让我回忆起这个往事。而是，这段往事，最近这些年一直浮现在我记忆中。

这些记忆牵扯着我，像乳白色的钓鱼线，久不久浮出水面一次，水面涟漪散开，让人意识到时间存在。

说这些，倒不是因为当当出了问题。当当很好。自自然然地成长，小学、初中、高中，长到今天的十七岁，成为一个爱看漫画、不爱运动、学习一般、有点特长（英语不错，英文歌唱得超溜）、爆过青春痘、暗恋过女生但不敢表白（我偷看过他的日记，那个女生居然是外校的，还是练举重的，妈呀）、身体发育算正常（十六岁那年冬天，床单上一团慌张处理过的精斑被我发现）、跟他妈妈感情不错、跟他后妈感情也还行……

为什么一个孩子会要求他的父亲改变发型？

一定是他觉得自己的爸爸跟别人的爸爸不一样。别的爸爸都是短发，平头、三七开、六四开、中分，为什么我的爸爸长发及腰？

一定是有小伙伴跟当当说，你爸爸的头发好长啰，像个鬼咧。

十岁那年的当当，一定是受了刺激的。

我的我行我素，也一定是刺激到了少年当当的。

贵州行程的第一站是黄果树瀑布。日寒水枯，瀑布像流浪汉身上的破布条，稀稀拉拉地耷拉着，一阵大风过来都可以吹得飞起。

黄果树出来，大伙上洗手间的时候，收到丹娜的微信：老爸现在又在搞 “收藏”呢。

丹娜，我现在的妻子，是一家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她发微信特别注重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然后就是特别讨厌使用表情包和使用表情包的人。这样也好。看到“收藏”二字加了双引号，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父亲是个破烂王！家里所有东西他舍不得扔就罢了，他还往外头搬东西回家。小时候，他带回的东西不仅占满他的睡房，还侵占我的睡房一角。我一度怀疑母亲的肺癌就是呼吸了这些破烂散发的气息导致的，不然母亲怎么会五十不到就突然重病离去。我也一度认为妹妹之所以大学一毕业就远嫁伦敦，也是破烂逼的。旧轮胎、旧书报、旧酒瓶、旧布娃娃……他尤其喜欢捡带铁的小东西：螺丝钉、螺杆、螺帽、铁条、铁块。他都会收集起来，放在一个盒子里。他的理由是，因为这些东西太小，真正要用起来非常难找。

我小时候戴过的第一顶皮帽子就是他捡回来的。是一顶掉了一只“耳朵”的雷锋帽。掉了的“耳朵”，被他缝上一块黑棉布，以示对称。他用火烘暖和后，罩在我头顶上。那天大雪纷飞。我跑到很远的地方，在一个田野里，用小手刨出一个深深的洞，把帽子埋起来，然后站立在一边，看大雪落木萧萧把地上的痕迹全部覆盖。这是我第一次反抗父亲。那年也是我的第一个十岁。

多少年过去了，我的父亲大人啊，你还是痴心不改。以前在湖南老家如此，现在随我搬到深圳仍如此，我真的是受得够够的了。

就在我不知道该不该打个电话给父亲，让他暂停“收藏”这一兴趣爱好时，丹娜微信又来了，是一截视频，视频里是父亲的声音：“都九点了，小区幼儿园旁边还有人在跳广场舞，音响把天都要炸了，你们说这样会不会干扰到幼儿园教学，你们说要不要制止！我今天第一天住进来，就发现了问题，你们就没发现？”

丹娜让我打电话劝走父亲，让他别在物业据理力争了，广场舞扰民这事，小区的历史遗留问题，哪是物业一下两下能解决的。

我拨通了父亲手机。父亲在手机里重复着视频里的话，几乎一字不差。

我把手机放下来。他的声音照样字字入耳。

我说了一句就挂了：“行啦！回去吧。”

关于父亲，我不知道该如何谈起。

谈他在老家的师专（后来改成了文理学院，二类本科）教了一辈子书都没评上教授？谈他处处爱管闲事、伸张正义？这都是太大的话题了，容易把他往高大上方面引，不如就谈谈我和他。

就谈一件事，还是关于我的长发。

我是大二第一学期留的长发。也不知道父亲从哪里知道这个事，总之那个十月，父亲突然闯到了我的宿舍。他手里握着一把大号剪刀。宿舍几个同学都吓坏了，以为命案要发生。狗日的一个个胆小无比，不但没有勇夺凶器，连个刀下留人的请求都没有，全跑出去了。等他们带着校保卫科的一队人马回来时，父亲已经人走刀留，我呢，毫发无损。

父亲带刀而入，带着怒气。他强行要剪我头发，但身高够不着。他气得嘴唇打颤。他开始退而求其次——骂。作为大学老师的父亲骂起人来，跟田间地头的农民父亲是一样的，遣词造句和语法都近乎一样：要不要脸？你不要脸我要脸;丢不丢人？你不觉得丢人我觉得丢人;男不男女不女，你这什么意思;你读的是什么书，狗屎是不是。

我就不说话，反正你剪不到我头发。

父亲走了。走之前，他把崭新的剪刀压在我枕头下。枕头蓬松，剪刀外露，他又从桌子上拿了本大开本的书压住剪刀。他以为我会自己手起、刀剪、发落。

父亲带刀怒闯宿舍之后，我和他再也不讲话。大二寒假，我回到家里，尽量不跟他同桌吃饭。他吃饭，我就在房间画画。母亲叫“守刚，吃饭了”，我就答“画完再吃”。母亲过来一看，我确实在画画。有时候肚子实在饿，提早出来，碰到父亲在走动，我会刻意不让他撞到我、挨到我。他坐过的位子我不坐，他拿过的碗筷我不拿。学费他递给我，我不拿，让他放在桌子上，我一会自己拿。就到了这个地步。

父亲受不了。

大二暑假一回来，迎接我的是两个省城记者。那时候，中国有档很火的电视节目，中央电视台做的，名字叫《实话实说》，把当事人请到演播室里面对面对峙。各省电视台纷纷效仿，我们省电视台就叫《有话好说》。

父亲把电视台记者（准确说是编导）叫到了家里，让我们父子俩有话好说。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电视台和他们的工作。

在我回家之前，两个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年轻人已经在我家拍拍拍、拍得差不多了。拍我的房间、父亲的房间、客厅里的全家福，还有我的完成的、未完成的、半途而废的画作。

我回来后，一个女记者跟我说，她是大我三级的师姐，还说了我们共同的几个老师的名字。我哦哦地应着。师姐又说，请我们过去做节目，就是想探讨下代沟问题，想说什么都可以，不想说什么也可以，一切自由。说得好就播出来，说得不好就不播。

父亲站在一边说：“守刚，咱们来一次平等的对话，直抒胸怀。”

父亲不说还好，他这么一说，我就答应了：“好，对话。”

然后很快就有车子过来接我们。他们在市电视台搭建了一个演播室。与其说他们真会节省开支，不如说他们害怕我中途变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