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袍（短篇小说）

一

一九九七年夏末，我母亲沈梅二十五岁，刚刚递交辞呈。她和即将留学美国的我父亲毛峰，坐在上海浦西一家照相馆里拍婚纱照。我母亲当时的心情和后来单独面对她的美国学生马修时一样，有一种隐隐的不安感，从脚后跟爬上心头。

照相馆里陈列的多是彩色婚纱照，新娘模仿香港女明星的蓬松波浪卷发，有着饱满的颧骨、上扬的眉毛，和全包黑眼线。照相的师傅穿一件棕色马甲，坐在木头小板凳上，指挥着我父母头靠得近一点，肩膀不要僵硬，深吸一口气，自然地微笑。我母亲脸上拍了很白的脂粉，口红也抹得很艳，头发喷上摩丝，油光锃亮，所有碎发都倒梳到脑后，用黑色小发卡别在了一个网面头花上，耳边的头发则烫成了小卷。我父亲扶了扶他的棕黄框眼镜，松了松手指，正了正领带。背后是一块大幕布，他们两人手上捧着一束白色百合捧花。

我母亲沈梅和我父亲毛峰那时候才认识了不到两个月，匆匆地结婚了。连婚礼也没有来得及举办，只是简单地在民政局领了结婚证。她原也不想将人生大事办得如此匆忙，但为了能顺利办下签证，在一个月后去美国陪同我父亲读书，她不得不提前做出决定。

拍摄照片时，她穿的是一件常见的白色缎面婚纱，心里想的却是行李箱里的那件红旗袍。那是我外婆送给她的礼物，算是嫁妆。这件红旗袍和传统的龙凤褂或秀禾装不同，没有那么隆重，主要穿作敬酒服。我母亲试穿过一次，过膝长，右开衩，斜襟，元宝领，腰身刚好是她的尺寸，很修身。用的是江南真蚕丝，摸上去顺滑。石榴红的底色之上绣有描金双喜凤，和另一套双龙戏珠的马褂是配套的，合起来寓意龙凤呈祥。领口有三个盘扣，做工精致，针脚收得紧，不是用缝纫机，而是手工刺上的金银线。

走了神，照相的师傅提醒她：“请保持微笑，笑得开心一些，像您先生一样。”沈梅这才回过神来，这天是拍婚纱照的喜庆日子。看着身旁这个男人，她有点恍惚，竟有些记不得自己是如何答应了他人生大事。可如今后悔也是来不及，只是遗憾没有提前细细考察他一番，就轻易与他缔结了婚约。

等待冲洗胶片的时候，毛峰和她倒数着飞机起飞的日子。“好像，中间腾不出时间办婚礼了。”他指了指日历说。我母亲没有回答，只是转头看了看照相馆里陈列出来的样片，红双喜之上是两张人脸，女人的笑容有些僵硬，嘴唇紧抿，而男人却笑得欢喜，牙龈都露了出来。毛峰接着说：“我们等回国再补办婚礼，好吗？”我母亲不能回答不好，她只能点点头，答应了他。

她想起之前他们俩在南京西路上海美术馆约会的那天。当时二人正逛着印象派画展，我父亲毛峰见时机成熟，同她说：“学校里有一批公派去美国留学的名额，我拿到了其中一个。”我母亲当时没有回答他，只是低下头，视线从我父亲雀跃的脸孔转移到画展上那朦胧得看不清五官的画上。她心里想的是，这次来美术馆的约会大概就是所谓的告别仪式吧，一人远走高飞，另一人留守原地，两人各自天涯海角，他们俩的恋爱关系算是到头了。她为这一个多月就夭折的恋情而暗自默哀。毛峰并不知道我母亲从这句话中得到的暗示是分手，他当时只是自信地开口：“我早就想好了，决定带你一起去美国。”我母亲愣了一下，追问他什么意思。而后我父亲直白地说：“我们结婚吧。”

这句话的回音在沈梅脑海里回荡了很久。那一天她从美术馆回去后，借用同事的电脑，同她的大学好友阿青写了很长一封电子邮件。从前她大多习惯用纸笔写信，然后缓缓贴上邮票，从邮局寄出，假如有急事，就拍电报，当天送达。但这次她想问的太多，电报写不下，书信又太慢，电话上也担心说不清楚，她只好写电子邮件。电邮是工作以后才学会的，她用的是比现在笨重得多的电脑，左右手食指来回敲击着键盘，一个键一个键地输入。她在邮件里问阿青：他真的爱我吗？要我辞去我的工作，放弃我现在安稳的生活，跟他去一个如此遥远陌生的地方，未来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模样，我总是隐隐地不安。虽说他是外地人，是农村人，身高也就只比我高那么一点，家底也不富裕，可是，毕竟他是博士，再过几年，也许就是海归博士。而且，他人看起来还挺老实的，从面相上来看，应当是个善良的人。只是，一切都来得太快了，如果能多和他相处一阵，再多深入了解了解彼此，大概会更妥当些。

邮件发出去后，三十分钟没有等来回音。在这三十分钟里，她时时挪动着鼠标，点击邮件页面，刷新，在已发送里反复确认刚才的邮件发送成功，也翻找了垃圾邮件，但无论如何刷新，都没有新的回信传来。她只好暂时关闭页面，滴了滴眼药水，眼睛干涩得有些酸疼。她闭眼等眼药水在眼球表面浸润开来，想着电子邮件的发明省去了贴邮票、装信封的仪式感，却平白拉长了等待的煎熬。她只是点了点手指，对面就可以及时收到邮件，然而收到并不等同于看到，看到也不意味着会立刻写好回信，这之间的时间差成了个谜。假如是用邮局寄信，她就不会对回信的速度抱有多高的期待。假如是打电话不接，那么她也不必自作多情地对着一个听筒倾诉这么久。可偏偏是电子邮件这个新玩意儿，让她看不见也摸不着，处在一片混沌中。她猜测，也许阿青早就收到了，只是一直没有点开来看，又或许她其实早已看到了邮件的内容，却迟迟没有想好如何回复她。

好像进入了一片空无一人的剧场，她在台上的演出即将开始，却没有观众到来。而等到阿青真的看到邮件再回复时，这位迟到的观众就会发现舞台上早就谢幕了。沈梅自己只能对着不知何时赴约前来的观众独自表演着。她们似乎注定有着时差，却在发送的那一瞬间误以为可以同步。

她相信阿青作为局外人必定比她更清醒。沈梅心里期待一个否定的回答，她想被劝阻，以证明自己的冲动是错的。这样做出选择的人就不是她，她也不用为此承担任何责任或愧疚感。

过了一夜，她打开同事的电脑，登录上自己的邮箱，回信那一栏仍和昨天一样。而此时，来接水的同事告诉她，毛峰已经到她单位宿舍楼下了，他应该站了有一阵子。她从灰石砖砌成的窗户口看下去，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黑衣黑裤配黑鞋。自认识他起，他好像只有黑色这一种颜色的衣服，沈梅觉得他随时可以赶去奔丧。看他手上拿着的，好像是一本书，边读边点头，看起来很陶醉其中的样子。一时间，我母亲觉得，和这个人结婚，然后去美国陪读，可能是个还不错的选择。沈梅这样想着，毛峰抬起了头。二人目光交汇。沈梅下楼，问毛峰：“你在看什么书？”毛峰把书的封面转过来，黄褐色纸张上竖版印着五个熟悉的文字，《平凡的世界》。他说：“我正读到孙少安和贺秀莲结婚这段。”沈梅转过头去，背对着他。她想起了在美术馆的那个问题还没有回答，所以她用后脑勺点了点头，盘发的红发卡也颤了颤。

二

我父亲毛峰始终是一个有规划的人，他在毛家镇上小学，一个班级八个人，只有他一人升上了初中。初中毕业后，他又成了镇里唯一一个考入县城高中的。高中以前的学校都建在山上，每回吃完晚饭他都会翻过一座高山，坐在山头，独自一人遥望远山云雾背后的大世界。再去省会读大学，到上海念研究生，那时他已成为全镇学历最高的人。在二十九岁之前，他一心专攻学业，眼里只有奖学金，不浪费时间谈恋爱。直到公派留学美国名额公布的那一天，他才将恋爱与婚姻提上日程。他心知肚明，去了美国以后，所有精力都将投诸事业，无暇寻找一个合适的伴侣。且在美国，想要从零开始认识一个单身适龄女性，也是一件难事。而如果等他从美国学成回国，年龄就大了，再想成家立业就有些迟了。那时候，我父亲计算着出国的日子，还有三个月。他计划在三个月内寻找到一位心仪的女人，尽快与她结婚，带她一同出国。

他用平日里读书备考的态度对待恋爱，在一张草稿纸上罗列了理想妻子的几个要点，比如她的年龄最好在二十三到二十七岁之间，性格像我奶奶那样，勤劳贤惠，温柔顺从。职业与收入都可以放宽要求，外貌长相也并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忠诚与顾家，可以接受在短期之内步入婚姻，组建家庭，出国陪读。而后他制定了一套战略，从初识开始，到逐步深入，最后趁时机成熟，主动求婚。

二十九岁的我父亲在草稿纸上写下这些后，找到了一种清晰的方向感，像是期末考试前复习完了一整本教材，信心满满地走入考场。他为此尽力隐藏起内向腼腆的一面，主动报名了社交舞会。我父亲穿着第一次买来的黑西装和黑皮鞋，左手牵起了一位女士的手，右手搭在她的肩膀。在圆舞曲的音乐响起时，他由于四肢不够协调而不小心踩到了这位女士的脚。这位女士，也就是我的母亲沈梅，当时觉得面前这人真笨，连舞都不会跳，节拍全部踩错，还出了一手心的汗，湿答答的。沈梅于是主动领着他跳舞，告诉他，一嗒嗒，二嗒嗒，节拍是这样数的。我父亲当时太过紧张，心跳比节拍跳得更快，怎么也数不清拍子，总是在我母亲向前出脚时也向前出脚，在她向后迈步时也向后迈步，脚步撞在了一起。一曲结束，他自己也感到颇为尴尬，向我母亲道歉：“我以前从来没有跳过舞。”我母亲当时只是颔首浅笑，说：“没事没事，我可以教你。”

毛峰自那以后开始频繁地邀请我母亲吃饭，从实验室食堂，吃到我母亲单位食堂，饭后他送她回单位宿舍。沈梅的单位宿舍在离他平日做实验不远的地方。每次回去时，沈梅总是能闻到他身上一股奇特的味道，有点苦涩，像端午节的艾草。她独自一人在单位宿舍床铺上辗转时，常常想起这一气味，好像凭借这股气味就可以锁定这一个人。她由这气味出发，会想到一些哲学问题，比如这世上每个人的存在根基都是不同的，有的人靠气味存在，有的人靠声音存在，有的人靠颜色存在。沈梅的父亲，我外公的存在根基就是气味，沈梅告诉我，她小时候只要一闻到酒香味就知道是外公回来了，而记忆里外公只留下了一个酗酒者的形象，静默无声。沈梅母亲，也就是我外婆，依靠声音存在，她在喊子女回家吃饭时一嗓子能喊到五里农田以外，而她在记忆里却是黑白无味的。这样想着，常常容易想失眠，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沈梅想不清楚自己到底是靠声音存在，还是靠气味存在，她平平无奇，连一抹颜色也没有。

至少当时的毛峰对她来说最独特的是气味，沈梅有回实在好奇就问他：“是什么味道？”毛峰自己嗅不出来，他说：“应该是实验室的味道，一天在里面待十几个小时，沾上了，洗不掉，你如果不喜欢，我可以喷一喷清新剂盖住它。”沈梅说：“不用不用，我很喜欢，这个味道很特别，像是我爸爸以前坐火车回家，一路上染到的味道。”这种气味我母亲很难描述，初闻时苦苦的，闻久了，竟也觉得有股清香。

我父母关系往前更进一步的临界点是在一个夜晚，我父亲毛峰打电话给我母亲，电话接通到了她单位宿舍的座机，我母亲被呼叫下去，她穿着拖鞋走到了一楼的收发室。墨绿色的电话听筒里，我父亲说：“今天晚上我在实验室里加班，做一项很复杂的实验，做的过程太过投入，忘记了时间。实验结束以后，才看到时钟显示已经过了九点十五。班车最晚一班是九点，刚刚开走。”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住的地方在浦东，离实验室很远，但想到沈小姐的单位宿舍就在附近。”而后他问沈梅：“我可不可以，在你的单位宿舍借宿一夜？”沈梅有些诧异，她拿着电话听筒的右手手心有些微微出汗，她将听筒换到了左手上，然后右手摩擦着睡裙，把汗擦干。我父亲听到对面并无回应，于是说：“对不起，我真是提了一个冒昧而唐突的请求，你拒绝也没事的，我在实验室里打个地铺将就睡一晚，也是可以的。”沈梅见不得别人有难而自己不施手，她当时双手握紧了听筒，开口说：“你过来吧，我会想办法帮你的，我去找找我们单位宿舍里，还有没有多余的房间和床位。”

到了将近十点，我母亲在楼下等待着。毛峰一手拿着脸盆，一手拎着牙刷杯，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包裹，来了。模样实在滑稽，我母亲没忍住，笑了出来。毛峰站在路灯下，牙刷杯和脸盆的影子被拖得格外长。她笑着问他：“你真的不是，故意错过班车的吗？”他也低头笑了，有一种计谋被识破的窘状。我母亲在接听电话时还信以为真，但亲眼看到他连脸盆和牙刷杯都带了过来，就确信他是有备而来，那通电话也只不过是迂回的借口。我父亲试探性地问了问：“那我还可以，住进来吗？”我母亲背过身去，晚风吹过她藕粉色的睡裙裙摆，她腰后的金棕色系绳松开了，在风里卷来卷去。她轻轻点了点头。我父亲就懂了。

三

我母亲收到阿青的回信已经是到了美国以后的事。在一九九七年初秋，我父亲和我母亲穿过上海虹桥机场的红色通道，坐了十三个小时的飞机，第一次来到了美国。飞机起飞时是夜晚，临近降落时还是夜晚，拉开窗板，金黄色的灯火在暮色中跳动，环绕成一个心脏的模样。我母亲想，这就是美国，以前在电视机上、在小说里看的美国。她还清楚记得《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画面，夫妻二人双双出国，美国却不是想象中的天堂，而是战场，艺术家也不过在地下室与餐馆厨房之间徘徊。刘欢唱的那句“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的歌声常常在脑海中响起，她有时觉得自己像电视剧里的女主人公郭燕，有时又不相信生活会这样戏剧化。相比于看电视，她更喜欢读小说，每逢双月她都要从工资里挪出一笔钱来买文学杂志。九六年初沈梅从东方书报亭买来了最新一期杂志，第一篇就是《我爱比尔》。午休时她在工位旁蹲着一口气读下来，读完双腿已经快要失去知觉。她沉浸于小说里阿三对外国的痴恋，除了后半段的堕落以外，她完全把自己代入成了阿三本人，导致那一整个下午她都对着办公桌发呆，无心工作。如今终于飞往了美国，美国究竟是什么样，我母亲还没来得及去体验，她只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电视和小说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