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动的解析：马其顿之旅

作者简介：刘子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职于《南方人物周刊》《GQ 智族》。已出版作品《午夜降临前抵达》《沿着季风的方向》《失落的卫星》，另译有《惊异之城》《流动的盛宴》《漫长的告别》等。曾获“全球真实故事奖”特别关注作品、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青年作家等奖项。

1

奥赫里德湖，欧洲最深邃、古老的湖泊之一，位于北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的边境山区，是我长久以来想要探访的地方。2022年初春，我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出发，一路穿越巴尔干腹地，最终来到这里。

在奥赫里德的老城，我如愿找到了一座拥有湖景的小别墅。不过，房东老太太发邮件告诉我，她最近牙痛得厉害，要去城里的诊所治疗。她说，如果我早到了，可能需要去诊所找她拿钥匙。我告诉了她我预计到达的时间，并表示我会先去诊所跟她会合。

我在诊所的等候区坐下来，说我等人。一个年轻姑娘给我端来一杯咖啡。她像是小鹿变的，身材小巧，红色长发盘在头顶，一双大眼睛也像小鹿一样明亮，向两侧稍稍分开。

我接过咖啡，向她道谢，问她叫什么名字。

“约瓦娜。”她说。

“哦，所以你不是阿尔巴尼亚族？”

“不是。你怎么知道？”

“因为上帝是仁慈的。”

她瞪大了那双小鹿般的眼睛，显得更加惊讶：“你怎么知道的？”

“我是一名中国来的神父。”

一阵沉默。她疑惑地看着我。这让我意识到自己开了一个糟糕的玩笑。

我告诉她，我从贝尔格莱德过来，在那边有个朋友也叫约瓦娜。她对我说过，约瓦娜是斯拉夫女性的名字，意为“上帝是仁慈的”。

“那你真的是神父吗？”

我摇摇头，“不，我是作家，打算写一本巴尔干的书，所以来到这里。”

“关于巴尔干的什么？”

“关于人们的生活。”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我问她是不是这里的护士。

“医生。”她回答。

房东老太太从诊室里走了出来。她一头银发，戴着金丝眼镜，面颊微微肿胀。我上前做了自我介绍，然后我们一起离开诊所。出门前，我从前台拿了一张约瓦娜的名片，悄悄放进口袋里。

房东老太太电召了一辆出租车，我们一起前往她的住处。她说，她女儿在迪拜工作，这里的年轻人一有机会都去外面打工，老年人则大都留在这里，把房间租给游客，补贴微薄的退休金。

马其顿是前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国，也是南斯拉夫联邦中唯一以和平方式独立出来的国家。1991年的马其顿独立公投，投票率达到了75.7%，投票者中96.4%赞成独立。然而，随着前南斯拉夫解体而来的经济私有化和政治转型，这个国家的很多东西都陷入了崩溃。

奥赫里德的郊区曾经聚集了前南斯拉夫最大的几家工业企业，包括著名的扎斯塔瓦汽车公司。如今，这些企业都已不复存在。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奥赫里德的人口数量减少了一半。

出租车穿过一道城门进入老城，沿着陡峭的鹅卵石小道向山上行驶。奥赫里德湖不时从窗外闪过，蓝宝石一般的颜色，美得令人屏息。老城内的房屋多为两三层的传统巴尔干风格小楼，淡黄色的墙体，露出天然石块，阳台上种着五颜六色的花朵，外墙上爬满藤蔓植物。山坡上挺立着山毛榉，到了夏天，浓密的树荫大概会覆盖整条巷道。

我们经过一座古希腊时代的圆形露天剧场。石头座位呈半圆形排列，围绕着中央的舞台。我想象着，在久远的过去，整个马其顿地区都是古希腊文明的一部分。那时候，穿着长袍的人们，想必就坐在眼前的露天剧场里，面对着大湖，观看埃斯库罗斯的悲剧。

我的房间位于小别墅的二楼：木质地板，明黄色的墙面，简朴的家具。打开百叶窗望出去，就是平静的湖面和山间的红瓦白墙。远山积雪未融，与天际线处的雾霭融为一体。湖面上波光闪烁，一只小船静静地划过水面，波纹缓缓分开，如排成人字形的大雁，划过天空。

我立刻就喜欢上了这里。自从离开达尔马提亚海岸，深入巴尔干内陆以来，我几乎整日沉浸在凄风冷雨中，久而久之，身心疲惫。此刻，我终于获得重生，感到摩伊拉女神在不经意间散发的柔情。

于是，我当即下楼，找到房东老太太，又多付了一周房费。

2

在奥赫里德的日子，我很快有了一条固定的散步线路。每天早上，我喝过红茶，走出别墅，沿着一条鹅卵石小路下山。经过圆形露天剧场，经过山毛榉和柏树掩映的房子，奥赫里德湖总是猝不及防地出现在树梢与屋顶之间，波光粼粼，像大海一样浩渺。

树木还是光秃秃的，宛如雕塑，但春天已经悄然来临。和煦的微风拂过湖面，泛起片片涟漪，几只天鹅在水中悠闲地游动。下到岸边，可以看到阳光穿过清澈的湖水，照在水底的卵石上，波光在水下几厘米的地方轻轻跳荡。

湖畔是一座安静的小广场，耸立着东正教圣徒的雕像。广场上有精心布置的花圃和大理石铺成的步道。过冬的海鸥时而在步道上跳跃，时而落在圣人的肩膀和头顶。

广场旁边的露天咖啡馆已经开始营业。我会坐在户外，点一杯咖啡，晒晒太阳，顺便翻几页保加利亚女作家卡萨波娃的《去湖畔：巴尔干的战争与和平之旅》。

卡萨波娃的祖母就来自奥赫里德。她在书中写到，如今广场的位置曾经有一座清真寺，前面是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的雕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奥赫里德落入保加利亚人之手，雕像被扔进湖中。战争结束后，铁托的南斯拉夫重新掌控这里。清真寺被拆除，开辟出今天的广场。

喝完咖啡，我沿着湖岸向西走，经过古老的东正教堂、安静的老房子和尚未开门的餐厅。靠近堤岸的地方，有树木倒伏在水中，蓬乱的树枝露出水面。湖水轻轻冲刷着树枝周围，带起一圈圈泡沫。

快到岬角之处时，山路又再度攀升。尽管坡道陡峻，我仍心怀愉悦，因为爬到山巅，俯瞰湖湾会是一件赏心乐事。

在湖边的悬崖上，有一座建于13世纪的圣约翰教堂，传统的拜占庭风格，橘红色瓦片，墙体由淡黄色的石块砌成。教堂俯瞰蔚蓝色的湖水，周围长着高耸的柏树。几只海鸥发出微细的叫声，从教堂上方掠过。这是奥赫里德最美的地方。面对此景，我马上理解了为何中世纪的修士能在这里找到精神寄托。

很早之前，这座教堂就曾出现在我的世界里。2011年2月14日，情人节的晚上，我看过一部马其顿电影《暴雨将至》，圣约翰教堂就是电影的取景地之一。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当这座悬崖上的教堂出现在画面中时，那种遗世独立的孤寂之美带给我的震撼。

《暴雨将至》采用了一种环形叙事结构，将三段相互交错的人生故事串联在一起。在巴尔干的大地上，不同族群、宗教、文化造成的误解一次次酿成悲剧。暴力与血腥、无奈与伤痛，在人们的生命中不断上演，就像电影的环形结构一样，形成一道无休无止的宿命轮回。

每一次散步至此，我都面朝教堂和大湖，伫立良久，思索着暴风雨是否终将过去。

我转过一道弯，沿着山脊线继续前行。山路起伏不定，从片片松林中穿过——阳光透过松枝漏下来——直到经过萨缪尔城堡才开始不断下坡。

山上的居民主要是信仰东正教的马其顿斯拉夫人，而山下是阿尔巴尼亚族的聚居区，他们是北马其顿最大的少数族群，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科索沃战争期间，五十万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难民涌入马其顿，加剧了族群间本就存在的紧张关系。2001年，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族成立了武装组织“阿尔巴尼亚自由战线”，并与马其顿政府发生冲突，令这个脆弱的小国几乎走到内战边缘。最终，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下，双方达成了停火协议：“阿尔巴尼亚自由战线”同意解除武装，而马其顿政府同意赋予阿族群体更多的政治权利。

对马其顿族来说，这一事件是耻辱性的挫败，而阿尔巴尼亚族则将协议视为构建民族联邦进程的开端。国际观察人士指出，如果马其顿无法加入欧盟，阿尔巴尼亚族可能会谋求获得更多的自治权，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寻求独立。

我漫步于绿色巴扎、清真寺和传统茶馆之间，看着在茶馆里抽烟打牌、无所事事的阿尔巴尼亚人。我经过一棵巨大的梧桐树，从分开的树根来看，足有数百年的树龄。

卡萨波娃写到，几个世纪以来，梧桐树周围都是餐厅、咖啡馆和理发店的所在地。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会来这里刮胡子、聊八卦、嚼咸鹰嘴豆、喝小伙计用铜盘端来的土耳其咖啡。

每次散步至此，我就随意走进路边一家阿尔巴尼亚餐馆，吃瓦罐炖红腰豆、烤肉和马其顿沙拉，再喝上一瓶冰镇的斯科普里牌啤酒。

3

一天，我从餐馆出来，走进午后的阳光。一个男人的声音在身后响起：“你是哪里人？”那声音很低，既像是在问我，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回头，看到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着脏兮兮的牛仔裤，戴着一顶褪色的毛线帽，胡楂儿也有两三天没刮了。他的脸上带着一丝微笑，但因为眼睛有点斜视，给人一种愤愤不平之感。

我告诉他我从中国来。他表现出一副想要攀谈的样子。于是，我放慢脚步，和他并肩而行。

我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老师。”他说，但用的是过去时。

“那现在呢？”

他喃喃地嘟囔了句什么，我没听清楚。

“你现在有空？”我问。

“是的，我在散步。”

“不用去上班？”

沉默又一次降临。

我试着改变话题，问他是马其顿族还是阿尔巴尼亚族。

“阿尔巴尼亚族。”他伸出手，给我看他手上的戒指。那戒指的图案是一面阿尔巴尼亚国旗。

我告诉了他我的名字。

“艾罗尔·斯帕霍。”他说。

我很快发现，斯帕霍先生对奥赫里德乃至北马其顿一概抱有蔑视态度。他说，这个国家不尊重人才，对阿尔巴尼亚族相当不公。我问他是否遭遇了什么。他再次给出一些含含糊糊的回答。

我们经过一家传统茶馆，里面都是无事可做的阿尔巴尼亚族。我邀请斯帕霍先生进去喝茶。他撇撇嘴，露出不屑的神色。

“我们去咖啡厅。”他说，“我学生开的。”

他带着我走街串巷，最后来到一家现代风格的咖啡馆。在巴尔干的语境下，这意味着定位比传统茶馆高出一个档次。我这才意识到，斯帕霍先生可能是嫌弃茶馆里都是没文化、没工作的庶民百姓。

我们坐下来，点了两杯咖啡。咖啡厅里空空荡荡，我们是仅有的客人。

“他以前是我的学生。”斯帕霍先生说。可奇怪的是，那人刚才为我们点单时并没有额外的寒暄。

“你教他什么？”

“英语。”

“怪不得你的英语讲得这么好。”

斯帕霍先生面露自得之色。他说自己有二十多年的英语教学经验，曾在中学任教，拥有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是什么呢？”

“英语词汇对北马其顿阿尔巴尼亚语大众媒体的影响。”

我花了些时间才厘清斯帕霍先生说的话。渐渐地，我拼凑出一些他的人生片段：他结过婚，但又离了。他在奥赫里德郊外一个叫作斯特鲁加的小镇中学教书。出于某种原因，他最近失去了这份工作。他的心灵因此受到伤害，对社会失望透顶。

“是什么原因让你失去了工作？”

“因为学校被马其顿族的混蛋控制了。”他斜着眼，似笑非笑，从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十分沙哑。

“没工作的话，生活怎么办？”

他表示，自己目前住在母亲留下的房子里，每月有一笔微薄的失业救济金。他现在就靠着这笔钱生活。

当他说出“失业救济金”时，语气中似乎带着一丝戏谑，仿佛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既好笑又悲愤。

“你有孩子吗？”我问。

斯帕霍先生斜眼望着我，突然讥讽地说：“我发现你的文化水平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