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繁华：李白一年散金三十万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1000多年，“诗仙”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仍旧引来无数文人墨客对扬州的向往。即使是李白本人，一生中也多次到达扬州，并以自己脍炙人口的诗歌见证了扬州城的黄金时代。

“散金三十余万”的“土豪”行为

大唐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的春天，在一个明月高悬的夜晚，李白在江宁（南京）征虏亭（东晋时征虏将军谢安所建）乘上去往扬州的船只，这是年轻的李白第一次来到扬州。香车宝马，才子佳人，李白浪迹坊间，酒朋诗友，彻夜笙歌。他后来回忆说：“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

李白对自己的这种“存交重义”“轻财好施”的行为感到非常自豪。他在诗中说，“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黄金逐手快意尽，昨日破产今朝贫”。但另一方面，这里所说的“金”，应为唐时的“开元通宝”。30万金是什么概念？当时一斗米15斤，大概二三十钱，30万金可买米近30万石。当时一个县官一年的收入也不到5万金，李白在扬州一年就用掉30万之多！

李白如此“土豪”的行为，不由得让人想起那句著名的“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说来也是滑稽，若是较真的话，“骑鹤上扬州”中的“扬州”竟与现在的扬州没有一点关系。南北朝时期的“扬州”，一般指的是南朝首都与扬州刺史的治所——建邺，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至于唐代以降的扬州，彼时尚叫广陵或江都，属南兖州，不属扬州。直到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才第一次改吴州（广陵）为扬州，之后的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唐廷“省江宁县之扬州”，移扬州治所于江都，这才把“扬州”这个地名搬到了长江之北。

因河而兴成为交通枢纽

唐代交通发达，以长安为中心，构成了一个水陆交通网。水路以大运河为联系南北的大动脉，沿河可利用主干引水通运；长江是南方水运的大干线，与运河相连，可以由长安通往南方各地。隋南北大运河的开凿，使得水城扬州地位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隋朝虽短命而亡，扬州却因河而兴，在南北交通中起着枢纽作用。通济渠是大运河的主干，所有公私商旅都依靠通济渠，向南从扬州由瓜洲入江，循江南运河经润州（江苏镇江）、常州、苏州最终可至杭州；由仪征入江，溯江西上，直通洪州（南昌）、鄂州（武昌）。向北沿山阳渎则经楚州（江苏淮安）可达中原。

陆路方面，扬州到江南的驿路，经过润州、常州、苏州，进而到达杭州、福州。长安到广州的大道，也要通过扬州的驿路。这样一来，扬州便成了南北水陆转运的重要中心，南方各地运往中原的物品都必须在这里集中，然后沿运河北上，这就形成了当地繁荣的热闹景象。

从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的暮春至晚秋，除了短暂地前往今天的浙江绍兴一带（越中）之外，李白都待在扬州，并在此结识了不少友人，并因此而留下了两首诗。其一是由扬州往越中时作别友人的《别储邕之剡中》；其二则是五言律诗《广陵赠别》：“玉瓶沽美酒，数里送君还。系马垂杨下，衔杯大道间。天边看渌水，海上见青山。兴罢各分袂，何须醉别颜。”真挚情感跃然纸上。

据沈括《梦溪补笔谈》记载，“扬州在唐时最为富盛，旧城南北十五里—百一十步，东西七里十三步”。扬州城市的规模在当时仅次于都城长安和洛阳。

扬州最为繁华的时期

无论如何，李白所来到的扬州，正处于历史上的黄金时刻，当时的扬州至少有两样物品驰名全国。其享誉盛名的青铜镜，至隋代已窥其一斑，也成为群臣讨好君主的贡品，“隋炀帝喜奢侈，幸江都，王世充献铜镜屏”，后者因此而迁江都通守。到了唐代，扬州的青铜镜发展到顶峰，成为最著名的特产。

唐天宝年间，扬州市场上的漆背金花镜需要三五千钱，而当时“绢一匹钱两百”。可见当时铜镜价格之昂贵。即便如此，人们依然趋之若鹜。

另一件则是唐代扬州出产的毡帽，由于质地坚韧，式样美观，很有销路。宪宗时裴度主张对淮西割据势力用兵，遭到反对派的忌恨，派人来刺杀他，据说就因为他戴的是扬州毡帽，保护了头部才侥幸不死。扬州毡帽自此出名，“是时京师始重扬州毡帽”，连长安的人士都喜欢它，以至供不应求。

对于大唐帝国而言，扬州最重要的价值仍然是贯穿全城的大运河。就像白居易在《长相思》里写到的那样，“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流经扬州的大运河作为南北经济交流的命脉，其作用愈益重大。李白多次往来于江淮之间，常在运河畔重要城邑逗留，其在楚州所写《淮阴书怀寄王宗成一首》中的“大舶夹双橹，中流鹅鹳鸣”就生动写出了当时大运河上的景象。

扬州虽好，终非故乡。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的秋天，李白开始想家，《秋夕旅怀》将他的这种情感表露无遗：“凉风度秋海，吹我乡思飞……含悲想旧国，泣下谁能挥。”这年冬天，他离开扬州，踏上了回乡归途。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