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怀归来

再过3年，郭永怀逝去的时间，就和他存在的日子一样长了。见过他的人越来越少，听说过他的人越来越多。

我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多少都有过隐姓埋名的经历。郭永怀是其中唯一一位横跨核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三大领域的专家，是唯一的烈士，也是为数不多出身农村的科学家。

这个时代的人，很难演出那个时代的难

南开大学物理学院的新生每年都要排演话剧《永怀》，可是，要理解这位“另一个时代”的科学家校友，并不容易。他的时代似乎离我们太远了。

为了了解郭永怀，南开大学物理学院《永怀》话剧的创作者之一史歆祺去了研制原子弹的青海221基地，她这样形容原子弹试爆的环境：“很不现代，一看就是没钱才那样弄的一个土墙。”

话剧排演中，史歆祺发现最难的不是大量对白，而是演绎条件的艰苦——人在那样困难的环境下，是用一种怎样的情绪和精神在说话的？

“喝碱水、住帐篷、煮野菜……这一段很难排得出来感觉，大家都没经历过。”史歆祺说，“你能感觉到，这个时代的人，就是演不出那个时代的难。”

他们不得不引导年轻的演员们去想象。在高原冬季住帐篷，早上醒来，要先用手捂着按摩一会儿，才能睁开眼睛，因为眉眼上都是霜冻。

饥饿一度成为原子弹研制工程的最大障碍。在《为国铸盾——中国原子弹之路》一书中，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描述：当时科学家每餐只能吃到一个馒头、一角钱的干菜汤。附属电厂的职工用变压器泄漏出来的油炸青稞面吃。饥饿使人便秘、浮肿，核武器研究所将近一半的人得了浮肿病，脚肿到穿不进布鞋。

高原的冬季漫长，郭永怀一行曾在巴丹吉林沙漠深处进行了一个月的核弹试验。54岁的郭永怀坐在一辆没有暖气的吉普车里，每天颠簸行进4个多小时。戈壁滩上没有帐篷，所有人席地而坐，啃着冻馒头与咸菜，配着从兵站要来的一暖瓶热水当午餐，郭永怀也是如此。

把学航空作为一条救国之道

1909年，郭永怀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市滕家镇西滩郭家村。在这之前，日军已从荣成湾登陆，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威海开始了长达32年的殖民地历史。

10岁那年，父亲将郭永怀送往一个名为石岛的小镇读书，直至考入南开大学。

当时，郭永怀对光学产生兴趣。毕业后，他感到所学不足，又继续攻读研究生。

研究生还未读完，郭永怀有了参加“庚子赔款”留学生考试的机会。

到了再一次选择报考专业的时候，他终于明白，学物理离国家当前需要太远，因此把学航空作为一条救国之道。他第一次报考未成，隔年再次报考，终被录取。

1940年8月，战乱把漂来漂去的郭永怀送上邮轮。他曾回忆说：“我是因为自感救国无门，带着惭愧的心情跑到了国外……（这）是我生活的转折点，决定了自己以后要走的道路。”

“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

大洋彼岸，是一个丰富的世界。

1945年，郭永怀的博士论文《跨声速流动不连续解》破解了声障这一世界难题，促进了超声速飞行器的设计。他应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航空研究院副教授，迎来了他在学术上最突出的10年。

在康奈尔大学任教期间，郭永怀月薪800美金；他享受带薪休假，有半年时间去国外讲学或旅游；他住在一个独栋别墅里，买了辆汽车；他喜欢上古典音乐，买来一个老式留声机和很多唱片；他还对邮票产生兴趣，有好几本集邮册……

《蚕丝：钱学森传》中写道：“回国意味着要放弃一个在备受支持的环境下与一流人才共同解决最前沿问题的机会。”

郭永怀的想法是，“当自己到了国外，看到美国一些情况，更使我感到自己祖国的落后”。他时常在想，“自己的祖国什么时候可以变得和人家一样，具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文化和工业水平……”

1955年，郭永怀升为正教授。同年8月，中国在日内瓦会谈中取得外交胜利，美国取消了禁止中国学生出境的禁令。“我就在那个时候，作出回国的决定。”他说。

“美国的许多朋友劝他，康奈尔大学教授的职位很不错了，孩子将来在美国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郭永怀的妻子李佩曾回忆说，“不劝倒罢，劝的人越多，老郭越来火，他说，‘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

1956年，郭永怀一家踏上归国的轮船。

“要成为祖国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

在钱学森、郭永怀回国的前10年，美国飞机制造业急速发展，而在中国，汽车工业才开始起步。至于航空工程，“既没有研究工具，也没有研究设备”。钱学森曾写道：“我们首先意识到，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教学，而不是马上进行独立性研究。”

回国后，郭永怀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由于钱学森任务繁重，郭永怀实际成为力学研究所的主要领导人。后来的北大力学系教授温功碧回忆，每当他敲门进郭永怀的办公室，“他总是马上从办公桌起身走到门口的小黑板前，等待我的发问，然后在小黑板上开始回答我的问题”。

郭永怀曾对回国后指导的第一批研究生寄语：“我们回国主要是为了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国内的科学事业打基础，做铺路人。我们这一代，你们以及以后的二三代要成为祖国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他的学生、上海大学教授戴世强后来常常自问：“郭先生让你做铺路的石子，你做到了没有？”

“这是为穷人也能造原子弹”

1960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秘密参与原子弹的研发工作，郭永怀负责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结构设计、强度计算和环境试验。

很少有人知道郭永怀在参与这项工作。力学研究所的眭璞如在《郭永怀纪念文集》中回忆，在一次讨论调整研究课题的会上，业务处要把郭永怀主导的一个题目以“无明确应用目标”为由撤销。“郭所长静静地听着，直到最后要定案时才缓缓地站起来说：‘我一直不说，不是我不想说，而是不好说，现在我不得不说了，这个题目不能撤，这关系到同位素分离的关键技术’。最后加重语气说：‘这是为穷人也能造原子弹！’”

1965年，中国科学院收到一封信：“本着总理节衣缩食、勤俭建国的指示，现将早年在国外的一点积蓄和几年前认购的经济建设公债共 48460余元奉上，请转给国家。”落款是郭永怀和李佩。据说当时2000元就能在北京买下一座四合院，一个普通工人每月的工资也就二三十元。

在回国后的12年里，郭永怀身兼数职。1968年12月，郭永怀结束西北的热核导弹试验准备，乘飞机返京，飞机在降落过程中失事。人们在火中发现了两具紧紧抱在一起的遗体，那是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众人奋力将他俩分开后，看到中间夹着一个完好无损的公文包，里面装着试验的资料。

周恩来闻讯，指示《人民日报》发布讣告。因工作涉密，讣告言辞简略：中国共产党党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郭永怀同志，因不幸事故牺牲，终年59岁。郭永怀同志在从事科学技术工作中，做出了贡献。

如今，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主楼的草坪中，伫立着郭永怀的塑像，下方埋着郭永怀、牟方东、李佩的骨灰。墓碑上写着：“一对伉俪，两种传奇。怀瑾佩瑜，师表后继。”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