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田琐话

一

地头上，大人们忙着拽住薄膜。

天地间都是风。

薄膜做着最后的反抗——它将被盖在棚架上，两旁压满土块，再补上几锹，直到安分下来，为我们之后的半年生路积存温度和希望。

风一阵一阵灌进来，薄膜饱胀。风走了，薄膜瘪下来。下一阵风又灌进来，我趴在薄膜上，被托起，又落地，反反复复，乐得呼喊。

三天前，娘舅用洛阳铲在地里打出两排洞，间隔一公尺，五六十公分深。这些洞已经打下一根根毛竹，用作棚架的桩。他举着打洞带出来的泥条，笑呵呵地递给在一旁的阿大，急得阿大的奶奶隔着门窗拼命喊。阿大虽傻，阿大看着土，摇摇头没有接。

这些事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

九十年代光景，三门人从各个山岙里兜转出来，到甬地谋生。这些人碰在一处，长久地包下几块地，搭两爿棚屋，覆上油毛毡和稻秆，然后把自己的一生播撒进土里，茄子、豇豆、黄瓜、包心菜、天罗、番茄、辣椒、大蒜锤、洋芋头……“种地头个”，他们被这样叫。

我家租了十三亩地，是“种西瓜个”。

二

父亲拣到了最差的地。

那天，两个纸阄在娘舅摊开的手掌心里。父亲先抓，他的姆指头还没碰到两个纸阄，有一个纸阄却跳开去了，“拣一个来算数”娘舅说着赶忙拿走另一个。“照道理要再抓过的，真是气死人。”父亲回家后在饭桌上发牢骚。

地块有肥瘠之分，排水便利之别，还有位置上的里外之差，靠田间的土路近还是远，都影响着西瓜的长势和劳作上的省力程度。这些都由抓阄决定。那个跳开去的纸阄只好归我家。

十三亩地刚好够父亲把积攒了半年的气力一点一点消耗完。他常常没有工夫回家吃午饭，一来一回就少挖半条垄沟。

母亲和我送饭到地头去时，铁锹正在大地上干刻出粗犷的纹样。三面切土，底下用力一起，满满一锹土被丢向两边铲碎、敲实。垄沟成，垄台也成，一前一后，永远只差着一锹的距离。

父亲带着我去骆驼镇买回一罐罐西瓜籽，8424是我们种得最多的品种。

西瓜籽在温水里浸洗过，用尼龙袋包好，放进布袋。母亲在布袋上装了拉链，两头还有长布条。农历二月的天还凉，父亲把布袋绑在肚子上，用体温让西瓜籽发芽，干活睡觉都不拿下来。这使我第一次认识到孕育生命的虔诚。

芽了的西瓜籽用筷子拣出来，拨进碗里，难免会折断几颗嫩芽，父亲直心疼。我们把西瓜籽放进泡沫箱，接一只钨丝灯泡，放一碗水，保温保湿，明天一早带到地头去。没芽的绑回身上。

营养钵已经在前一天浇过水。打钵的活稍微省力一些，拎着打钵工具在拌好复合肥的培养土里戳，铁筒里灌满土，放到木板上踩实，一蹬压盖，圆柱体泥土被推出。打了一堆后，凹槽朝上，挪到一边排齐。我们把芽朝下放进钵的凹槽里，撒上细土。打钵、落种的生活都在大棚里做，芽儿也在棚里扎根。

“能盈，老鼠药还有没有？”大伯掀开薄膜一头扎进来。我正赤条条地站在洗衣盆里，母亲在给我洗澡。天还凉，屋里捱不住，浴罩又逼仄，大棚里暖融融的，西瓜种在方家村的那一年，大棚成了我的浴室。

一股冷气趁机跟在大伯身后，我禁不住“嘶——”地一声，身上泛起一层鸡皮疙瘩。

大伯这一喊，我家大棚在第二天也遭了殃——破土的瓜苗被田鼠咬断。父亲找贤标去讨老鼠药，被贤标几次推出棚外，不让父亲把晦气带进棚里。

我们决定自己炒老鼠药。地头生起火，架好锅，糯米和甲胺磷拌在一起炒，满锅成了粉红色，煞是好看。老鼠药晾干吹凉，几户人家分掉。

垄台上已经支起长排的小棚，把长着秧苗的营养钵一个个放进坑里，用土压实，浇水。晚春温差大，白天掀薄膜，傍晚再放下来。雨水多了不好，少了也不好，有一阵子不下雨，秧苗也没了生长的气力。我们从河里挑来水，一株一株浇，“欠多欠多，再舀一点”，水倒下去只留下一块水渍，再一回头，水渍也没有了，整片大地像一块干硬的海绵。

有好多年的晚上，我们守着电视机听天气预报。时间是静止的，呼吸是谨慎的。报完宁波，时间继续流动，母亲开煤气灶接着烧菜，父亲盯着一个地方出神。我站上凳子，把挂钟取下，对着电视校正时间。这只钟不准了，要每过几天拨一下分针。

雨等来了，西瓜秧在一夜之间猛窜了七八公分。

三

绿色蔓延着。

不一会儿，更绿了。

绿色深深浅浅，很快铺满了垄台。

开了黄色小花。

剔透的圆粒在花和藤之间，是西瓜。

隔天一望，豆子大小了。然后弹珠大小，桂圆大小，乒乓球大小，等长到鸡子那样大时，却被父亲掐了。

“为什么要摘扔了？”

“不这样西瓜就长不大，不甜。”

我在田埂上坐下来。

“一株藤生两只瓜就够了。”父亲又补了一句。

此后二十余年，我独自做过不少抉择，在一条条未知的路上长大，学会舍弃、学会放下，愈觉父亲当年在瓜田里的取舍于人生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五月中，我们把生活搬到了瓜田上。

棚屋是临时搭的，只有头顶的油毛毡和周圈的半截薄膜，风吹来时“哗哗”响。竹拼床横杠在两把长凳上，底下丛草芨生。每到黄昏，暮色从东边压过来，蚊虫簇飞，几近要把帐子撕裂。蚊香一盘盘烧到天亮，棚屋四面皆通，一点用场也没有。母亲和我常常逃回家来，父亲也是。

我们把大片的瓜田扔在了黑夜里。

在地头上那么多年，没有碰到过偷瓜的，或许有人光顾过，而我们没有发现。这么大片瓜田，趁棚屋里的人睡熟了，跳进最远的那条垄沟里，俯下身子，随手摸去都是圆滚滚的瓜，揪几个下来不会有人知道，厚重的虫鸣声掩盖着一切动静。棚屋里的人白天劳作，上半夜热烘烘的没法睡，他们困极了，下半夜凉快一些便沉沉睡去。他们正做着瓜田的梦，那里满是希望。

天亮了，回到地头待着。

一整天跟时间耗，跟日头耗。

大地被晒得发白，我摇着蒲扇淌汗，愣愣地看日头落下去，看无边的风吹过，大段大段的午后时光奢侈极了，我却总是感到说不出来的悲伤。如果我长大后老是在想心事，那一定是把当年在瓜田上没有想明白的事接着想下去了。有些事需要久远的时间，有些非常要紧的事在长大的过程中变得一点也不重要了，时间又一下子空出来许多。

四

如果当时西瓜籽晚种下一天，西瓜长熟上市会晚十天，这时节价钿顶好，一块钱一斤，一只西瓜八斤。

初上市是散卖，摘二三十只西瓜堆在路边，守着摊子。

过路人在摊前停下，挨个捧起西瓜，用手拍，用姆指头弹，放到耳边用指关节敲，再换一只耳朵听。挑好一只瓜，细长的刀子对着西瓜斜插进去三刀，打成一个三角，刀尖一挑，带出来一块瓜瓤，血血红，蜜蜜甜。也有要求对半切开的，刀尖刚扎进瓜皮就“砰”地裂开。不红，不甜，炸裂，空心，都可以再挑，直到满意。

熟了的瓜多起来，就卖不到一块钱了。这时候女人守着瓜田和摊子，男人开三轮车到各处街市上卖，一去一天。有些街市像从百年前走来，门窗、石板、人的衣裳都很有看头，往往不自觉地跑开去很远，急得大人满街喊。

“做什么——”这边老远应一声。

“弗要跑远了！”

“晓得了——”

大伯带我去集市，他家的西瓜总是比别家的大，比别家的甜，西瓜在日头还高的时候就卖完了。

三轮车却踩不响了。

大伯看到我白天在捏油门，认为是我把三轮车弄坏了。

种地人的三轮车都加装了电机，马达焊在车斗右下方，车斗正面钉了一只柴油箱。马达电机的开关挂在龙头上，脚刹还是在老位置，右刹车被改成了油门，一捏就去了。马达有点分量，父亲每次要我坐在车斗左边，跟马达的位置反着坐，他说坐在同一边怕翻了。父亲翻过一次车，倒不是因为重量不平衡，而是他扭头用一只手想把盖在车斗上的雨布压服贴，以免西瓜的藤叶晒蔫了。等回过头来，三轮车已经冲下路边的稻田，一车西瓜全烂了，腿上破了一条三十公分长的口子。这种三轮车并不安全，经常坏，大伯也曾被乱晃的车龙头甩进过河里。

天黑了，马达还踩不响。大伯只好骑着三轮车，拉着我和马达到镇上才修好了车，又带我去吃了面。“带个人弗如带根绳！”大伯一路上气呼呼的。我心里也坎坎坷坷的。天更黑了。

父亲那边卖得不太好，他又和人打架了。集市上，一个开小店的说父亲的三轮车挡了他的生意，要他赶快走，父亲没有理他。“侬个外地人！”他说如果再不走，就把父亲的三轮车掀翻。

“来，有本事你动一下看看。”

那个本地人上前来，眼前却一黑，倒在地上，父亲在他的脸上落了一拳，那个人坐在地上哀嚎起来。警察来了，听口音是自己三门人，没有太为难父亲。父亲还不解气，拿刀指着开小店的，“你信不信我戳死你！”警察不得不没收了西瓜刀，让父亲赶快离开。也遇到过城管，折去父亲的一截秤杆。父亲问他可以不可以给他十块钱，把那截称杆还回来，对方不肯，“那二十块行不行？”对方让父亲不要纠缠，叫他快点走。

七月，整片瓜田都熟了。

大家轮流帮一户人家摘上三五千斤西瓜，叫一部货车拉到批发市场去，我们总说“到大世界去”。货车进了大世界，找好摊位，交过钱，开始等。

行贩上来问瓜甜不甜？红不红？父亲抓起一只西瓜就砸地上。

“侬相相看！红！个卖相多少好啦！”

“这个打没打催红剂？”

“个东西阿拉弗打个，侬自家吃吃看就有数。”

行贩从地上那摊瓜瓤中抠下一块放进嘴里，吃完也不啰嗦，做简单的讲价后就搬瓜、上称、付钱。每来一个行贩，父亲就要砸一只西瓜，后来他告诉我，摔在地上的一摊摊红瓤看起来卖相更好。

行贩口中的“催红剂”我们家用过。西瓜长到碗那么大，父亲弄来一小盆红色的液体，用小刷子蘸了涂在瓜蒂上。也许是效果不好，或者西瓜足够红，不需要靠催红剂，又或者我们用错了，没有像挂点滴一样打进去，总之用过一回就没有再用了。

去大世界总是在半夜，奔忙的行贩买了西瓜，要在天亮前赶到集市上去散卖。大世界太大，我不敢跑远了。后半夜，每个人都会吃一桶快速面，我也有一桶，这是去大世界最为期待的了。

天亮了，回家。

五

放了学到地头上，母亲说堂哥抓到一只野生鹚鸡，等天再暗点去吃。我踩着田埂跑去看，鹚鸡已经拔了毛洗净，个头不算大。

下午的时候，堂哥拿了根棒头，一垄一垄地拨开藤叶看西瓜的长势。正好奇一只西瓜怎么烂了半边，凑近才看清是一只鹚鸡在下蛋。

有一年我们把西瓜种到了跨塘庵边上，鹚鸡就是在那块地里抓的。跨塘庵已经废弃了，只留下一座石凉亭，庵边是大河，和潭门头一样，河上也有一座闸门，也住着人，是一个傻女人，叫“阿四”，大家私下喊她“阿四大糊”。在这江北偏远之地，一帮赌徒每礼拜开着车聚到庵子里赌博，阿四给他们放风。赌博结束后，阿四会得到几张百元大钞。平素里，阿四也常到我们的棚屋里坐坐，讲一下午白搭。众人都说“还是阿四本事大”，阿四只是嘿嘿地笑。

在应家村，一个邋里邋遢的小老头跑来买瓜，一只瓜六块钱，却只给了我们一张五块钱的纸钞。我们不同意，小老头死缠，反复一句“一块洋钿就算了嘛”。天气闷热，我们慢慢没了耐心，直到这老头的唾沫星子飞溅到嫂子嘴边，嫂子才窝火地让他“赶快死开去！”母亲摇头叹服：“缠功真好。”

在严家村，地头上来了几个年轻人，架势十足地要吃西瓜。母亲摘来两个剖开切好，那几个人吃罢走人。见我气鼓鼓的，母亲说不好跟这帮人计较，西瓜地在这儿，如果找过来有什么事，不上算。

在长石村抓到一只刺猬，黑灰白三色尖刺。刺猬很大，也很臭。给它黄瓜不吃，给它番茄也不吃，大家对这么一个东西没有好感，只好用麻秆袋拎着放回田里去。

在洪家村抓了一条大蛇，体型三角，比我手臂要粗，关在家门前的大铁桶里。那时候已经住到会龙庵了，夜防队的阿根和他的队员在半夜巡逻的时候绕到我家，把蛇拎走煮了吃，事后送来两包烟。

还有好多好多的人和事。

种过西瓜的地块三年里不好再接着种了。三年后，地块可能租给了别人，没有那么大片的了，五六户人家要八九十亩地，大伯和大伯母都在地头上，他们俩可以种二十亩。不得已，各家分开，换成仨俩结伴。不像种菜的，他们年年在同一块土地上耕作，早已熟悉了头顶上的天空，二十年，五十年，只有人在变老。我们只能年年换地方，生活的碎片落得到处都是。

六

八月过半，整片瓜田还在热烈地生长，它们不知道土下的根须已经吸收不到养分。

垄台上的薄膜是一次性的，老早已经收起来扔了。大棚的薄膜明后年可以再用。棚架是用毛竹片搭的，拆回来捆好，用三轮车载回家。

瓜藤和果实似乎明白了什么，都宿命般停止了生长。

西瓜的价格坠到三毛钱一斤，还在坠。我们不卖了，让近旁的村民来摘去，由他们自己吃或是喂鸡鸭。

拆棚，回家。

风静静的，天空静静的。

整片瓜田都静静的，藤蔓纠缠着记忆，与大地互诉衷肠。

夏天过去了，瓜田被留在了身后。连同留下的，还有藤叶下的希望，我们带不走。十三亩西瓜卖了一万六，还了债，又没有了，父亲的脸上剩下一片茫然。

明年开春，希望又会在心里发芽，失望也在那时悄悄扎下了根，并且扎得更深、更广。一幕幕相同的梦景会再次上演，绿色会再次铺满一片土地。夏天一过，所有的憧憬又在一点点变凉的秋风里被吹散，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