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与沙特百年博弈往事

2023年4月6日，沙特阿拉伯、伊朗两国外长宣布恢复外交关系，并签署联合声明。

作为中东地区大国，沙特与伊朗的矛盾由来已久，此次历史性和解，并非两国出于现实利益的需要所能简单概括，还应当从两国交往的历史中加以找寻。

巴列维时代的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传奇人物伊本·沙特在英国人的拉拢援助下，与奥斯曼帝国军队作战，在阿拉伯半岛中部的绿洲地带迅速崛起。战争结束后，奥斯曼土耳其的力量退出半岛，沙特家族战胜了试图独占胜利果实的侯赛因家族，并于1927年建立沙特阿拉伯国家（1932年正式确定国名为“沙特阿拉伯王国”）。而在这一时期，伊朗的恺加王朝也被礼萨汗领导下的军人集团所取代。伊、沙两国新政权陆续建立，并开始接触。

1989年至“阿拉伯之春”前后这段时间里，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伊朗领导人开始奉行务实主义外交政策，积极与包括沙特在内的各邻国建立起合作友好的新型外交关系，两国关系趋于缓和，呈现出曲折发展但“斗而不破”的新趋势。

在沙特建国到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的半个世纪时间里，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外交关系经历从无到有，合作的愿望大于对立冲突。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分别奉行着伊本·沙特的“和平中立外交政策”与礼萨汗的“睦邻友好，建立良好周边环境的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两国都曾奉行亲美外交，在共同宣扬伊斯兰世界观等方面进行过合作。

沙特与伊朗两国外交关系的确立并不容易。20世纪30年代以前，由于沙特阿拉伯经济落后且伊朗认为沙特对伊斯兰教圣地采取轻视态度等原因，拒不承认沙特阿拉伯的合法地位，直到1929年双方才签订相关友好条约。1929年也被认为是沙伊外交开始的起点，开启了两国曲折复杂的深度交往。

在此之后直到二战前夕，两国关系未出现大的波澜。二战结束后，冷战格局迅速形成，美苏争霸的气氛扩散到了中东地区，伊朗与沙特阿拉伯意识到苏联南下对国家政权与思想的威胁，都选择与美国接近，共同抵制苏联对中东地区的力量渗透。亲美外交的开展，促成了沙伊两国元首的互访和双边关系的升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埃及和伊拉克等国先后发生推翻王权统治的军人革命，纳赛尔等政坛新秀鼓吹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大行其道。

沙伊关系发展又出现新趋势，两国为了共同对抗埃及领导下的“泛阿拉伯主义狂潮”，一同加入石油输出国组织，这使得两国关系到达新高度。

20世纪70年代，沙伊两国关系延续了之前以合作为主的发展态势，如两国在伊拉克问题上进行合作，沙特还曾暗中支持伊朗颠覆伊拉克政府的计划、沙伊共同帮助海湾国家抵御左派影响等。

霍梅尼时代两国关系的破裂

在沙特和伊朗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友好交往后，反巴列维王朝社会革命的爆发与紧随其后的霍梅尼领导下伊朗伊斯兰政权建立，打断了这一趋势。

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到1989年霍梅尼逝世这十年间，伊朗的外交政策一直严格遵循最高领袖霍梅尼的激进主义原则，而这也是由于美国及其盟友为扼杀新生的伊朗政权而加大了对伊朗的遏制力度所致。作为在政治、经济上和美国有密切联系的沙特，自然也难以置身事外。

两伊战争爆发之后，海湾六国在沙特呼吁下建立海湾合作委员会，以此共同抵抗伊朗革命影响的外溢。两国在战争最后阶段甚至一度断交。

最后，双方在民间朝觐问题上也出现严重分歧。

1987年麦加朝觐冲突对两国从官方到民间的交往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2015年，两国围绕麦加朝觐冲突再起，再度导致两国加速走向决裂。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第一个十年的沙伊关系以激进和紧张为主，这与巴列维王朝统治时期的沙伊关系存在不小的差异。伊朗与伊拉克长达八年的战争加剧了沙特的不安，两国意识形态的分歧也使得双方在和平交往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总体来看，沙伊关系发展的第二阶段可以用“剑拔弩张”来概括。

从关系回暖到断交危机

霍梅尼逝世后，伊朗处于两伊战争结束的恢复期，战争给伊朗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国力下降迫使伊朗高层通过缓和对外关系来争取稳定的外部环境。

在“后霍梅尼”时代，伊朗整体上奉行务实主义外交原则。时任总统拉夫桑贾尼曾说：“目前这个时代是建立国际组织和国际关系的时代，如果我们中断了这种联系，就无法生存，我们不应该无缘无故地树敌。”

拉夫桑贾尼的言论暗示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存在巨大空间。而沙特也公开释放缓和信号，表示希望与伊朗在各方面改善关系，并恢复两国正常外交。沙伊两国的关系在经历1988年断交的冰点后，逐步开始回温。

1991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出兵突袭科威特，让伊拉克瞬间超越伊朗，成为沙特周边地区最大的威胁。伊朗也抓住这个机会力挺被侵略的科威特国家流亡政府，并接纳数万名科威特难民。由于科威特是沙特在阿拉伯半岛乃至中东世界重要的追随者之一，伊朗此举明显有利于间接改善和沙特的关系。

在萨达姆的“助攻”下，沙特与伊朗宣布恢复外交关系，并随之进行了一系列高层互访。两国在朝觐人数、海湾安全和调解教派冲突方面都交换了意见并达成初步共识。1995年，沙特王储阿卜杜拉掌权后，更加积极地寻求与伊朗改善关系，并与伊朗上层官员会面传递友好信息，后续两国的高级官员互访也愈加频繁。

进入21世纪，两国之间的关系因美国扩大在中东的军事行动而出现新的隔阂。

此时的沙伊关系，变得更加多元复杂。“阿拉伯之春”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沙特对于伊朗这一地区秩序挑战者的不安全感，最终导致双方在2016年断交。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沙特阿拉伯出钱出枪扶植叙利亚国内反对派，与伊朗支持下的阿萨德政权进行对峙。2015年，萨勒曼继承沙特王位后仅过去两个月，就派出空军轰炸得到伊朗援助的也门胡塞武装，并逐步上升为派遣大批地面部队的进驻。

相比于1991年海湾战争时期依赖美国军事支援的状况，此时的沙特政府已改变消极守势，在同伊朗的中东博弈中趋向强硬。而伊朗也不甘示弱，对外继续通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组织向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等国家的什叶派政治势力提供支持。对内则加快核武器的研制工作，这也使其遭到包括沙特在内多国的制裁或抵制。

对于伊朗的“拥核”计划，美国一直尝试通过制裁和对话双管齐下，最终实现对后者的制衡。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个任期内，与伊朗对话解决其“拥核”问题占据上风，并于2015年7月达成全面协议。伊朗以减缓研发核武的速度，换得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其部分制裁的撤销。

然而，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传统盟友沙特来说，美国与伊朗的暂时和解使原先致力于扮演美伊两国冲突调解者和获利者角色的利雅得当局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并促使沙特开始探索一条摆脱美国影响的外交道路。

2016年，沙特不顾伊朗和美国官员反对，执意处决其国内什叶派异见人士尼姆尔，直接导致伊朗国内民众愤而冲击并焚烧沙特阿拉伯驻德黑兰大使馆和马什哈德领事馆。尼姆尔虽为沙特公民与阿拉伯人，但其在中东什叶派内部享有较高威望，甚至连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都曾在2014年为了他的生命安全给沙特王室写信求情。伊朗如此看重的一个人被沙特处死，这也成为压垮沙、伊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2016年1月，沙特以驻伊朗使馆遇袭为由，撤回外交人员，与伊朗正式断绝外交关系。此后双方在伊拉克和阿曼等国斡旋下重启和平接触。

回顾沙、伊两国在中东的百年博弈历史，我们将会发现，虽然两国在对美态度、发展核武器以及教派关系上存在一定分歧，这些矛盾甚至有可能借助偶发性的争端而演化为断交危机，但主权国家理念和厌战思潮的深入人心，使得两国在交往中仍应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

这就决定了两国不会将也门和叙利亚等区域的“代理人战争”轻易上升为直接的“热战”。尽管两国关系起伏不定，但始终存在着改善回暖的广阔空间。

正如沙特已故国王法赫德所言：“伊朗是伊斯兰国家，在同一框架下的相互合作，符合两国的利益。”未来的沙、伊关系发展走向尚难定论，但“斗而不破”显然比公然断交要具备更大的调试空间。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