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婶

从我记事起，春婶就已经是个老年妇女。

她皮肤雪白，太阳下怎么劳作都晒不黑，脸上却布满细密的皱褶，笑起来的时候这些纹路更加明显；她的身材苗条，有着线条优美的胳膊和一双笔直的长腿，可是脊背却已被生活压弯，无论是走是站都是驼着背；她说话的嗓门很大，笑声尖细，十分有穿透力，像是个生性活泼的天真少妇，可是循声而来，率先闯入你眼帘的却是她的一头花白头发。

谁也不知道春婶的头是怎么白的，她自己也不是很在意的样子，镇上妇女们都忙着烫头染发，发型紧随着潮流变化，她却一直保持着齐耳短发的造型，任阳光照亮黑发里那丝丝缕缕的雪白。

她总是和一些老年妇女扎堆玩耍，我也把她当作老年妇女看待，其实她那会儿也就四十出头。

春婶是个讲究人，最喜欢穿浅色的衬衣，身上的衣服每天都换，干干净净，头发用桂花油抹得服服帖帖的。她嘴巴也甜，又热情，见到人就攀亲，一说一笑毫不见外，明明比母亲大十来岁，每次见到母亲却是笑呵呵称呼“姨妈”，这么多年了，我还是不知道这个亲是从哪边算起的。

有她在的场合，永远都不会冷场，就算隔再远都能听到她的声音，可是这种用力并没有什么作用。

春婶和镇上妇女是格格不入的。

闲暇时，她爱去茶馆，在镇上女人打牌绝不是什么好名声，春婶没钱，男人们不和她打，她要么是在桌子旁边观战，要么是去专供老年人的五毛钱一场的场子里玩，但也是看的多玩的少。

她还抽烟，镇上五十岁以下的妇女鲜少有抽烟的，老太太们就算抽烟也是用烟杆吸烟叶，春婶却是抽纸烟，用两根粗大的手指拈起，慢悠悠地吐出烟圈，眼神摇曳，很不庄重。

镇上的妇女，当着她的面和她嘻嘻哈哈聊得火热，背过身就把她说的话传出去，再嘲讽一番。她虽然住在街上，却从未打入街上商户家眷的圈子。

她来往的几个朋友，都是附近的农户老太太，农闲的时候，她就和那几个老太太提着篮子在镇上剥树皮。

我们镇是靠木材生意支撑的，附近的农户，都是镇上的搬运工，一个电话打了就组成队伍，计件算钱，生意最好的时候，他们还要去几十公里外火车站搬运下货，一天挣四五百都有，还包饭食和香烟。但这个活是纯体力，一根树上百斤，哪怕是身强力壮的男人，如果没有技巧一天下来肩膀也会磨烂，女人是万万没办法的。

女人在市场上能做的活计，只有剥树皮。客户如果要买松树去加工，新鲜的木材就必须脱皮，这个脱皮是靠手工完成的。

一根直径二三十厘米，二十多米长的松树，剥皮的价格是两毛。剥下的树皮由女人们自行处理。

春婶和那几个老太太，像候鸟一样游荡在市场上，听到消息就提着篮子赶过来。她们蹲在打散的树堆旁，用磨得雪亮的镰刀在树干上来回削割，褐色的树皮被剥下来，露出雪白的树芯，空气里都是松香的味道。

这些盖不起楼房的女人，同样也用不起液化气，树皮是顶好的燃料，她们剥树皮时格外小心，都是整块整块地橇下来，整齐地码在篮子里，碎树皮则堆在空地上，等着结完账后，回家拿扁担来挑回家，一点也不浪费。

整条街上，靠剥树皮挣零花钱的女人，只有春婶。这是极不体面的事情，但奇怪的是，没有人因这事笑话她。

镇上妇女嘲笑春婶，都是从她的性格入手，她大声说话的吵闹劲儿，她见到人就攀亲的自来熟，笑她愣头愣脑把家里的私事说出来，笑她没有本事管住丈夫，笑她为人轻浮，把原本好好的日子过得一团烂。镇上妇女都是家庭主妇，生意由丈夫管理，她们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彼此攀比成风，比谁的丈夫会挣钱，比谁的孩子成绩好，这些话题春婶从来沾不着边。

春婶的丈夫海叔是镇上的搬运工，因为年纪偏大，身体并不强壮，做事也偷奸耍滑，搬运工们都不愿意和他搭档，同样当搬运工，他的收入只有别人的一半，这钱他从来不交给春婶。

海叔要喝酒，一般人是喝晚酒，他是一天三顿酒，几乎就没有清醒的时候，这意味着他基本就是个废人。有钱的时候，海叔还要去邻镇找女人。搬运工里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海叔只要有二十块钱，就要去找。

春婶平时自己耕种家里的农田，养鸡养猪，农闲时就剥树皮，一个人拉扯儿子长大。我小学时养蚕，放学了就到处找桑叶，最近的桑树林也在镇外的水库旁，骑车要走十几分钟，而且路也偏。我只好找替代品，听说蚕也可以吃柞树叶，吃了柞树叶结的茧是橙色的，我就跑到春婶家门口采柞树叶。

她家离我家也就五六户人家的距离，是所低矮的平房，在周围楼房的衬托下，那凌乱的黑瓦和剥脱的外墙格外醒目。门口的空地上长着两棵野柞树。

每次过来，我都会看到海叔在太阳下睡觉。有时候他也和我说话，我根本不怕他，反而有点喜欢他，小孩对于能够戏弄的大人都是喜欢的。我很难想象他和春婶不和。明明两人都没有脾气，又都是那么欢快，虽然说话带点冒失和夸张，但心情好的时候，谁都愿意和他们寒暄几句，大人们对他们的嘲讽，也并不是居高临下的，而是怒其不争。

小镇衰落后，海叔去了县城当保安，给厂子看门，春婶去给一个县城的熟人当保姆，帮人家带小孩。他们的儿子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家里没钱读中专，少年意气，经不起磋磨，一气之下跑去广州打工。一家三口，三个地方，也就过年回来一下，后来海叔在县城和一个女人同居，干脆不回来了。

那个平房更破更旧了，门前长满一人高的蒿草，房顶被毛竹和杂树沉沉压住，简直像个危房。

后来我才知道，镇上妇女对春婶的嘲讽，海叔对春婶的冷漠，是因为春婶年轻时跑过。

海叔年轻时在拖拉机厂上班，那会儿春婶是镇上最貌美伶俐的姑娘，两人结婚后没多久就有了儿子，生活十分幸福。可是春婶不认为自己幸福。海叔话少，也没情趣，她才二十岁，又能说会道，作为家庭主妇困在灶台和摇篮之间，时间一长，心里只有浓浓的不甘。

没有人关心一个主妇的精神世界，更没有人期待一个主妇会有什么个人成就，春婶的苦闷，在镇上是个笑话。这时一个安徽姑娘靠近她的生活，和她成了朋友。

在朋友的讲述中，安徽遍地是黄金，那里的男人从不打老婆，那里的女人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个个都是女企业家。春婶被蛊惑了，被功成名就的野心所激荡，她跟着这个朋友去了安徽，却没见到所谓的事业，而是被朋友骗进黄山的农村，给一个老光棍和他弟弟做老婆。春婶在那边生活了几年，还生了一个儿子，后来又跑了回来。

她回来后儿子都大了，和她并不亲近。海叔说她是嫌弃那边穷才跑回来的。镇上妇女并不同情她，说她是自作自受，好好的日子过得不耐烦了，非要折腾，结果把一个家折腾散了。镇上男人则是笑话海叔，说他没用，这样的老婆应该赶走。

海叔虽然留下了春婶，但两人从此就是各过各的了。

等我长大，春婶又回到了镇上。常年当保姆，她也攒了点钱，想着把老房子推了重建，弄得像模像样了，好给儿子说个媳妇。春婶儿子在外面打了多年工，仍然没有定下来，这时也愿意听她的话了，母子俩找工人，买砖瓦，盖了一栋二层小楼。房子盖好了，春婶的心愿却没了，她家依然是镇上最穷的人家，大家也都清楚他们崩离的家庭关系，而她儿子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没有女孩愿意嫁过来。

镇上太小，没有工作的机会，相亲失败后，春婶儿子又回到南方打工，春婶在养老院找了份活儿，七十岁的人了，每天伺候别的老人穿衣吃饭。

那栋小洋楼里，只装备了必要的家具，家电一律没有，春婶每天晚上早早洗了澡，跑到邻居家里去聊天看电视，蹭到九点过了就离开，回到自己寂寞的家。

她最喜欢冬天的外快，养老院里有些孤寡老太太晚上害怕，十块钱一晚请她陪夜，她就高高兴兴过去，既挣了钱又能和人说话。

在她伶俐的少女时期，她一定想不到自己还有这么寂寞的时刻。在她怀着梦想去安徽淘金时，也一定想不到，命运会给她开怎么样的玩笑。没有人告诉她什么是梦想，所有人都说不甘平庸是原罪，所以她只能用余生来赎自己的罪，那漫长的，无休止的罪。

去年十一回家，刚下车，老远就听到有人喊我名字，一回头，原来是春婶。

难为她眼睛尖。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也老了，一头齐耳短发已经全白了，衣服再也讲究不起来，只是眼睛里的光还依旧，大嗓门还依旧。

许是很久没和人说话了，春婶一开口就停不下来，又是好奇我现在的生活，又是说母亲有多想念我。我急着回家，又厌恶香烟刺鼻的烟雾，心里就有点急。

她看出来我的不耐，把烟掐了。

你们现在的女孩儿真是不得了！她叹息。

她语气里的羡慕让我一愣，我想说点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她笑着摆手离去，洒脱之气一如往昔。黄昏的街道上，她瘦小的身躯在夕阳下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像是土地上长出的深深的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