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一个荒诞不经的现代寓言

一个人变成甲虫的故事

凡了解一点欧洲文学的人可能都知道，在欧洲文学史上，在前后两千年间有过两部同名的文学名著《变形记》。一部是1世纪初，也就是公元8年由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写的长篇叙事诗《变形记》，一部则是20世纪初，即1912年由奥地利现代小说家弗兰兹·卡夫卡写的短篇小说《变形记》。但这两部名著从体裁到题材再到创作技巧都毫不相干。奥维德的《变形记》采用的是神话传说的题材，其中的人或神经常变成动物、植物甚至石头。而卡夫卡的《变形记》则讲述了一个人由人变成一只甲虫的故事。

先来介绍一下卡夫卡的《变形记》的故事情节。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生活在一个普通劳动家庭，除了父母还有一位与他感情很好的妹妹格莱特。格里高尔担任一家公司的旅游推销员，用他的工资维持全家生活。一天早晨起床时，格里高尔突然觉得起不来了，接着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偌大的甲虫，身上的许多小腿脚在划动。他大惊失色！但他首先着急的是，若不能及时上班，必然招致老板派的人来家查问，直接影响他的饭碗。而他如今这般模样如何去见公司的人呢？不久，公司经理手下的协理果然来敲门了。家人，尤其是父亲对儿子的突发事件气急败坏，母亲则忧伤不已。格里高尔万般无奈地侧翻过来跌到了地上，又依靠着那些细腿慢慢把身子挪到了门边，又用牙齿艰难地把门锁打开。父亲一见他的样子，怒不可遏，一把将他推了回去。母亲则立刻晕倒在地！格里高尔却一心想冲出房门，挽留协理，求他在经理面前说句好话，不要辞掉他！但协理像见了妖怪似的惊恐万状，赶紧跑出大门一溜烟走了！

格里高尔从此不得不被锁在自己的房间里，躲在沙发底下，羞于见人。只有好妹妹格莱特每天负责给他送饭、打扫，偶尔目光相遇，也当作没看见。日子长了，他身上人的习性日益减少，虫的习性则日益增加，独自四处爬行，甚至还自得其乐地玩了起来。但人的基本思维能力却始终没有完全丧失。母亲很想开门见见他，却屡被家人劝阻，于是她悲愤地喊出：我怎么也得看看他，他是我不幸的儿子啊！

由于儿子丢了工作，家里不得不辞掉侍女，而且每个人不得不找了一份收入不高的差事，包括业已退休五年的父亲。鉴于格里高尔越来越不见好转的希望，原来最关心他的妹妹首先失去了耐心，把每天的伺候当作负担，敷衍了事。一天，格里高尔溜出了房间，恰巧被刚刚回家的父亲看见了，父亲气愤不已，顺手抡起旁边的苹果一个个向他背上砸过去，其中一个竟陷进了他的脊背里，造成格里高尔的致命伤！

为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家里腾出一部分房间对外出租。当三位房客正在听格莱特演奏小提琴时，格里高尔悄悄挤进来盘算着将来送妹妹上音乐学院，他的形象让房客们吓了一跳，他们马上要求退房！

格里高尔更成了家里急欲除之而后快的负担了！妹妹再也不愿照料他，并劝说父亲赶紧想办法摆脱这个“怪物”。家里雇来了一个老婆子当钟点工，兼管格里高尔的房间。但此人干活草率、语言粗鲁，直呼格里高尔为“屎壳郎”！没过多久，本来已经骨瘦如柴的格里高尔终于一命呜呼了！他干枯的甲虫的尸体被老侍女一把扫进了垃圾桶。

一场灾难终于过去，全家如释重负。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萨姆沙一家三口痛痛快快地乘电车去郊外春游了一天。当青春焕发的格莱特伸出她结实的胳膊、舒展她的歌喉时，萨姆沙夫妇欣喜地看到，自己的女儿“已经出落成一个体态丰满的美丽姑娘了”！这个结尾有尼采的“永恒循环”的音响：一个生命熄灭了，另一个生命正茁壮成长。卡夫卡十年后写的《饥饿艺术家》也有类似的结尾。

一种新风格的出现

卡夫卡的作品之所以深刻、耐读，让人琢磨不尽，是因为它们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往往是多义的，因而有着多重解释性。因此在分析卡夫卡的作品时，不能不联系作者自己的思想和言行。

在卡夫卡的创作生涯中，1912年这个年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1912年以前，卡夫卡的“小小说”都还不具有现代主义的特征。但从1912年的《判决》和《变形记》开始，卡夫卡的虚构性作品就一直是现代型或现代主义的了！

那么，用什么来衡量或标识“现代”或“非现代”的文学作品呢？是美学特征和思维方式。

在欧洲文学史上，美学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按照德国文论家奥伊尔巴哈的说法，一种是重客观描写的，叫“荷马方式”；一种是重主观想象的，叫“圣经方式”。前者以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卢卡奇为代表，后者则以柏拉图、康德、弗洛伊德为代表。但自从亚里士多德提出“模仿论”美学以后，这一主张在欧洲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直到19世纪初由于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它才受到挑战，尤其是19世纪下半叶，随着现代主义运动的兴起，“模仿论”遭到更严重的颠覆。从此，重主观的表现主义美学很快占了上风。公司雇员卡夫卡作为作家的崛起及其小说《变形记》的风行于世就是这一时代思潮的产物。

表现主义的创作特征《变形记》几乎都囊括了，《变形记》开头第一句就以爆炸性的奇事抓住人心：“一天清晨，当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烦躁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得吓人的甲虫。”是童话吗？再看下去吧——是完全严肃的、沉重的故事。

这个故事若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来写，那将是：格里高尔突然得了一种不治之症，久治不愈，家人渐渐产生厌烦，最后巴不得他快快死去。这样写也能真实地写出“久病床前无孝子”的世态炎凉。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名作《伊凡·伊利奇之死》就是这么写的。

现在不妨把它与《变形记》比较一下，哪个更有震撼力和感染力呢？恐怕还是后者。理由很简单：主人公变形过程的那种突发性与惨烈性以及变形以后对渐渐厌弃他的亲人们不能做出语言的和表情的反应，特别能牵动读者的情绪。

前面说《变形记》是表现主义运动的产物，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作品仅仅属于表现主义。卡夫卡之所以令人着迷，就在于他的作品跟20世纪各主要流派都能攀亲结缘，诸如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荒诞派、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

卡夫卡自己从来没有说过他属于哪个哲学流派或持哪种哲学观点，但作为一个在德意志文化圈长大并始终接受德意志文化教育的聪明的犹太人，他爱哲学思考这是事实，而且在这方面留下了不少的箴言、笔记、日记、书信等。他在少年时期第一次读到存在主义创始人克尔凯郭尔的著作时，就感到“像朋友般”的亲切。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比卡夫卡小一辈，但卡夫卡的名字是萨特的著作中被提及最多的。因此，一个作家的创作属于哪个哲学思潮或流派，主要不是看他的主观宣言，而是看他的作品的特点。

当格里高尔一觉醒来，正想着准时去上班，却突然发现起不来了，不是由于生病，而是自己变成一个令人恶心的怪物了！而在这种飞来横祸的当口，他首先想到的却不是大喊大叫，把家人喊来送他去医院挂急诊，而是如何摆脱目前的困境，能够准时去上班，以保住那份维系他一家人生计的工作。而在这之前如何对付即将赶来问责的公司有关负责人呢？这是最要紧的。而当公司来人后，他不想见也得见！要见，他如何以这副形象出现呢？不见，则饭碗肯定不保！在这个保住饭碗还是保住脸面的“两难选择”面前，他还是做了保住饭碗、牺牲尊严的选择，以便挽留住来者，求他向公司说几句好话，以保住全家人的生计来源——工作。于是他不顾一切地豁出去，极其艰难地把身子挪到门边；开不了门，又不得不用牙齿更加艰难地把门锁撬开！哪知道结果事与愿违，反而把对方吓跑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滋味，什么样的生命感受啊！这一惊心动魄的过程，让读者感到切肤之痛！

再看格里高尔，被关在房间里一直自惭形秽，羞于见人，一有动静，马上躲在沙发底下，还竭力把沙发上的被单拉下去遮掩。但尽管如此，还是不能万无一失，有时还是被送饭送水的妹妹瞥见了，谁能领会他那种尴尬心理呢？如果不是用“变形”的手法，就不可能收到如此火辣辣的“在场”效应和激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一道无声的呐喊

卡夫卡是个富有社会正义感的作家。他在日记里明确写道：“作家是人民的替罪羊。”他认为作家是要替人民说话的。他自己出身于一个中等资本家的家庭，但在劳资对立的双方，他明确地站在劳动群众一边。

在1919年写的那封有名的《致父亲》的长信中，针对他父亲把家里的工人骂为“拿薪的敌人”，卡夫卡则针锋相对地反驳说：那你就是“付薪的敌人”！当格里高尔一天早晨发现自己变成一只大甲虫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赶紧摆脱这飞来横祸，而是仍然一心想着必须准时去上班，否则，那位待人苛刻、习惯于“坐在桌子上”发号施令的经理会对他不客气，何况他父亲还欠经理一笔债呢！可以看出，他平时为保住公司的这份工作多么艰辛，他在公司的上司们面前多么诚惶诚恐。怪不得当公司的协理来问罪时，他拼了老命也要设法打开房门去见他，以便能让协理在经理面前替他说句好话。想不到事与愿违，他好不容易把门打开了，他的怪相却把对方吓跑了！但这一歪打正着的举动却把他潜意识里的愿望实现了：把控制他命运的这类强大对手赶跑了！这一段紧张而精彩的描写无疑反映了作者对资本统治的罪恶的抗议，并让亲身受害的主人公发出一道无声的呐喊！

在西方世界，自从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以后，留下了巨大的价值真空。哲思者们难遇同调者，感到孤独，克尔凯郭尔、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都因此不婚。与这几位前贤发生共鸣的卡夫卡也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合他“胃口”的“食物”，因而受到孤独“巨大的诱惑”，甚而主动“投入孤独的怀抱”。

早在1907年，他在给一位女性朋友的信中就这样直言，“我甚至没有你要求于我的那种对人的兴趣”。因此他在一篇日记里坦言：“在外部看我是硬的，但我的内心是冷的。”他在与雅诺施的谈话中甚至说他是“误入世界”的。

因此，他在一封信里讲到这样一种感受：“我被一个空荡荡的房间与一切事物隔开，我没有一次不碰到它的边界。”小说中也写到这样的场面：格里高尔到处乱爬，以致留下了一道道动物的黏液，这使妹妹和母亲想到：格里高尔需要更大的活动空间。于是两个人费了半天时间，同心合力搬动衣柜，以便给格里高尔腾出更宽敞的地方。

卡夫卡认为，孤独不只是思想家们的感受，而是人的根本处境。他那篇有名的日记甚至把话说绝了：我在自己的家里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现在他用一个假定性的演示告诉人们：别看我母亲对我特别疼爱，妹妹和我也不乏手足情，可一旦我失去劳动能力，由家庭的供养者变成家庭的累赘，看吧，他们一个个都会离我而去！

萨姆沙一家四口，原来凭着老大格里高尔的一份普通工资，安安稳稳地过着一种优裕的生活，甚至还有条件雇一个侍女。于是格里高尔成了全家唯一的精神支柱。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某一天早上会发生这样一件突如其来的、闻所未闻的怪事，一下子把整个家庭秩序完全打乱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态不仅毫无好转的希望，反而一天天恶化，以致无可挽回，永劫不复！

他原本是全家人的福音，很快变成了全家的灾星和拖累：三个老少闲人，不得不每人找了一份收入不高的差事！更有甚者，由于这个吓人的东西的存在，连家里的房子都租不出去了。于是令人寒心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发生了：原先最为关爱哥哥的妹妹，曾经那样热心为遭遇不幸的哥哥送饭送水、悉心打扫的妹妹格莱特，现在则以馊菜陈饭敷衍了之！

最后，正是她宣称“这是怪物”，并动员父亲“必须把它弄走！”“它在害我们！”，这简直是逼迫这位不幸的哥哥快快去死了！自然，格里高尔再也没有在这里存活的空间了。最后，他带着枯瘦的“屎壳郎”的躯壳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悲惨的故事立刻使我们与那句“久病床前无孝子”的民谚发生共鸣。

卡夫卡曾对青年朋友雅诺施说：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要把我们带到何处，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是物件、物品，而不像活人。他像个跌落到这个世界来的陌生者，对一切都表示感到惊讶。他晚年的女友密伦娜曾回忆说：“他认为金钱、交易所、票据局、打字机——这些都是绝对神秘的……他仿佛是一个完全赤身裸体的人，处在衣冠楚楚的人们当中。”这就是说，卡夫卡不接受这个陌生的世界。他对现代社会形成的庞杂的社会结构和官僚化体系尤其痛心疾首，他跟雅诺施的谈话中说到：“资本主义是一个从内到外、从外到内、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层层从属的体系，一切都分成了等级，一切都戴着锁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