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瓦鲁河畔的绽放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抗日烽火迅速燃遍松花江畔，在白山黑水间，在白桦林的云雾之下，一对伉俪携手走上了革命与文学的道路。他是罗烽，她是白朗。

他是她的领路人

1929年，20岁的罗烽意气风发，受鲁迅等左翼作家的影响，他以笔为戎，毅然走上革命道路，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这一年，他和青梅竹马的表妹白朗喜结连理。

那时，罗烽在呼海铁路车务段工作，他利用职务掩护党的工作，为革命奔走。白朗并不知情，直到在罗烽的衣兜里发现了一张传单。“从此，我打开了眼界，开始踏上了真正的人生道路，追求着真理，追求着光明，追求着我所不懂的一切。”跟随罗烽的脚步，18岁的白朗加入战斗行列。

东北沦陷后，在杨靖宇将军的领导下，罗烽负责开展左翼文艺运动。白朗为了协助他，也加入反日同盟会。她帮罗烽刻蜡板，印发抗日宣传品，一手娟秀的小楷屡被称赞，创作才华也逐渐显现。“故乡，仍在敌人的掌握之中，故乡的同胞，被嗜杀无忌的魔鬼生吞活剥了，开膛破肚，奸淫抢掠了！”初登文坛，白朗技惊四座，在文中，她把民族蒙难的悲壮书写得酣畅淋漓。

1933年，按照地下党的指示，白朗任职《国际协报》副刊编辑。她刊发了大量进步文学作品，以星星之火唤醒同胞。在当时复杂的文化环境中，这些作品遭受非议，白朗毫不畏惧犀利回应：“这里是公众的地盘，谁给我带死带活的小花小草，我便会给他栽上！”

在罗烽影响下，昔日那个不谙世事的女学生，已成为坚定的革命者。没有卿卿我我、花前月下，在血雨腥风中，他们一起办刊办报，出演进步戏剧，手牵手投身抗日救亡。

携手高唱“火红的歌”

1934年6月18日，罗烽照常去上班，刚到办公室，几名便衣警特就突然闯进来，因“反满抗日”，他被捕了，关在日本领事馆。

消息传来，白朗没有惊慌，她设法通知左翼友人，冷静地提醒他们暂时不要联系，随后便一边工作，一边四处奔走疏通关系。为了筹措资金，她变卖首饰，去中东铁路兼职，扛起营救重任。这年，她只有22岁。

在狱中，罗烽遭受了酷刑，十多天无法下地。怕白朗担心，他用小扫帚棍蘸着擦鞭伤剩下的一点碘酒，在纸条上写下：“他们用刑逼我供，但我至死也不能招认。我的身体尚好，请勿为念……”

白朗同样经受了巨大的考验，后来她说：“那时，我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也忽略了一切痛苦，我准备用头颅去迎接野兽的爪牙。当一个人把生命决心皈依于患难和死亡的时候，还有什么足以使他畏惧呢？”她给罗烽送去肉、饼、糖果，还有一条小手帕。手帕上绣着两个字：“珍重”。

1935年，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罗烽终于被保释出狱。白朗的笔下充满喜悦：“度过了十个月的惨厉生活，他挣脱了敌人的魔手，带着欢欣，带着病，竟然生还了，任谁都不能不说这是死里逃生的……春风拂苏了我的灵魂，望着那跳跃在树丫间的春光，我高歌着美丽的迎春曲，即使是北国的春天，也是迷人的了。”

然而，危险无处不在，哈尔滨待不下去了。在朋友们的掩护下，他们乔装打扮，秘密前往上海。

流亡的日子，生活捉襟见肘，一件毛衣常常要被典当几次。艰难中，白朗诞下一名男婴，但未满周岁便不幸夭折，那是他们失去的第五个孩子。

家园之恨，加上丧子之痛，种种情感都转化为创作的激情。夫妻俩相互激励，日夜笔耕。不久，罗烽便完成了短篇小说集《呼兰河边》，白朗也发表了包括代表作《伊瓦鲁河畔》在内的大量小说、散文。他们的作品沉郁悲壮，带着强烈的地域色彩，含泪凝血的字字句句，把侵略者的残暴、民众的抗争描写得淋漓尽致。

在东北流亡作家中，在“左联”盟员中，罗烽和白朗成为在艺术创作上并驾齐驱的一对伉俪。抗战全面爆发后，他们又辗转到武汉、重庆，一路走，一路宣传抗日。

1939年，白朗满怀豪情和罗烽一起参加了十四人的“作家战地访问团”，他们将沿路北上，到战火纷飞的前线去。两个多月的跋涉中，白朗用文字记录了这段“红色传奇”。在她的笔下，爬华山时的罗烽活泼而敏捷，那是一向沉静的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颠沛曲折的人生旅途，因这绵绵爱意而顿生光彩。此后，不论在延安，还是抗战胜利后回到东北，他们始终携手，像翱翔在北方上空的雄鹰一样，一路高唱着“火红的歌”。

爱如夏花，根深蒂固

新中国成立后，罗烽和白朗欢欣鼓舞，他们深入生活，专事写作，双双进入创作的黄金时期。白朗用三十个昼夜，一气呵成完成了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蜚声文坛。

1955年，白朗和罗烽被发配到辽宁阜新煤矿劳动改造。在黑暗和低谷中，唯有爱没有褪色。1962年，他们获得短暂的安宁，罗烽特意去照了一张相，在背面，他一语双关地写道：“一九六二年春，大病初愈。”

可是，稍稍喘息之后，他们面对的是更大的暴风雨，在随后的那场浩劫中，白朗的精神和身体都遭受重创，她精神失常了。偶尔清醒时，她折断钢笔，发誓再也不写一个字。

罗烽心如刀绞，他带着白朗奔波于沈阳、大连和北京的医院，无论下放到哪，他都坚持把她带在身边照顾。

多年身心疲惫，颠沛流离，就在白朗的病情稍有好转时，罗烽却病倒了。当年在狱中遭受的酷刑也留下后遗症，睡觉时，他的手脚经常不自觉地抽搐﹑挥舞，甚至弄伤自己。心碎的白朗，不得不在他的四周铺满软垫。

晚年时，罗烽不认识妻子儿女，分不清黑夜白昼。1991年深秋，他永远地离开了。后来回忆起这段岁月，白朗说：“他疯了，打人砸东西，谁能受得了哇。走了，也好……”其间的辛酸苦楚，不足为外人道。罗烽去世后，白朗缠绵病榻，床头柜上，码着两摞书：六卷本《罗烽文集》，五卷本《白朗文集》，那是他们并肩战斗的见证。

躺在病床上，白朗经常想起家乡，想起年轻的罗烽和那个相恋的夏天：“满园的花儿全欣然地开放了，虽然那是一个稀有的酷暑，为了勃（指罗烽）的培植、爱护，那些可爱的花儿却没因酷暑而焦枯，她们反而一天比一天鲜艳，一天比一天根深蒂固了……”

那些花儿，一如他们的爱，任沧桑覆盖，岁月荣枯，依然绽放如初。

1994年，白朗告别人世，和罗烽一样，享年82岁。

编辑 吴元梓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