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诗歌，拿什么来拯救你？

1993 年至今，中国网络诗歌已经走过30 年风雨历程。其表现可谓是让人爱恨交加：爱其率真、质朴、虎虎有生气，恨其幼稚、放肆甚至粗鄙、堕落。这也意味着，未来10 到20 年间是中国网络诗歌发展的重要时期，关乎其诗性品格是向上抑或向下、崇高还是崇低、审美或者审丑的价值取向问题。设若顺利度过这段时期，中国网络诗歌将会迎来“不惑”甚至“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成熟季节，否则，就只能走向纯粹的游戏与狂欢并由此坠入“娱乐至死”的荒诞境地。在这样一个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我们究竟靠什么来引领中国网络诗歌做出恰切选择，走出当下困境并最终实现自我救赎，更加有效地利用网络这一新媒体，给中国新诗带来应有的正面建树呢？

这当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至少可以从网络平台的管理与优化、网络诗歌作者的行为约束与人格塑造、网络诗歌的诗体建设以及网络诗歌批评标准的确立等四个方面去进行思考与回答。我们知道，运用网络这一新媒体进行写作、发表与传播，是网络诗歌区别于纸质诗歌的关键所在，但网络平台的建设、管理与优化首先是一个制度与技术问题，作为诗歌作者、读者与批评者，我们往往只能被动地等待与适应它的改良与完善。而作者、诗体与批评标准才是我们能够主动努力去掌控并对网络诗歌脱困与自救有所帮助的三个方面。有鉴于此，我们依次略做探讨。

第一，作者的行为约束与人格塑造。网络诗歌之所以屡遭诟病，主要原因就在于门槛太低，只要会上网、会发帖、会打字、会敲击回车键，就可以成为网络诗人。往昔神圣的诗坛，如今成了可以随意进出并且大放厥词的“诗江湖”。在充满暴戾之气与不满情绪的当今时代，一些伪诗人的“诗生活”往往只是抢眼球、逗乐子、发怨气、耍无赖，进而发展成拉帮结派、好勇斗狠，搞得网络诗坛乌烟瘴气，让人厌恶。而随着“下半身”“垃圾派”“低诗潮”等网络诗派的走红，低俗、粗鄙等负面形象被大肆渲染，那些真正优秀的网络诗歌与诗人被遮蔽与否定。更让人无可奈何的现实是，网络已经成为大众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网络诗歌也就成了诗歌不算唯一却是最为主要的生成与传播方式。恰如发表过《屎的奉献》《我不得好死》《我的垃圾人生》等作品的垃圾派诗人管党生在《不真实》中所写的那样：“1986年/ 我开始写诗/2001 年开始上网/ 我至今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 诗人又是什么/ 在网上我骂人/ 是因为被人骂/ 我如今/ 已经离不开网络/ 我不知道没有了网络/ 我还应该做什么。”

既然无法将伪诗与伪诗人排拒、隔离在网络诗坛之外，那些期望净化网络诗坛的真诗人就只好从约束自己做起，起码得守住不粗制滥造、不同流合污的行为底线，要知道在网络上的任何不检点，都会留下类似随地大小便那样的丑陋印痕，迟早会被暴露并因此而蒙羞。

我们都明白，诗歌高于历史乃至哲学的地位以及诗人作为未被公开承认的世界与时代之“立法者”的声誉，是经过漫长的论辩与抗争才逐步获取的，反之，要消解诗歌的精神能量、玷污诗人的清名往往只在朝夕之间。不是吗？曾经神圣的“诗人”称谓，早已被用作“你是诗人！你全家都是诗人！”之类的嘲讽与恶搞了，这让众多诗歌爱好者和写作者情何以堪！不用说，那些对后世精神发展与文明秩序起到引领与规范作用的伟大作品，如《伊利亚特》《神曲》《离骚》等等，其作者无一例外都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与强大的精神力量，他们不仅能够坚守个人的困顿，而且还能在诸神缺席、神性之光黯然失色的“贫乏时代”成为苦难的“见证者”与希望的“守灵人”。

为了塑造高尚人格，诗人尤其是网络诗人必须修炼自己的主体心性。用古人的话说，就是修心、养气，所谓修自适、圆融之心，养正大、浩然之气；用今人的话说就是“要努力把我们自己养成‘美的灵魂’，最高的艺术便是这‘美的灵魂’的纯真的表现”。（郭沫若《印象与表现》）用西方人的话说，就是诗人要有现实与人文关怀，要有神圣的终极关怀。海德格尔讲过，我们每个人（当然包括诗人）都“在世界中存在”，而且处于“被抛状态”。尽管同样被抛置在某个具体的历史境遇之中，受到特定时空的制约，但不同的人、不同的诗人，其“选择却可以不同，比如是认同还是不认同？是屈从还是反叛？是沉沦还是超越”？（余虹《文学知识学》）由此也就划分出两种不同类型的诗人，一类追求向上、崇高与审美，一类趋于向下、崇低与审丑。毫无疑问，只有向上一类的诗人，才可能成为“超越的能在者”，才可能将自己的感喟、呼吁与理想熔铸到作品之中，并由此实现诗歌兴发感动的功能，激起广大读者积极、乐观地承担苦难、热爱生命、追求理想。只有这样的诗作，才有成为优秀乃至伟大诗歌的可能。只有这样的诗人日渐增多，这样的诗作日益丰富，网络诗坛才会逐步被净化，网络诗歌也才可能脱胎换骨，以新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第二，诗体的创新与发展。以白话为工具或载体的新诗，基本上割断了与文言诗词的形式联系，必须自创新体。经过数代诗人对形、声、韵、律、行、节等各方面的艰辛探索，新诗大致形成了以自由诗为主，以格律体、新民歌、歌词及其他种种自创体为辅的诗体大联盟。但网络诗歌自诞生以来，却只出现了所谓“口语诗”“口水诗”“第三极诗歌”（提倡“神性写作”）等少数理论与实践。其中的“口水诗”就是废话居多，没有诗学价值可言。“口语诗”“第三极诗歌”虽然产生了少数比较优秀的作品，但它们在格律声韵、字词行节等方面的探索，总体而言，仍未超越白话新诗所取得的成就。至于名目繁多的这体那体，诸如“梨花体”“羊羔体”“鱼鳍体”“烟枪体”“揪揪体”“朱军体”“高铁体”“捐款体”“乌青体”等等，简直就是“口水诗”“废话诗”的种种别名，以“体”相称，纯粹是为了嘲讽与挖苦，对网络诗体的建设而言，只能起到“此体不通”“请另寻他途”的警示作用。

网络诗究竟与纸质诗有无实质性区别，在目前有肯定与否定两派观点。如果仅仅只是传播方式的不同，网络诗歌也就无需自创新体，如果还有其他更为本质的差异，那就有创造新诗体的必要。从宽泛意义上的网络诗歌来讲，它与纸质诗歌可以相互转换，发表在纸质媒体上的诗作常常被转贴到网上，首发在网上的作品也往往被纸质报刊、书籍转载与收录。但狭义的网络诗歌仅仅指在网上首发与传播的作品，就此而言，它无需经过编辑的筛选与淘汰，大多数作者都是“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不会在意艺术上的锤炼与追求，“口语诗”势必成为网络诗歌的主要类型。这种因发表、传播方式之改变所引发的诗歌语言形式的变化，尽管不能说造成了网络诗歌与新诗的本质区别，但我们也不能对此种变化与差异视而不见，并由此抹杀网络诗歌诗体创新的潜在可能性。对此，我们不妨采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宽容态度。

其实，新诗诞生之初，使用的也是所谓“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但在完成工具革命的任务之后，纯粹的“白话”入诗便遭到了较为普遍的质疑与诟病，于是，提升白话的诗性素质、发掘现代汉语诗性潜能的理论与实践也就随之而兴起。尽管新诗至今尚未创造出被大家普遍认可和广泛实践的定型性诗体，但还是产生了相当数量的经典作品，它们在形式上的多方探索，为新诗诗体的建设与完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其老练、成熟与稚嫩、青涩的初期白话诗相比，差距之大真不可以道里计。

网络诗歌所普遍使用的“口语”，与新诗当年采用的“白话”应该说并无实质性差别。既然“白话”的诗性潜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挥，“口语”在表现日常生活经验、情感与思想时所具有的原生态、现场感、鲜活性等等优长之处，也应该具有转化成一种崭新的诗性话语的可能。就当下境况而言，网络诗歌的作者与批评者绝不能任由口语诗一路向下地发展下去，应该努力向上提升“口语”的“诗性”品格，在保持其鲜活性与现场感等优势的同时，尽可能地赋予其凝练与弹性、增强其隐喻与象征、丰富其情思与韵律，使其成为与新诗“白话”既相联系又有所区别、既彼此借鉴又互相竞争的适合于网络新媒体的诗歌语言。这当然是一个需要创作者与理论家拾级而上、跨越诸多门槛与障碍的艰难历程，但也只有饱经孕育与分娩的痛苦，网络诗歌或者说口语诗歌新形式、新体裁才有可能呱呱坠地并茁壮成长。

第三，批评标准的确立与完善。德国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的《没有英雄的诗——致王家新》中有这样几行：“鱼受到了警告/ 今天有诗人来钓鱼/ 但他们没有钓具和故乡/ 在长城上他们任意/ 抛出诗行，随后抱怨/ 此处无人上钩/……// 诗人总是孤注一掷/ 世界太昂贵/ 诗律太便宜/……”尽管有些令人费解，但对没有准备却肆意妄作的诗人给予调侃与批评的意味是再明显不过了。所谓“诗律太便宜”，无论是就“诗歌格律”还是“诗坛纪律”而言，都可谓准确地把握住了当代中国新诗尤其是网络诗歌创作的低门槛与“无政府状态”。“低门槛”现象，我们已经有所讨论，而“无政府状态”的形成，是因为缺乏评价标准与体系的缘故。毫无疑问，批评标准的确立与完善正是网络诗歌发展的当务之急。

我国是诗的国度，自古论诗都有好坏、真伪、高低、大小之分别，其评判标准虽有儒法道释之分殊、李杜苏黄之差异、往古来今之演变，但简而言之，仍可用“言意之辨”予以概括。当然，这不仅仅是指“言尽意”与“言不尽意”的哲思辩驳，更主要的是指由此衍生出来的言、象、志、情、意、境、神等一系列诗学范畴，换作今天的术语，大体可以归结为形式与内容及两者之关系的探讨。

自网络诗歌由繁盛趋于泛滥之后，理论界也不乏建立评价标准的呼吁，且出现了多种网络诗歌选本、年鉴与赏析之类的著作。但由于数量过于庞大，大到网站过万个、年发表作品以百万乃至千万计的程度，任何编选者都无法做到全面、客观地甄别出最为优秀的网络诗歌作品，推介、征稿的结果也难免泥沙俱下，而且编选者的个人趣味及其与作者的亲疏关系，都会造成一定干扰，影响所选诗作的示范作用。如此看来，凭借选本方式来确立相对稳定的评价体系并不具备太大的可行性。至于那些以传统诗歌或者新诗的某些标准为参照而确立起来的批评原则，对于扭转网络诗歌一路下滑的发展趋势确乎有所帮助，但这样一来，又很可能扼杀网络诗歌刚刚呈露的那片盎然生机，将其修剪成与纸质诗歌并无二致的模样。

面对这个两难困境，我们只得寻求某种相对折衷的办法，那就是在大多数读者能够接受与认可的范围内，创建与“抒情—意象—隐喻”诗歌传统有所区别的新标准。这个标准既不能过宽，宽到与我们的诗歌审美习惯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的地步，但也不能过窄，窄到阻碍网络诗歌鲜活、灵动、率真个性的发展。看来，要想在两者之间达成平衡，首先还是得回到如何处理“网络”与“诗歌”之关系这一理论原点，从传播学、语言学、诗学等多学科入手，结合实际创作，进行综合探讨，逐步形成一系列原则与规范。这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过程，尽管我们都明白知易行难，但按王阳明的说法，有了一念之“知”，也就意味着“行”的开始。既然已经形成了上述认识，我们何不乐观地认为：网络诗歌评价标准的确立应该为期不远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讲：“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个所谓“百不失一”的标准，对于网络诗歌而言，或许仍不失其巨大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