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日食

今天是吴涛出狱的日子。我站在火车站出口，叼着烟，看着人来人往。一个中年女人走过来对我说：“少抽些吧，对嗓子不好。”我看了她一眼，有些莫名其妙。我刚打算回头，她又尖叫了一声，从我身旁蹿了出去，抱向了一个干瘦的家伙。我这才认出她是吴涛的母亲。一年没见，她竟然连头发都白了。

我走上前，一时不知是该跟他握手，还是拥抱。

“回来了。”

“嗯，回来了。”

吴涛疲惫地笑笑，那身子在他母亲剧烈地摇晃下，摇摇欲坠。

回去的路上，吴涛母亲躺在后座，闭着眼睛，眼袋红肿。她的儿子靠着车窗感叹道：“变化真大呀。”

我说：“你也就待了一年，别整得跟进去了几十年似的。”

他笑着挠挠头：“我现在看见这些车，这些人，还有那些高楼，感觉他妈的跟假的一样。”

我不止一次听说，从监狱放出来的人，回到社会上，会有一阵子不适，这段持续的时间，可能与服刑的时间成正比。但他好像又有很多地方没变化。比如那副干瘦的身体，比如动不动就他妈的，他妈的。

“我现在的家在哪儿？”

我愣了一下，他说的那个家，早在两年前就拆迁了。而我现在开往的地方，已经是一片荒废的工地，那里正在停顿整改。

我叫醒他母亲，问她接下来该往哪儿开？

他母亲望向窗外，过了很久才吐出一个拗口的地名。我打开导航，搜索那个地名，又开了三十分钟。车子驶进一座靠近工业园区的村子。“现在到处都在拆，这里马上也要拆了。”他母亲说。

“这鸟地方离市中心那么远，拆了造什么？”吴涛对这周围很陌生。

“要把这些工厂都连起来。”他母亲平静地讲。

失败者往往会在回忆其失败的道路上，找到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然后不停地往前回溯，试图寻找另一种可能，证明失败的原因其实一开始就已经注定。那个时候，吴涛总是懊悔，说没有那笔从天而降的拆迁费，他也不会脑袋一热去赌，平时也打麻将，输赢也就在千八百左右，可突然冒出了两百万，就显得那千八百的数字，好像不再是钱了。“你记不记得有段时间，我天天请你们大吃大喝，你当时还问我，说日子不过啦？我告诉你，我那个时候他妈的赢了两百万！”他努力地捕捉过去的细节，显得很亢奋。回过神了，他又颤抖道：“钱都被我赔了进去，怎么办，只能瞒着我妈，先拖着不买房。我就是想，为了我妈，我也得借钱去赌最后一把。”听到这，我终于忍不住，问他现在欠了多少？他无力地再次说出两百万这个数字。两百万，靠打工得多久才还得清啊？他垂着头，叨叨着他父亲当年是如何因赌博欠下巨债，最后被人砍死，好像他说这件事的潜台词是，他好赌的基因，是从他父亲身上流淌下来的。这是宿命，是轮回。

其实他和我一样，从来没见过他的父亲。小时候，村里总有一些顽皮的大人，喜欢忽然叫住那个整天在田野里狂奔的小孩。“吴涛，你爹回来啦，给你带了好多吃的，还不快去，跑啊，跑起来，快跑啊！”紧接着就是一阵讥笑声。这一招屡试不爽。因为那个小孩不相信这个世界一直都是谎言，只要赌对了一次，哪怕就一次，他就能见到他父亲了。后来他长大了才明白，原来有些谎真能说一辈子。

那时候我常常陪他一块儿跑，一块儿在村口瞎徘徊。有一天，我又听到了吴涛父亲回来的消息，就去找他。但他捂着右脸，不为所动。我问：“你捂着脸干吗？”他说：“没事。”我挪开了他的手，看到半张脸红肿，嘴边还有擦拭过的一抹血迹。我恨不得想把这个惊人的发现，告诉全世界。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回答：“打人打的。”我疑惑了。“那为啥血流在你脸上？”我看他的头发乱糟糟的，牛仔裤上沾着黄沙，膝盖处已经磨损。“因为那个人骗我！”他喊道。这下我更摸不着头脑了，流血跟骗人有什么关系？吴涛说：“那个人骗我说我爸在外面欠了债，要回来把我卖了抵债。”“然后呢？”“然后我就冲他吐了口水。”“然后呢？”“然后……然后我就跳起来扇了他一个重重的耳光！”

我拉着他去找凌杨，凌杨听明白了这件事，告诉我们，这事不能完。我问他接下来怎么办？他说他知道那人种着一片瓜地。当天下午，我们就把那片瓜地踩得稀巴烂，连巴掌大小的瓜也不放过。这件事以我们最后被吊在树上，被各自的父母领回家，而草草收场。我爸甩了我一个耳光，半张脸肿得跟吴涛一样。吴涛他妈跪在了他的面前，抱着他哭个不停，我不明白他妈为什么要跪着，明明该跪的是吴涛，该哭的也是吴涛。至于凌杨，消失了几天后，又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告诉我们，他爸警告他以后不准跟我们玩。“但你们放心。”他拍拍胸脯，说，“经过这件事，我们就是同甘共苦的兄弟了。”他分给我们两张卡通卡片，图案分别画着张飞和鲁智深。我们又去了那片瓜地，对着那棵吊过我们的树，拜了把子。这没啥，我知道凌杨还跟不少人拜过把子，他口袋里藏着很多五花八门的卡通卡片。但这次，吴涛却要和凌杨争大哥，他们先比试了摔跤，凌杨输了，但凌杨随即就承诺把一些玩具送给吴涛。于是他还是成了瓜园三兄弟的大哥。

吴涛临走前曾对我说过，他没有了选择，只能去拼。可谁能想到，最后却是拼进了北方的一座监狱里。我问他接下来怎么打算？我瞥了一眼后视镜，他母亲稍稍端正了坐姿。吴涛认真地说：“我打算先去深圳做一段时间的包子。”

“做包子，哦哦，做包子好。”他母亲的目光有些灰暗，“就是累些，起早贪黑的，没得休息。”

“累倒没关系，赚的钱比我原先在工厂要多。”吴涛继续说，“嗯，先在别人那里干，打打下手，学学经验，等攒足一笔钱了，就自己开个包子店。就这么踏实地干，慢慢地总能把债还清。”

“好好，踏踏实实的，踏实好。”他母亲一个劲地点头。

“那到时候回来开吗？”我问。

“不一定吧。”

她母亲听到这个回答，陷入了沉默。车子停在一棵香樟树下，从腐朽的树枝能够判断出，是一棵两百年以上的古树，树体有一处被掏空的大洞，洞里丢了不少垃圾。我朝着那个洞口，弹进了一根没抽完的烟。吴涛也学我的动作，但被他母亲制止。上初中那会，我和吴涛就偷着学抽烟，被吴涛母亲发现了，她就偷着抹眼泪，说你学这个干吗？对嗓子多不好呀。都说为母则刚，但吴涛的母亲在我记忆里，好像永远都是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也从没见她对吴涛发过脾气。关于这一点，我曾经无比羡慕。

她挽住她儿子的胳膊，感谢我能去火车站接他们。我连连摆手说应该的，不管吴涛出没出事，都是我最好的朋友。说出这话，我的脸上一阵火辣。吴涛说，那就明天再说。说什么？哦，关于他后来去北方怎么搞钱，以及后来蹲了监狱那些事，我一概没问。这种事，我没问，他也不好主动说。我为什么没问，是因为他母亲在场，不好意思问吗？反正我是这么说服自己的。

第二天，凌杨打来电话，问了相关的细节，我什么也答不上来。他告诉我晚上6点江南宴见。我想起吴涛出走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也是在江南宴上。事情的败露源于他有一次找我借10万块钱，他编造了一套谎言，说明了他急需这笔钱的理由，且再三保证一周内便会偿还。吴涛是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我当然信任他。可我父亲没同意。虽然我家也得到了拆迁费，也相对阔绰了，但钱都在我父亲那。父亲说10万块钱不是小钱，得从长计议。我父亲和吴涛的父亲曾经一起外出打过工，吴涛父亲在外面欠下巨债，后来又被催债的砍死的消息，也是他传回的村子。也许那个时候，父亲就已经闻到了苗头。我又向凌杨求助，凌杨现在是我们这一伙人里混得最开的，我想10万块钱对他来说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凌杨在电话里问：“你个一脚踹下去，蹦不出几个屁的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支支吾吾了半天。他冷笑着说：“钱是替吴涛借的吧？”

我问：“你怎么知道？”

“我跟你讲，吴涛最近到处找他的朋友借钱，据我知道的已经多达七十多万，你要是借给他了，那就是……我算算，嗯，第九个上当者。”

上当者。听到这个词汇我吓得差点握不住手机，我的脑海中浮现了诸多关于诈骗、传销等可怕的新闻片段。我还想起了当年在瓜地里的誓言，要同甘共苦。

“你到底借了没有？问你话呢。”

“没有。”我还是难以置信，“吴涛他，出什么事了？”

电话那头传来了一声叹息。

现在想来，当时安排在一家高档的饭店包厢内，由他的一众好友，在饭桌上一边夹菜，一边碰杯，一边审问他的场景，实属滑稽。我不愿过多地回忆当时的细节，只记得最后吴涛趴在桌上哭。没借的人幸灾乐祸，借了钱的陪他一起难过。

还是同一个地方，凌杨这样的安排，不知是否有他深意。下班后，我如约而至，吴涛早早就到了，气氛挺融洽，借了吴涛钱的那些人统统不在。包厢里只有与他没利益瓜葛的好朋友。凌杨没有上来就问这问那，而是就着桌上的饭菜，东拉西扯了一些话题。服务员端了一盘梅菜扣肉夹馍上来，馍和梅菜分开放，一半白一半黑。吴涛夹了一筷子的梅菜，对着那半边白的说：“像这样的大白馒头，我在里头吃了有一千多个，把我可给吃膈应了。”

“所以开口都是北方话了。”有个朋友打趣道。

吴涛分享着他在监狱里的那些趣事，语气之生动，仿佛是在描述一场神奇的旅行。他显得很乐观，但蹲了一年的号子，咽了一千多个大白馒头，这些并不能抵消他欠的债。他的惩罚还远远没有结束。我终于问道：“你到底犯的什么事？”

他回答是参与了洗钱，从网上找的，风险小，来钱快。因为不是主谋，只是个枪把子，就判了一年。他失联的那段时间，各种猜测谣言满天飞，有说是进了传销窝，有说被骗去了缅甸，直到传来确凿的消息，被拘捕于北方的一座监狱，大家这才算松了口气。

“来钱快，就不存在风险小。”凌杨反驳他那句话。

可手里都碰过了几百万钱的人，还能像以前那样，踏踏实实地赚一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吗？欠的数额越多，就越想在最短时间内还掉。

凌杨问：“今后有什么打算？”

吴涛简单地讲述了从做包子到开包子店，这一并不宏大的蓝图。“你们放心，我在里面也想通了，以后我就慢慢还债，十年还不了就二十年，二十年不行就三十年。”

“三十年后老子还是条好汉！”众人哄笑一片。

凌杨咳了一声，举起酒杯，我们其他人见状，纷纷收起笑脸，自觉地往杯里倒酒。五六条手臂白花花地一齐举起。他声音低沉道：“今天这顿饭，是祝吴涛出狱，洗洗他的晦气，也希望他今后能顺顺利利的，早日还清债。”很难相信这样的口吻，是从一个二十刚出头的人嘴里说出，但如果作为一个已经事业有成，前途光明，且不久前还被评为本县十大杰出青年的人，就没有半点儿不合适的。凌杨批评吴涛太过浮躁，要好好吸取这个教训，并告诉他当下市场不景气，开店是存在风险的。他给出一系列的建议，劝吴涛去他爸的厂里做一个技术工，他可以帮忙介绍进去，将来可以考证啊，爬上管理层啊，等等。他比画着手势，描绘着关于吴涛未来的明确规划。“我说的也不光是吴涛，你们其他人也听听，我发现咱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啊，最大的毛病就是心浮气躁，不肯脚踏实地，总是异想天开，想一夜暴富。可富的机会，哪是留给你们？那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我们争先恐后地朝他敬酒，吴涛作为这顿饭局的第二主角，也被我们灌了不少啤酒、黄酒、白酒。灯光映衬下，他的脸红得吓人，他一边擦着额头的汗，一边羞愧地点头。“是的是的。”

“想赚钱是没错，但做人啊，首先孝字当头。一个人再有钱，如果对不起他的父母，那也是被人瞧不起的。你呀，知不知道你母亲这一年来，过得是人不像人……我也不多说了，你能听懂。”

“是，是，我懂。”吴涛强笑着。

饭局结束，凌杨提议找个地方再喝几杯，说大家难得聚一块，得好好地聊聊，不醉不归。我连连摆手，找了一堆的借口想开溜。凌杨白了我一眼，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个人，就一个毛病，不懂事……算了，那你就自己打车回去吧，路上要注意安全。”我一个劲地点头，连着又说了好几个不好意思。而此时蹲在路灯下呕吐的吴涛，就没这个好运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他。

我拦下一辆出租车，坐进去，胸中顿时翻腾汹涌。凌杨、吴涛等人的身影变成了他们小时候的样貌，从我眼前一闪而逝。忽然，雷声轰鸣，房屋倾塌，湖泊被填，山石滚滚而下，化作水泥，均匀地铺在泥泞的小道上。滚滚烟尘驶进了荒郊，鸟兽尽散，鞭炮齐鸣，崭新的工厂拔地而起，明亮的灯光在大厦间接连闪烁。车子驶进了城中村，在阴暗的小巷中横冲直撞，我从出租车里滚了下来，一片叶子刚好落在我的眼睛上，我看不清了，于是用力一吹，叶子盘旋升空，我的视线也跟着那片叶子天旋地转，时而上升时而坠落，最终定格在一抹霓虹灯光中。再过几个月，我们一家就搬到那里去了，今后将从仰视变成俯视，不安的心将落地。父亲感叹世道变化得太快，他做梦也没想到，这扎根了数代人的村子，说没就没了。而他劳苦了大半辈子的存款，在那笔拆迁费打进来后，竟变得有些可笑。这话在我听来，多少有些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