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野草》:在诗与散文之间
作者: 黄乔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叶,鲁迅的创作达到高峰甚至巅峰。他的小说,从《狂人日记》到《阿Q正传》,从抒情到叙事,从个人的感情宣泄到客观世界的描绘,完成了“呐喊”的使命,向着更细腻的心理描写深处开掘。相应地,战斗的意气也就减了不少,从生活到思想,鲁迅走向了彷徨。
在白话新诗的尝试中,鲁迅的作品很少,既不热烈,也不显得从容,总体上说是平淡。新诗的散漫形式,缺少了紧凑和严格的规范,特别是放松了对仗和韵脚,反而让他难以发挥文字简洁洗练的优势。但在新文学昂扬奋进途中,他不能回复旧体诗写作,即便不“敲边鼓”,不呐喊助威,至少不能给人“守旧复古”的印象。
兄弟失和、搬家、生病、恋爱,生活状态的急剧变化,让鲁迅对灰暗和繁杂的社会人生有了多样的感触。小说不能及时虚构化处理这些经验和感想,于是,1919年创作的《自言自语》在此时发酵。这种句子短促,既可以抒情又可以叙事的短文,是散体却富有诗意,比《新青年》上发表的《随感录》更有文学色彩,更多光影闪烁,更玄妙空灵。多年以后,他在《自选集》的序言中说这些篇章可以“夸大地”称为“散文诗”。这是鲁迅在一个彷徨期找到的表达自己的情思的独特文体。这些诗意的篇章,以一种内在的韵律,将零散的文字捆扎和集束起来,最有效地发挥了鲁迅文字的优长。
本色是诗人,鲁迅手中的笔似魔法杖,将一切文字点化成诗。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
1923至1926年,鲁迅在兄弟失和、被逐出大家庭的至暗时刻,从“呐喊”坠入“彷徨”,面临人生艰难抉择:是悲观消沉走向黑暗的深渊,还是挣扎奋起而重见光明?是在怨恨中了此一生,还是在心中继续培育爱的种子,迎接生命之花重放?鲁迅创作《野草》,写下爱恨情仇的故事,抒发失望绝望的情感,描绘世相,思索哲理,自觉不自觉间,他创造一种独特的文体,一种诗性的散文,一种散文的诗,让他得以在诗与散文的对立和融合中,在词句与现实的“对仗”中袒露真情,咀嚼内心。这些作品虽然篇幅短小,但奇特,精警,深刻,是血气蒸发出的文字,鲁迅十分珍视,曾说“技术并不算坏”,在结集时撰写《题辞》宣布:“我将大笑,我将歌唱。我自爱我的野草……”
《野草》蕴含着鲁迅的诗学和哲学。
鲁迅在初到北京的六七年间(1912—1918),在苦闷中致力于抄录古书,搜集碑拓,一面为学术研究做准备,一面也是消磨时光,如《呐喊》自序中所说:“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他在孤寂中保守了身心的平静。
然而,现在,在大家庭破裂、兄弟失和后,他沉入的是自己的内心,而这内心波涛汹涌,不像旧书典籍静如古井水。
从八道湾十一号搬出后,鲁迅开始了他一生中的“彷徨”期。他在《〈自选集〉自序》中回顾这个时期《野草》和《彷徨》两部文集的写作过程说: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
“布不成阵”,是就社会团体层面而言;实际生活中,鲁迅也布不成阵了:他离开了济济一堂、规模整齐的大家庭,租住砖塔胡同绍兴同乡的三间房屋。
在这个临时的居所,鲁迅创作了小说集《彷徨》的第一篇《祝福》——以绍兴故乡的鲁四老爷家宅为空间背景,写绍兴的年节风俗。小说具有象征意义和反讽意味:受过新式教育的“我”,回到故乡,诸般不适应,特别是遇到一个可怜的妇人,听到一个凄惨的故事,心绪不宁,仓皇逃离。传统年俗“祝福”的温馨气氛与现实悲苦纠结在一起,形成鲜明对照,构成辛辣的讽刺:祥林嫂得到的不是“祝福”,而是毁灭性一击。小说最后一段虽然诗意浓郁,但读来总觉得年味不对,回想全篇,读者的心如铅一般沉重:
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从“呐喊”到“彷徨”,对鲁迅文学道路特别是小说创作过程是既合乎实际又富有文学色彩的描述,但如果以此描述他个人生活,揭示的却是十分痛苦的经历。鲁迅在现实中陷入了彷徨状态,在文字上的主要表现是书写自我的笔墨增多,因为没有了对话的伙伴,只好沉入内心,自我诘问。为民众病苦呼吁,为社会进步担忧,是《呐喊》时期创作主调;到《彷徨》时期,虽然家乡生活仍然是作品的主要题材,但人物身上明显增加了抒情性和个人印记。
“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这是《祝福》中的祥林嫂临死前终极之问,被问得窘迫不堪的“我”在小说中只起到开首结尾、穿针引线的作用;而在《在酒楼上》,主人公的独白成了主要叙述方式,即便有对白,也多是精心设计的“自我对话”。“我”和吕纬甫“在酒楼上”的对话是小说的主干,但“我”与吕纬甫实在是可以合二为一的,吕纬甫是“我”有意“邂逅”的另一个“我”——是“我”安排他上楼,为他备了酒菜,让他讲述他(也是“我”)的故事。
《在酒楼上》是鲁迅自叙传成分较多的小说之一,是理解鲁迅“彷徨”时期小说的一把锁钥。它采取的是故事套故事的结构,以主人公的独白推进叙事进程。曹聚仁1956年从香港到北京,到八道湾拜访了周作人。回港后,曹聚仁写信《与周启明先生书——鲁迅逝世二十年纪念》,其中追述两人有关鲁迅小说的谈话。说到鲁迅最好的小说是哪篇,曹聚仁说,鲁迅自己推荐的是《孔乙己》,因为写得从容不迫,而一般人看重的《祝福》则“气急海颓”(绍兴土话,从容不迫的对面),不一定是鲁迅自己最喜爱的。曹聚仁说自己最喜欢的一篇是《在酒楼上》,周作人表示同意,并说,这是最富有鲁迅气氛的小说。
法国作家法郎士曾说,一切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即便虚构人事,作家的气质也会幻化成一种氛围,弥漫在字里行间。福楼拜也说过,杰作的奥秘就在于作家的气质与作品中的氛围一致。鲁迅作品中的气质是怎样的呢?是孤独和沉郁的气质,是特立独行的精神。彷徨时期的鲁迅,就像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因对社会失望而躲上酒楼。如此延续下去,颇有象征意义的,鲁迅在上海,在生命的最后十年,“躲进小楼”。
小说开篇渲染“我”回到家乡后的忧伤和落寞情绪:
我所住的旅馆是租房不卖饭的,饭菜必须另外叫来,但又无味,入口如嚼泥土。窗外只有渍痕斑驳的墙壁,帖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采,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我午餐本没有饱,又没有可以消遣的事情,便很自然地想到先前有一家很熟识的小酒楼,叫一石居的,算来离旅馆并不远。我于是立即锁了房门,出街向那酒楼去。其实也无非想姑且逃避客中的无聊,并不专为买醉。
鲁迅写《在酒楼上》等小说的同时,还写了很多短小的篇什,有的抒情,有的记事,类似杂感,但比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偏重社会批评的“随感录”更多文采和诗意。这种文体的雏形是1919年发表的七篇《自言自语》。1933年,他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谈到这种文风产生的原因:“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
《野草》创作于鲁迅的新住处。
1924年4月,鲁迅与母亲、妻子住进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21号院,进入了新的生活状态。从八道湾的三进院落的大宅子,到现在的一进小四合院,空间陡然缩小,家庭成员减少:一家三口,就是加上“李妈”“吕二”或者别的佣人,还是显得人丁稀少,而且全是中老年人。
在这个狭小的院子里,鲁迅写下二十多篇“散文诗”,记录他在人生重大转折时期的情思,写给自己,写给弟弟,写给身边的青年朋友,当然还有,写给恋人。
《野草》的情节和思绪大多来自夜间、梦中的奇思妙想,是鲁迅人生之秋结出的奇异之果,有对现实社会的描述,有对历史的反思,有爱情的迷恋、沉醉和迟疑,有对自我的深刻的反思,也完成了一次精神的觉醒。这也是一次文体的创造,是散文的凝练,是诗的变形。文字在鲁迅手中,像一块魔方,形成不同的图案;像一具变形金刚,变换出种种新体格:似散文,似戏剧,似新诗,似寓言……
《野草》是鲁迅一生诗歌创作的枢纽,也是他的整个文学生涯的一个大转折。这个时期,他经历了人生的大痛苦——如果从反面看的话,也是人生的“大欢喜”。这种大痛苦和大欢喜,让他在写作《野草》的过程中,竭力寻找奇特的表达方式。
在沉入自我的过程中,鲁迅并没有因此就逃避现实。一方面,他正经历着坎坷,荆棘,陷阱,现实的混乱、驳杂、丑陋,带给他很多精神困扰;但另一方面,现实也让他清醒,甚至让他精神健旺,激发他的斗志,给他启示。接触现实,让他感觉自己在人间。
《野草》中的“我”,并不只在沉吟等待,也在行动。在与外面世界的对立中,“我”思想激烈,内心焕发充沛动力,渴望走出禁锢。
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林语堂在《记周氏弟兄》中说“作人冷而鲁迅热”。的确,鲁迅是一个热情的人,一个内心充满诗意的人。便是在小说中,鲁迅笔下也常常流出浓烈的感情。浪漫是鲁迅性格底色的一部分。但这种感情总是被现实压抑,不得散发。在青年时代,他的诗意没有散发到爱情中。因此,当他走上文学道路,这种情感和诗意就找到喷发口,弥漫在他的小说和杂感中了。《狂人日记》如此,便是《阿Q正传》也不乏诗意。鲁迅从平凡的场景中看到诗意,哪怕是庸俗的鲁镇和未庄。
关于这一点,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中敏锐地指出:
如鲁迅自己所说,他之所以开始写小说,是抱一种“启蒙主义”,以为必需“为人生”。然而我们看他写出来的东西,却仍是抒情的成分很大,似乎是当时由于他的寂寞之感的作用吧,使他没堕入浅薄的说教典型里。
兄弟失和以后,鲁迅创作的小说中有很多抒情的成分。如《孤独者》中对主人公魏连殳性情的书写:
大殓便在这惊异和不满的空气里面完毕。大家都怏怏地,似乎想走散,但连殳却还坐在草荐上沉思。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在这篇小说的结尾,作者似乎与主人公合二为一了:形象,道路,环境,声音,月光下,冷静和寂寞中透露出诗的悲哀:
顺脚一走,不觉出了大门了。潮湿的路极其分明,仰看太空,浓云已经散去,挂着一轮圆月,散出冷静的光辉。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在散文中,尤其是在表达悲愤的时候,鲁迅的文字感情之充沛,甚至超过了很多诗作,如《记念刘和珍君》: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1923年7月,鲁迅告别八道湾,兄弟决裂,恩断义绝。
但旧情难忘。几十年的兄弟情,岂能一刀两断?少年时代,鲁迅和周作人因为失去四弟而悲伤,鲁迅写过多少诗不得而知,周作人连续做了四首。第一首《有感》:
络纬鸣方毕,又鸣促织。
夜深来伴人悲伤,空悲切。
世人纵有回天力,难使弟兄无离别。
发冲冠,泪沾臆。
欲问昊天天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