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的婚事

我母亲从芒市到昆明，和我父亲结婚的时候，只带了一个布包和两身换洗衣服。她的衣服不是新的，她把仅有的两件衣服洗了又洗，放在阳光下暴晒。已经是夏天了，学校放了暑假，很多学生都回家了。我母亲刚拿到毕业证书，也准备离开。对生活了六年的学校，她有些恋恋不舍。

把衣服放在阳光下面暴晒的时候，她就坐在一旁发呆，看着衣服的影子在地上飘来荡去。她的目光拂过学校的院墙，墙外有黑森森的榕树，她看着风一吹就冒起灰尘的操场，看着篮球架、石砌的乒乓球桌、红砖建成的教室、有铁皮屋顶的校舍。这一切映入她的眼帘，像笛音在强烈的光线下颤动着。

坐在太阳下晒衣服的我母亲没有太多想法，插在操场戏台前方旗杆上的国旗迎风飘舞，在安静的环境里发出飒飒的声音。在此之前，我母亲从来没有见过我父亲，她和我父亲在她十四岁定婚时，看到的只是对方的照片。照片上，我父亲有着一张坚毅的脸庞，和一双清澈的眼睛，他的眉毛从上方斜斜挑开去，看起来像老鹰的两个翅膀。

见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母亲不确定是不是喜欢这个人，她只有十四岁，从来没有想过会嫁给什么样的人。我父亲比我母亲大九岁，在他拿到的照片上，我母亲是一个个子高挑，身材苗条的少女，有着一双细长的眼睛，她的眼梢向上稍稍挑起，她五官清秀、棱角分明。拍这张照片的那天，我母亲穿着一件粗布白衬衣，一条黑色棉布裙，脚上是笨重的白球鞋和白色的棉线袜。

第二天，我母亲就踏上了开往昆明的班车，还差两个月她才到十八岁，她还不知道等待她的命运是什么。在此之前她还没有坐过汽车，不单她如此，她的很多同学也是这样，他们没钱或是舍不得买汽车票，每到放假都步行回家，花在路上的时间少则三四天多则一个星期甚至十天。踏上班车的我母亲并没有注意那辆车是什么颜色，要不就是忘记了，也许是绿色也许是红色，反正这在她以后的叙述中消失了。她只注意到了车的脚踏板。“真正铁做的，踩上去让人踏实。”她后来描述说。

她在司机的指点下找到了座位，是一个靠窗的位置。只有一半的人上了车，她扫了一眼，给她留下印象的是一个军人（他坐在车厢的最后一排）、一个带孩子的母亲（她坐在靠近门的座位上）、一对夫妇（他们与我母亲隔着一条过道）、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她坐在我母亲旁边）。老太太穿件深蓝色大氅，手上摇着一把竹扇，笑咪咪地望着她。我母亲没有什么行李，没有像其他乘客那样把行李让司机放到车顶上，她只有一个布包，里面有换洗衣服、中学毕业证书和迁移证。

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她浑身冒汗，却又对一切充满好奇，她并不恐惧，这得益于她与生俱来的敢于面对一切的勇气。因为天气太热，那个孩子哭了起来，他妈妈把他抱在怀里，拉开衣襟把乳头塞进他嘴里。孩子的哭声让人烦躁，我母亲却屏声敛气，她连自己的呼吸都听不到，她安静得像一块岩石。汽车站旁边有一排低矮的瓦房，前面用茅草搭起凉棚遮住强烈的阳光，有些人在卖农具和用玉米秸秆编的草墩，风一吹来，地上就飞起漫天尘土。

汽车开动是在二十分钟之后，一股浓烈刺鼻的味道让我母亲一阵恶心，好在这阵恶心很快被窗外的一阵风吹散。她的身子随着车子猛地颠簸了一下，让她想起曾经骑过的一头驴子。这个想法让她笑了起来，她忍不住看了看其他人，那个军人已经闭上了眼睛，那个孩子已经在母亲的怀抱里睡熟了，那对夫妇坐得笔直，一刻不停地在讨论他们的家务事。我母亲的眼睛又开始转回去，这时汽车真的开始往前行驶了，路两边的树正神奇地从她眼前消失，它们在下午的阳光下郁郁葱葱，远处的玉米地以一种更平缓的姿态向后退去。黛青色的山峦却凝固不动，像大片大片的乌云，和从山脚下升起的炊烟连为一体。

他们乘坐的长途车要四天才能到昆明。白天，汽车在公路上行驶，到了晚上，他们就到旅馆投宿。她一直很感激坐在旁边的那个老太太，是她一路上在有意地保护她，特别到了晚上，她们睡在旅店大通铺上的时候，她总是让我母亲睡在最里面，而她却像门神一样挡在我母亲面前。那些床上经常有跳蚤，还有臭虫，它们通过人体来旅行，吸食人血的同时，又让人把它们带到更远的地方。

每天睡觉之前，我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地把她的迁移证放在枕头下面，再把衣服裤子整整齐齐叠好放在床头。她从不把衣服随便乱放，一生都是如此，因为她不喜欢衣服上有太多皱褶。在学校里，她是戏剧社的成员，我看过那个时期她的很多剧照。这些照片，包括毕业时同学送她做留念的照片，都放在一本红色的相册里。等我记事，翻看这些照片时，她已经是三十多岁的妇人，但她身上仍残留着少女的气息。

这种气息在她五十岁的时候消失了，她开始变胖，把剪短的头发烫起来，和很多与她年纪相仿的妇女一样，因为过于自信而流露出无所畏惧甚至略带攻击性的姿态。但到了七十多岁的时候，她身上又出现了当年的影子，她又像少女一样天真和易信，有时甚至面带羞怯，也像少女一样爱做梦。她的梦多半与回忆有关，她会突然想起过去的某些时光，它们像泛黄的照片，出现在她脑海里，像水蒸气一样模糊，又像云彩一样不可捉摸。

在学校的时候，她已经养成了每天刷牙的习惯，所以在旅店里，每天早晨她都会拿着她的小杯子去刷牙。只有在这个时候，老太太才放弃一贯温和的目光，用异样的眼神打量起她来，但老太太什么也没说。这个时候，老太太一般来说都是坐在床边，边吸烟边等着其他人准备好再上路出发。我母亲对她投向自己的异样眼神并不在意，还在学校的时候，就总有同学议论她的衣着，虽说她穿带补丁的衣服，但穿上之后又比别人好看，人家就认定她对衣服做了手脚，是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表现。

汽车行驶的过程中乘客大多数时候都在睡觉，主要是因为连绵不断的盘山公路让他们头晕目眩，他们眼前飘过的只有山脊、灌木、树和尘土。车身已经覆盖了厚厚一层黄土，特别是后车窗，从里面几乎已经无法透过玻璃看到外面了。这种浅睡眠的状态让我母亲做了不少梦，她梦见她的童年，梦见了她母亲的母亲，还有她母亲的妹妹。这使她意识到她一直是在女人堆里长大的，刚开始她母亲带着她和她母亲的母亲一起生活，后来又带着她和母亲的妹妹生活在一起。这种经历使她对男性有种天然的排斥。男人是异类，他们野蛮而缺少同情心和同理心，他们对女人所承担的痛苦视若无睹，他们只会抽鸦片和赌博，他们看不起女人，不喜欢和女人在一起，他们觉得这会让他们看上去缺少阳刚气。也正因如此，家里的女人们才有很多机会在背地里数落他们。

她们的数落并非空穴来风，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说我母亲的母亲，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的外公，既抽鸦片又赌博，我外婆只能以给人做衣服绣花来贴补家用。而他对家庭的不负责任，并不缘于我外婆无法生育，因为即便他再次结婚，找了另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我母亲的亲生母亲）做妻子，这样的状况也没有得到丝毫改善。但我觉得，我外公之所以离开我外婆，一方面是因为她无法生育，另一方面还因为她过于强势。在我外公的叙述版本里，可能他并不认为自己对家庭不负责任。

我母亲的亲生母亲是在我母亲半岁时吞鸦片自杀的，自杀的原因是我外公把她好不容易攒下来的积蓄拿去赌博输得精光。每次我想起我母亲的亲生母亲，都像看到一个重音符号悬在头顶，我估计她死的时候最多二十岁，是刚刚迈步走向人生的年龄。需要怎样干脆决绝、刚烈果断的性格才会让她做出这自我了断的事？我问出的问题，始终没有答案，谁也不能回答。我无从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知情的人都已经死了。这件事我母亲也是听说的。

我母亲的亲生母亲死后，因为家中无法养育一个正在吃奶的孩子，我外公用箩筐挑着我母亲把她送给我外婆，说这样等我外婆老了之后就有依靠了。“把她养大，找个人家，等你老了以后她可以给你送终。”我想象着我外公这样说道。就这样，他从抚养幼女的困境下解脱了。后来他因一场致命的疾病死去，有人带信给我母亲，说她父亲快死了，让她去看看他。她拒绝了，她丝毫不想去看他，那年她十三岁。在她被养母养大的这些年里，养母已经成功地在她的心里根植了怨气和仇恨。

我母亲对我外婆不是她亲生母亲的事一直心知肚明，尽管她在每个月写给我外婆的信里把她称为“母亲大人”，但她并不把她当成真正的母亲。这只是一个交易，她这样想。我外婆把她养大，目的就是为了让她为她养老送终。当我外婆做主替她安排婚姻的时候，她也认为这是一个交易——让我母亲有了依靠的同时，我外婆养老的事也更加妥当了。

她不爱她的养母，也不爱她的丈夫，更不爱她父亲。她也不爱她的亲生母亲，她不存在于她的记忆中，有时她会怜悯她，但那是很多年之后，当她重新审视过去的时候。整个一生在那个时刻像水流一样倾泻而下，她似乎又把它经历了一遍。它从她身上经过，以一种超乎寻常的速度，就像瀑布冲向高耸的岩石。很多平淡无奇的时刻被省略了，只剩下某些决定性的事件以鲜活的姿态出现，这些决定性的时刻，并不像河面上被阳光照耀的闪光点，它晦暗不明、暗淡无光，带着无数的痛、悔恨和对世界的责难。不过这个时刻很快消失了。

生下我之后，她把全部爱都倾注到我身上。她不想让我吃一点苦，不想让我受到任何伤害。但她怀着我的时候，还没有产生这样的情感，这种情感爆发，是在我出生后，她见到我的那个瞬间。那一刻，她的心融化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把她从少女的梦幻中解放出来。她苏醒了一般疯狂地把爱投注到我身上，像虔诚的教徒一样亲吻我的双手和双脚，把我的手指和脚趾含在嘴里，好像它们是甜蜜的糖果。冬天担心我冷，夏天担心我热，刮风为我准备围巾，还不断拉扯我的衣领，以确信我是完全被包裹好的。她太害怕失去我，害怕一夜之间醒来，发现我突然死了。

我母亲从车上醒来，嘴里带着一股苦涩的咸腥味，她不好意思地发现自己竟在刚才睡着的时候流出了口水，她希望没有人发现。幸好，在她睡着的时候，车上大多数人也都睡着了。坐在她旁边的老太太也睡着了，她的头随着车的颠簸不停地点来点去。那对夫妻，妻子把头枕在丈夫肩上睡着了。她的丈夫倒没有睡，眼睛一直盯着窗外。我母亲也被窗外的景色吸引，她把目光投向江边。她看到晨雾已经散开，但江面上仍然有水汽，这让她看不清江对岸的景色。也许雾中有鸟儿在飞呢，她这样想着。这时候汽车停在一间招待所门口，又到吃饭的时候了。刚要下车，我母亲惊叫了一声，好像丢了魂似的，全车的人都扭过头来看着她，老太太问她怎么了，她说她的迁移证丢了。

“怎么会丢了？你其他东西还在吗？”

她翻了一下，都在。她想起是落在旅店里了，头天晚上她把迁移证放在枕头下面，早上起来的时候忘记带上了。

“你怎么把这事都忘记了？”老太太说，“你去问问司机，能不能把车开回去。”

母亲就走到前面问司机，那时候司机正招呼车上的人下车吃饭。

“这已经是大理了，怎么可能把车开回去？”司机说，“这是班车，是按时间发车的，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能倒回去。”

“那怎么办？”我母亲快急哭了。

车上最后一个人都下了车，只有老太太还陪着我母亲。

“那要不这样吧，”司机终究见多识广，想了想说道，“吃完饭你去派出所报案，就说你的迁移证落在旅店了，让他们帮你联系旅店的人。”为了安慰我母亲，司机还补充说：“丢不了，只要知道是落在哪都丢不了。”

那次我母亲成功地找回了她的迁移证，以后每次对我讲起来，她都会说，还是那时的公安负责，他们是真的为人民服务。我母亲说这话，一次是她在菜市场被人抢走了脖子上的金项链的时候，另一次是她和我父亲去成都，在火车上丢了五千块的时候，还有一次是在她丢了手机的时候。自从迁移证丢失，因报案找回后，我母亲每案必报，不过后来没有哪次能像那次那样幸运。

我母亲听司机说完之后，才稍稍放下心来，她跟着其他人去食堂吃饭。菜很少，但饭是管够的，因为惦记着报案的事，她就着咸菜随意扒了几口就把一大碗米饭吃完了。吃完饭，她就要去派出所报案，可她不知道派出所在哪儿，她去问司机，司机说他也不知道，让她问问食堂的人。最终是食堂一个帮厨师择菜的人带她去的派出所。

对于派出所，我母亲至今还记忆犹新，但对那个择菜的人却没什么印象。她记得她跟着那个人进了一道铁门，铁门里有一幢白房子，那幢房子有两层楼那么高，每层楼有两间房，一楼两间房的门都关着，她就上了二楼，二楼两间房的门都开着，她就走进第一间，看到里面有个人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她走进去对他说，她的迁移证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