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题目是徐志摩自己写下的。也是虚龄二十七岁的徐志摩对着“沉沉的宇宙”的一次扪心自问。

一九二三年，徐志摩写《西湖记》日记，记他在硖石、杭州、上海三个地方的交游。可惜日记很不完整，只记了两个月，但所记之事有细节，而且饶有趣味。相比于他少年时代求学杭州的《府中日记》，这是他青年时代写得比较成熟的日记。此时，离他开笔写新诗已两年多。他新诗的创作虽未走上坦途，也尚未创作出有影响力的诗，但他诗意的笔调，清新俊逸的文字，在日记中已经表露无遗。《西湖记》重细节，文字富有抒情性，完全有别于他以前的流水账。读《西湖记》，我能领受徐志摩从文之初在文字运用上所下的功夫，也很能感觉出他的文学天赋。读完这不算长的日程记录，感知到他交游时随手记录的功力，也着实让人吃惊。

这一年的十月份，胡适在杭养病，因海宁离杭州很近，又有沪杭线相连，徐志摩常坐火车过去陪胡适。加上一个朱经农，他们一道吃酒，一道游湖，一道访友。二十八日，三人在西湖边的杏花村吃饭。此时正是吃蟹的时令，黄酒与螃蟹，是这个季节江南餐桌上的绝配。“我喝了几杯酒。冬笋真好吃。”很奇怪，徐志摩没有感叹螃蟹的好吃，却忍不住赞美冬笋的滋味。或许螃蟹的滋味原本就无须赞美的吧。

晚上八时，志摩开始记这一天的日记，我引其中的一节文字如下：

一天的繁星，我放平在船上看星。沉沉的宇宙，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又摸住了我的伤痕。星光呀，仁善些，不要张着这样讥讽的眼，倍增我的难受！

这一天，西湖边杏花村的蟹会似乎是朋友间一次告别的聚会。刚刚吃罢，冬笋的好味道还在唇齿间回味，诗人的忧伤就无端地上来了。但是，此时诗人徐志摩正是青春无敌之际，所交皆一时之俊杰，更难得的是，他的灵魂的窄门此前已由诗神一把撩开，那么，除了世所共知的诗人失恋的伤痛，他还有什么忧伤不能排解的呢？这一年他又摸到了什么样的“伤痕”呢？以至于开始了他从事诗歌生涯以来的这第一次关乎生命本质的追问：

沉沉的宇宙，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一

在地理的意义上，中国现代诗人中，徐志摩是离我最近的一个诗人。他也曾是我非常热爱的一个诗人。我最初的诗歌生涯确乎跟他有那么一点关联。

我觉得，我热爱邻县的这个诗人，应该是有一个初始的具体日期可查的，但相隔了这么长的时间，一时半刻记不得，我也根本找不到当初写在小本子上的日记。但我知道，这个热爱的日期是在的。

还记得跟这个日期有关的一个细节。这一年，大概是一九八五年的暑假吧，我们——确切地说是我和那时交往频密的老同学徐林松（也是徐姓，不知是否属于海宁徐氏）——刚刚参加完高考，林松家在百桃，在桐乡去往海宁半路的一个小乡。我从石门骑自行车赶去他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林松推出他的海狮牌重磅自行车，带着我去逛海宁西山。在无所准备之中，就这样，我迎面碰见了新月派诗人徐志摩。

徐志摩的半截墓碑矗立在西山半山腰。说半截也许不妥，但下端的一头确实被红卫兵敲掉了，幸好“诗人徐志摩之墓”七个字无损，仍精精神神地矮站在那墓碑上。碑文为海盐张宗祥所书，真是一笔好字。这个年代不多见的好字。

我不知道徐林松为什么知道徐志摩，都是徐姓的缘故吗？或者是吧，反正我压根儿不知道海宁有这么一个跟我的朋友同姓的诗人。再说，诗人这个身份，那时于我也够陌生。我和老同学徐林松在海宁西山徐志摩墓盘桓了小半天。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徐志摩。那时我还没有读过一行徐志摩。至于我本人，也还没有开始接触现代诗，更没有开始现代诗的创作。但是，新文学史上一位被遮蔽了三十多年的诗人——徐志摩以他一块坚硬而高耸的墓碑开始强行闯入我的记忆了。

一年以后，我已是湖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的二年级学生。大约在一九八六年的下半年，我开始读徐志摩。不仅读，而且开始大量抄录徐志摩的诗作，十月二十九日，我的日记中记有这么一段话：

徐志摩的诗像一股清泉轻轻地撩动了我心底的一份诗意，以前，我对他的诗有过一鳞半爪的认识，那仅仅是从现代文学作品选中看到的《雪花的快乐》《沙扬娜拉》《大帅》等不过三四首，可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几乎是诗人全部的诗作，能有这样一个全面认识这位历来颇有争议的诗人的机会，我哪能不欢喜。我疯狂地抄录，抄了半天，抄了半夜。

“几乎是诗人的全部诗作”云云，大概那年我读到了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六月出版的《徐志摩诗全编》。一年后，我开始为学校的某本油印刊物撰写关于徐志摩诗歌的短论，虽然行文和观点不免幼稚，但这是我此生写下的关于诗歌批评的第一篇文章。

一九八七年十月六日，中秋前一日，我赴海宁一中实习。一个月后的十一月七日，在硖石一位梅姓老师的引荐下，我和当年的一位老朋友一道去硖石东山中学拜访《徐志摩诗全编》的编者顾永棣先生。当日日记有记：

顾身材修长，绛紫边近视眼镜，西装革履，有学者风度。作为老师，他可亲可近；作为学者，他多隽言妙语。

“搞学问应博而精，知识面博，才有深专的可能，而且自身知识面广博，往往会触类旁通。否则，便如一场阵雨，下过之后，表面看来白茫茫一片，但一经太阳照晒，很快就干枯了。”

其时顾永棣的《徐志摩诗全编》出版不久，社会上借此而形成了一股小小的徐志摩热。顾先生因此为读者所知晓。日记里难得地记下了顾先生的一句话。交谈中，顾先生还告诉我，西山上的徐志摩墓只是衣冠冢，墓原来在东山，但在“文革”中灰飞烟灭。墓碑是他“文革”后去捡来的，幸好只是敲掉了一个头，字迹无损。此外，他说很快会有两部专著出版，总字数约有四十万字。

顾先生很忙，其实，作为中学老师，我后来总算知道，平时简直没得空。交谈了没多久，顾先生有课要上，交谈不得不终止。

大抵也是意犹未尽吧，三天之后，我独自一人再次去东山中学看望顾先生。此去原想向顾先生借一点徐志摩研究资料的，但他不在校。他的同事告诉我：顾老师请了十天假，不知去向了。这也可以想见当年顾先生的率性。

顾先生是海宁人，小时候见过志摩父亲徐申如。顾徐两家，只隔了一条街，都是海宁的大户，两家还是姻亲，徐志摩出书，徐申如总会送一本给顾家。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人文领域思想僵化保守，徐志摩又是一个被打上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烙印的历史人物，顾先生研究徐志摩，是因家里有志摩的遗著，翻看方便，但那也是要担一点风险的。顾先生说，“说来也奇怪，那时志摩的灵魂像附在我身上似的，我救命似的迫切想要写出他的传来”。可是，我们还远远没有想到，当年，一名中学老师，坚持自己的爱好，业余搞一点学术研究，那是多么的不容易。一九八八年六月，顾先生撰写的徐志摩传记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他在序文里毫不犹豫地道出了著书的艰难：

省作协出面给我请创作假四个月，结果用来请假的时间大大超过创作假假期，最后不仅被断绝了生活来源，还承受了不少精神压力。向哪个部门说，哪个部门都有一套规定和理由。自我消失了，我成一只足球，在几个部门间被踢来掷去。

现在已经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与顾先生通信的。我手头保存有顾先生寄给我的三封信（其中一封已经丢失了信纸），信封上我的收信地址都是湖州师专，也就是说，我是以一个在校文科大学生跟顾先生通信并请教徐志摩研究问题的。其中最早的一封顾先生回复如下：

邹汉明同志：

廿三日来信收阅。“新月”研究还有不少可开发领域。以往视为“禁区”，故语焉不详。甚至语焉不确。“莫道江头风浪恶，别有人间行路难。”我愿青年人抢着求真求实态度，去寻觅，去梳理，去研究。

“新月”是个大领域，您可先看《新月诗选》（陈梦家编），先熟悉一些主要诗人，多读，多熟悉之后，再去看平衡文章，否则容易被这些文章定框框。

《徐志摩全集》（香港商务版）虽不全，但一般都有了。我明年可能还有两本书要出版，到时可介绍您。

案头积稿不少，廿多天内还要完成4万字约稿，而杂事、俗事、烦心事偏又多。

要做一点事实在不易。

草草数语，乞恕不恭。

即颂

安好！

顾永棣

87.11.25

这很可能是顾先生第一次给我回信。称呼用“同志”，大可见当年知识分子通信的成例。但此后回信就用“汉明君”了。君是平辈间的称呼吧。但顾先生到底是我的前辈，我给他寄去的信函，都以“永棣老师”称呼。那些年，他对于我来说，不仅是卓有成就的徐志摩研究专家、徐志摩传记作者和诗歌的编选者，还是一位曾经鼓励了我的长者。

作为一份资料，我索性把顾先生的另一封信也抄录如下：

汉明君：

3月9日来信收阅。书何时出版，尚无消息，估计五月前后一定能见书。我今天已写信给出版社询问，一俟书到，我即邮上，一切我会遵您信上所说办理。您的那一本不要订了，我理应送您。请多提意见。

最近完成六万字小说及二十万字清样，人是疲劳极了，所以我自己放松自己一下，不少应写，应回信件均压着。四月份开始又要着手另一部书稿。

“传”大概国庆前后出版，运香港搞书展。我也自订了一些，湖州若要也可以适量订一些。握手。

顾永棣

88.3.12

这里的“传”即四川文艺出版社的《风流诗人徐志摩》，这个书名，想来不会是顾先生所取，应该是出版社行为，出版社以“风流诗人”招徕读者，也是惯技的一种。但这么一个命名，就让传记的严肃性消解殆尽了。后来我看到顾先生说“这书名我很不满意，但也没办法”，始知我的猜想没错。如今多少年过去了，我还在为顾先生感到可惜。

大学毕业后，我没有继续从事徐志摩或者说新月派研究，但是，我的诗歌创作却一直未曾中断。我的创作，也渐渐地偏离了徐志摩的气味，甚至变得与徐志摩完全不相容。大约因此，我与顾先生的交往没有持续下去。但我们毕竟同在嘉兴，隔几年参加一次文代会，也总会遇见顾先生，见到，我会走过去向他问好。在我的相册里，还保存着一张我与顾先生的合影，那是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我刚调来嘉兴工作不久。我大概是应邀去海宁参加一个什么会吧，在当地的一次聚会上偶遇顾先生，留下了唯一的这一张合影。照片里，顾先生站着，面露微笑，他高我半个头。高个子的顾先生穿牛仔裤、夹克衫，休闲的衣着中透出一股精气神。我忽然想到某次会议上合影时顾先生脱口说的一句话：“吾今天是鹤立鸡群……”他说的是自己个子比在场所有人都高，但这话听来却不免得罪人。也许顾先生说过就忘了，或者压根儿就没有想到鹤与鸡的那个区分吧。

晚年的顾先生，有一桩事是应该宣讲一下的。旧城改造那会儿，为了给房地产开发商施与恩惠，海宁决定拆去徐志摩祖宅及徐家河埠，顾先生闻听，专门去找了海宁市政府的领导，交谈未果，他直接就拍了桌子，指着对方说：“你拆了，海宁人世世代代骂你。”但家底殷实的海宁到底还是毫不足惜地把徐氏祖宅和河埠头给拆毁了。一介书生，在权力面前何其渺小，但这种渺小中谏言诤言的勇气，海宁人实在不应该忘记。

二

我早年对徐志摩的认知，很大一部分来自顾先生，这也是我这次讲徐志摩必要讲到顾永棣的原因。事实上，不独是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凡徐志摩诗歌的爱好者，无不承惠于顾先生。他的《徐志摩诗全编》影响太大了。新时期以来，徐氏诗才得以推广，顾先生实在功莫大焉。更不要说他还写了徐志摩的传记。虽然顾先生所写的关于徐志摩的传记并非国内出版的首部，但是，当年他开笔撰述，放眼学界，也并无一部徐志摩的传记问世。

徐志摩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农历十二月十三日，换算成公历，是一八九七年一月十五日。他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因飞机失事，在济南附近党家庄上空触山遇难，终年三十五岁。一代诗人，走得实在太早了一点。

我们知道，徐志摩有个好父亲徐申如曾是海宁的首富，海宁的第一个火力发电厂以及随后的硖石电灯公司、电话公司均是徐申如创办。徐氏还是双山丝厂的董事长，海宁商会副会长。徐志摩是徐申如继娶的钱慕英女士所生，是徐家的独子，徐志摩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物质上又丝毫不用他忧虑。他从小受到大家庭特别的关爱，特别是大受祖母的疼爱，这对他的性格的形成是有影响的。我们单从他的学业上分析，也可见徐家对他成才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