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树的猪

1

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射击孔照进暗堡的时候，我都会准时地醒来。然后，打开那台古老的电唱机，把唱针搭在那张唯一的唱片上，让那首雄壮激昂的歌曲通过山头电线杆上那只嘶哑的大喇叭传遍整片山坡。

我丝毫不用担心会扰民，因为六年来我都没有发现这个时间除我之外还有其他人能听到这声音，尽管每天造访这里的人不少。但他们都是在太阳升到半山腰之后才会陆续到来，有的是来买我的猪肉，有的是来看我的猪上树，还有的既买猪肉也看猪上树——反正，基本上都是冲猪来的，好像没人对这个地方的过往感兴趣，更没人对我这个人类感兴趣。在他们看来，我似乎天生就应该在这里，就应该干着这一行。

2

我们家是村里的独门独姓，据我爹说，以前也是个名门望族，后来衰败了，到他手上已经不知道是第几代单传。“单传”两个字成了压在我们老王家头上最大的一座山，没有之一。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我爹我娘婚后一连生了五个女儿，村里人称五朵金花——显然是恶搞，却名副其实，因为每朵“花”的背后都要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那时候，我们老家那边的规定是超出两个女儿的，每生一胎就罚五百块钱。我们家根本拿不出五百块钱，村干部就带着乡里执法队的来搬东西，生我三姐时牵走了家里的老牛，到四姐五姐，家里的窗户和门框都被拆光了，拆得村干部都不忍心了。老村长劝我爹说，何苦呢，你那点破东烂西我都下不了手了，扎了吧。

我爹腰杆挺得笔直，比现在神炮旅北门岗的哨兵还直，说，扎了我找谁生去？你给我生？

老村长气得一咬烟袋一背手，撅屁股走了。乡里执法队的一拥而上，把家里最后一扇窗户给拆走了。把全村最德高望重的村长给得罪了，家里也没法住了，我爹干脆带着全家老小跑进山里，在山腰上找了块坡地，掏了个窑洞住了进去。我奶奶狠了心，对我娘下了死命令，再生女娃，就离！这句话比村干部罚款搬东西管用多了，第二年，我娘果然就争了气，生下我。见是个带把的，我奶奶乐坏了，把我的小鸡鸡拨拉来拨拉去，最后从兜里掏出一根红绳子系在了上面，咯咯咯咯笑着说，想孙子想疯了，见了小鸡巴都以为是假的，亲手摸了碰了还是不放心，用红绳子系上，怕一转眼又缩了进去……

我爹说，娘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这回我保证是真枪实弹的孙子。

满月那天，家里没有凑齐办满月酒的钱，于是我爹狠了狠心，用身上仅有的几块钱换了花炮店最长的一挂鞭炮，缠在一根长杆子上，像扛枪一样扛在肩上，回到阔别一年多的村里，点着了炮走街串巷地转了一圈，像当年打了胜仗的八路军。据说，那次在老村长家门口逗留的时间最长。据说，望着我爹像鸭子一样摇晃的背影，乡亲们都笑：还乡团回来了。而老村长则气得大喊：鬼子进村了！

生在这样的家庭，自然是打落地起就享受特殊待遇。家里有什么好吃好喝好穿的首先满足我，然后才有五个姐姐的份。其实当时的家境也没有什么好吃好喝好穿的，撑死了桌上能有个像样点的菜，比如偶尔炒一盘豆腐，多放点油，上面撒点葱花。但就是这样一盘豆腐，我那五个姐姐也捞不着吃，只能望着盘子流口水。如果偶尔出现敢与我争抢的，我奶奶的筷子一定会及时准确地敲在她手背上。

其实不仅是吃的，家里的一切大事都要为我让路。我上小学那一年，我大姐退学了，去了砖窑背砖。我大姐是个聪明且勤奋的人，她上初中的入学通知书是村小学校长亲自上门送的。校长当着我奶奶我爹我娘以及左邻右舍的面说，这妮有可能是咱村第一个大学生，状元呢。我奶奶听了一撅那张没门牙的嘴，纠集起满脸的褶子说，就是当了宰相还不是别人家的媳妇。果然，我大姐只上了一年初中就辍学了。因为我要上小学了，学费是个大问题。

我大姐辍学后去了县里的砖窑背砖，主动要求去的，为了给我挣学费。在我大姐的率先垂范下，我的其他几姐也都争先恐后地全心全意为我服务。在她们的精心培养下，我从小就养成了好吃懒做的习惯，回家就端碗，端碗就吃，吃完就走，刷锅洗碗、洗衣做饭从不沾手，上了初中也没改观，初中毕业了还是没有改观——我能混到初中毕业完全是国家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结果，用我爹的话说是受法律保护，不想念都不行，与我个人的努力没有任何关系。

我爹就开始看我不顺眼了。那时家里的几个姐姐都先后嫁了出去，主劳力就又成了我爹，本来应该是我，但我还没做好接班的准备。最终还是大姐心疼我，怕我干农活太累，让我跟着亲戚们去南方打工。

但每次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被亲戚们撵回来——无论到哪个工地，每天一上班我就抓张报纸上厕所，往里面一蹲就是半天，从头版头条一直看到中缝广告，直到快收工了才伸着懒腰从里面晃出来。

最后一次背着铺盖卷回来的时候，我爹老远见了转身就进厨房。我以为他要给我做饭，谁知再出来时两只手各攥着一把菜刀。我奶奶已经七十多了，但反应还是比我快，扯着没有门牙的嘴冲我喊，快跑，他要杀你！我刚拔开腿，就感觉两块明晃晃的东西已经悬在后脑勺上了。绕着村子跑了两圈，我已经累得喘不过气来了，可扭头一看我爹还在追。我只好又往回跑，至少家里还有一丝希望。果然，一进院子我就感觉到了生机。眼看着快要追上了，我奶奶从屋里跑出来，扑通一下跪在了我爹面前，说，别追了，你还是杀现成的吧，反正他死了我也活不了。我爹把刀举到半空，没落下，仰起脸，嗷的一声竟然哭开了。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哭，哭得跟黄牛犊子叫似的。我爹边哭边骂我奶奶，老东西，都是你害的。我娘从地里回来，看见我蹲在地上喘气，我奶奶跪在地上搂着我爹的腿，我爹一手握着一把菜刀正在哭，肩上扛着的锄头就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人也像一堆泥一样瘫坐在地，拍着大腿哭道，老爷个天哪，早知道这样，还不如怀着的时候一屁股坐死他。

我爹扭过头说，别说这些没用的，现在也不晚，一包老鼠药的事。

我娘一听，像是受了启发，立即不哭了，起身就进屋里一阵翻，从墙缝里翻出来一个纸包——那是开春时拌种子剩下的一包“毒鼠强”——却没有往我嘴里灌，而是自个儿仰了脖子要往嘴里倒。我奶奶见状松开我爹的腿连滚带爬地扑了过去。我爹也扔了菜刀冲上去。家里的三个大人一时间号叫着纠缠在一起，像三条在狂风里呼天唤地的绳子……

家里是不能再待了，再待全家都活不成，出门打工又没人愿意要我，我决定去当兵。我爹听了倒十分支持，揣了两包红塔山亲自领着我去了一趟老村长家。老村长早已不是村长了，但他的儿子接了班，现在也不叫村长叫村主任了。老村长见了我们爷俩，依旧用村长的语气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叫你不要生偏要生。

我爹却完全没有了当年回绝村长和沿街放鞭炮的气势，连腰杆也不如以前板直，不知是背驼了还是心虚了，见了老村长竟然像见了日本鬼子的汉奸一样，堆出一脸像狗屎一样稀的笑容说，个个都有您老人家那眼光不早实现共产主义了？不过上进心还是有的，要参军报国呢。

老村长的儿子说，你就这么一个儿子还舍得送去当兵？

我爹说，依法服兵役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别说当兵，就是上战场都理所应当、天经地义。

老村长的儿子仰头看着灯泡说，别唱高调了，家里管不了才往部队送的吧？现在的政审可是很严哪，我听说老鼠药和菜刀都用上了。

我爹非常及时地把一包红塔山递上，说，啥都瞒不住你。老村长的儿子瞥了一眼烟盒，没接，伸手从自己身上摸出一只烟盒，硬中华，还扔给我爹一支。我爹就尴尬了，一手夹着硬中华一手端着红塔山，两只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我站后面撴他衣后摆，他才把硬中华夹在耳朵上，把红塔山轻轻地放在村长面前的桌上。

老村长见了，愤愤不平地骂着社会风气往外走。我爹又追上去，把另一包红塔山塞进他兜里。老村长把烟掏出来扔在地上，说我怕。

我爹说，怕啥？

怕哪天在部队犯了事，连我这把老骨头也牵扯进去。

两包红塔山最终回到了我爹的兜里，并在乡里、县里辗转半个月后，于上火车前的几分钟落入我那身满是口袋的作训服的其中一个口袋里。我爹说，自个留着抽吧，别的不敢盼，几年兵回来有人敢抽你的烟。

我用手捂着口袋里的烟上了火车。我知道我最终能穿上军装是因为那年兵源紧张，乡里怕完不成征兵任务。我捂着烟这样想的时候，我那几个姐姐已经哭得跟泪人一样。我的另一个口袋里装着她们背着各姐夫偷偷塞给我的五千块钱，每人一千。听说我要当兵，她们都从四面八方赶到火车站来送我。刚开始还好好的，等要上火车了却突然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哭了起来，哭得天塌了一般，让所有的新兵及家长们都停下来看着我们一家子。我上了火车坐上了座位她们还在哭。我坐在火车上隔着玻璃看着她们哭，觉得好笑。我不知道她们有什么好哭的。我好不容易离开这个家了，解放了，一口袋香烟一口袋钱，她们应该替我高兴才对。

3

那两包烟一到新兵连我就派上用场了。我哪里是当兵的料，一趟五公里下来我就不想干了，一想到还有漫长的两年以及无数个五公里在等着我，心里就犯怵。最重要的是部队不像工地，可以随便上厕所，部队上厕所要请假，上完了回来还要销假，小便五分钟，大便十分钟，包括来回路程，按时去按时回。这就没有活路了。我决定趁早把烟送出去。我问新兵班长，这里最大的官是谁？班长瞟我一眼，没好气地说，不管多大的官，你新兵期间的事都由我说了算。我就说能否帮个忙。班长关上了宿舍门。我说给我找个舒服点的地方。班长问要怎么个舒服法？我想了想说，不用训练的地方，要是连教育也不搞就更好了。班长说，这样的地方在部队可不好找。我就把两包在兜里捂得有些皱的红塔山拿出来。班长看着烟说，你档次不低呀。

我说老家带来的。

班长说你老家云南的？

我说祖籍是。

班长一把抓过烟，一包扔兜里，另一包当我面就拆开抽了。他答应帮我的忙，但要我保证把新兵连熬完，还有，以后不管是谁，只要问我想去哪儿，都说哪儿苦就去哪儿。我很有成就感，觉得比我爹强没边了。班长抽烟的潇洒动作支撑着我熬到了新兵下连。下连分兵的时候，排长问我想去什么单位？我很坚决地说，哪里苦就去哪。排长眉开眼笑地说，放心吧，组织上绝不会让好同志吃亏。果然，下连那天，班里的战友都跟着班长去了连队，只有我被安排上了一辆中巴车，车上还有几个不认识的新兵。班长来送我，塞还我两包红塔山，说以后好烟留着自己抽。我没心思琢磨话里的意思，问班长这是要去哪？班长看了一眼车牌说，这车我从来没见过，可能是去军部给首长当公务员吧。我就像电视里一样装出依依不舍的样子说，去军部倒没啥，就是舍不得离开班长。班长一听有些紧张，说我有啥好舍不得的，军部的班长都比我好，该走就赶紧走吧。于是我就心旷神怡地趴在车窗上，像庙里的菩萨看着芸芸众生一样地看着外面提着大包小包步行去各连报到的战友。我想着，到了军部第一件事就是给我爹写封信，让他再买挂鞭炮到村长家门口去放。我这样想着的时候突然发现车子走错了方向。军部在市区，我们去靶场打靶时要经过它的大门口，那里最醒目的标志就是有两只巨大的石狮子，石狮子后面站着两个持枪的哨兵，每次粗一看都以为是哨兵骑在石狮子上站岗。可车子却在往郊外开。窗外的房子越来越矮，越来越破，前面的路也越来越窄，由四车道变成了双车道，又由双车道变成了单车道，最后变成了土路。土路上的浮土估计有一尺厚，车子一碾上去尘土就像烟雾弹似的把整个车身包裹了起来。我们趴在车窗上什么也看不见。等能看见窗外的时候，车已经停了下来。

下了车，我没看到石狮子，只看到一个巨大的操场，但没有任何训练设施，连副单双杠也没有，倒是堆满了草垛，像战术训练场。但仔细看又不像战术训练场，战术训练场的周围是山头或者围墙。这里不是。这里四周是低矮的草房，一排一排的，像码成一圈的麻将牌，里面传来各种动物的鸣叫声。远处的院墙上写着两条白色标语：劳动是最好的教育，劳动是最好的训练。落款字迹模糊，缺胳膊少腿，有的甚至只剩下鸡零狗碎的偏旁部首，有人辨出是“中国人民解放车”几个字，认定是解放牌汽车的工厂。但马上有人纠正说应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XXXXX部队”，因为“车”字的后面还稀稀拉拉地拖着几个数字。我对这几个字不感兴趣。因为我知道，不管是汽车厂还是部队，我确实是到了一个不用训练也不用政治教育的地方。劳动代替了这些，印象中只有劳教所才是这样的地方。我听见一起来的新兵中已经有人开始低声地骂脏话，骂他们的班长、排长和新兵连所有的干部。我没骂，不管这是什么地方我都不能怪别人，这完全是我自找的。我问上前帮我拎包的老兵，这是什么地方？老兵说，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