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上网

这次我们从鲁迅先生说起。他的《门外文谈》读来十分亲切，拉家常一样，居然从“吊膀子”偷渡到真问题了。文章的开头说：

听说今年上海的热，是六十年来所未有的。白天出去混饭，晚上低头回家，屋子里还是热，并且加上蚊子。这时候，只有门外是天堂。因为海边的缘故罢，总有些风，用不着挥扇。虽然彼此有些认识，却不常见面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间或阁楼里的邻人也都坐出来了，他们有的是店员，有的是书局里的校对员，有的是制图工人的好手。大家都已经做得筋疲力尽，叹着苦，但这时总还算有闲的，所以也谈闲天。

闲天的范围也并不小：谈旱灾，谈求雨，谈吊膀子，谈三寸怪人干，谈洋米，谈裸腿，也谈古文，谈白话，谈大众语。因为我写过几篇白话文，所以关于古文之类他们特别要听我的话，我也只好特别说的多。这样的过了两三夜，才给别的话岔开，也总算谈完了。不料过了几天之后，有几个还要我写出来。

我们记下这段文字，以后还会想起它。聊天，这种不可或缺的人生的需要转移到网络上后，就有了BBS，成就了社交媒体，变身为一门大生意。

鲁迅是作文的高手，他从谈闲天说起，寓教于乐，说到文字的发明、记录和传承。他说未有文字之前就有创作，我们的祖先原先连话都不会说，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发明了语言，练出了复杂的声音。抬木头的“杭育杭育”创作完了，大家学到了，跟着“杭育杭育”，等于出版了。因没有文字，没法子记下来。那个创作记下来就是文学。

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不要笑，这作品确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罢，它是《诗经》里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罢，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

鲁迅太会聊天了，也太能翻译古文了，轻巧地将话题引导到文字的产生。传说是仓颉造字，鲁迅说：“我还见过一幅这位仓颉的画像，是生着四只眼睛的老头陀。”文字是有非凡魔力的东西。关于造字，奇人奇相之外，留下一个神秘的说法：天雨粟鬼夜哭。这六个字，太神秘太有想象力。这是几千年的困惑：有了文字，老天为什么落下了粟米，夜里鬼为什么在哭？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没有文字的时候，只能结绳记事，只能口口相传。那时的文学，在鲁迅说的“杭育杭育派”之后，是诗歌，尤其那种英雄的史诗。各民族都曾有史诗的吧，文字不发达的民族，口头保存得好一点。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是奇特的，不同于寻常生活的那些东西。史诗中英雄啊美女啊神奇的恐怖杀人的，令人亢奋，日常的那种生活流水，缺乏情节的细腻的心理活动，不容易流传，即便哪个天才偶然想出来，也难免在流传的过程中被扭送到主流大道上。传唱的过程中，文本被误记，被增删改动，它途中经过的每个人都是作者，直到出现孔子那样的大人物，用文字编订诗三百，作品才有一个固定的形态。

保存一个人、一代人、一个民族的发现、经验、情感和思想，是人类发展中必然遇到的课题。岩画是最古老的一种表达。漫长的寻觅，无论是记录在泥板，还是龟甲、钟鼎、竹简、树叶、石碑、羊皮、帛、纸张，磁带、光盘、硬盘，文字一直在寻找一个靠得住的载体。

快速掠过以万年计的那段寂寞时光，终于用上了电脑来保存人类的信息。文字、声音、图像被神奇地数字化，以0和1来重构这个世界。曾有本很火的书就叫《数字化生存》。

开始时，复刻了先祖的困窘，先祖在龟甲只能记录占卜的只言片语，电脑也极为吝啬地使用存储空间。文件名只能给你8+3（如果是中文，则是四汉字+三字母），日期将公元19××的年份省略掉19。这个省略引发了进入下一个世纪时的“千年虫”问题，一时引发恐慌。这个问题的发生不是源自发明家们短视，而是受制于当年电脑硬件的饥寒交迫。

找到一个好例子。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美国成功发射水手4号航天探测器，它在次年的七月代表人类首次掠过火星约一万公里的上空，相机正常，机器工作正常，向地球发回了极为珍贵的二十一张完整的照片。传回的资料共计5.2MBits（用我们平时常用的数据单位，大约是634 KB）。航天器上的磁带记录器的容量仅仅5.24MBits。这点容量，小于我们今天用手机随手拍摄的一张照片。就为了获取这点东西，花费了八千二百三十万美元。整个水手号太空船系列（从水手1号至水手10号）的总研发、发射及支援花费接近五亿五千四百万美元。苏联在太空跟美国竞争，也以火星为目标，屡败屡战，它的花费应该不少于美国。

就这点信息，让人类看到了火星上的陨石坑，明白了它以稀薄的大气层寒酸地暴露在严峻的太空环境中，是一颗相当不活跃的行星。这样的一瞥，使在火星上找寻智慧生物的希望基本上破灭。水手4号搞砸了科幻小说家的胡言乱语，也启发他们继续编造，但只好将原本居住在太阳系其他行星的智慧外星人挪到别的恒星系去。在神受到质疑的时代，外星人取代了神的位置。

跟水手4号航天器的硬件设备比，我的286电脑已非常先进。六十年过去了，电脑上集合着人类所有的疯劲。此刻我们从电商那里购买的移动硬盘以TB为单位。我在用的4TB的移动硬盘，约等于十万块286电脑上的40MB硬盘，相当于伐下二十万棵树制成的纸张。（常识：电脑储存的最小单位是bit（比特），8bit=1Byte（字节），一个汉字通常占两个字节。从Byte到KB、MB、GB、TB、PB，都是1024进制。）

我们回到鲁迅的话题。文字造出来了，文学家创作被记录了。有了“手稿”的概念。有些经验是中国作家共同的经验，例如余华就说过，夏天为防汗湿稿纸，在手腕下垫着干毛巾。写字的一个坏处是连累了头颈，文职人员被称作低头族，颈椎病很常见。台式电脑的屏幕使得“稿纸”立了起来，可以平视它了，但很快发明了笔记本电脑，放在大腿上，又开始低头。还发明手机，更加低头。事情总是一正一反，电脑新的危害是它会发光，给人的视觉系统很大压力。这也是纸书至今未能灭亡的原因之一，纸张更亲和，反射光线而已，翻书节约眼力。电脑最明显的好处是让复制变得非常容易，取得拷贝极为快捷。以往写小说，在稿纸上反复修改后，纸面上线条纵横，涂改得乱七八糟自己也看不下去，被迫重抄稿子。换成电脑无论如何删改，轻而易举地干干净净。坏处是忘记备份的话，一个操作失误或硬件故障，甚至一个病毒，就让你倾家荡产，欲哭无泪。几乎所有的用户都有丢失文件的悲惨经历，白桦告诉我他丢失过几万字。我花三十元钱从《电脑报》买回一个定时存盘的小软件，设置成十五分钟自动存一下盘，以免一断电打出的文字瞬间灭失。因怕丢失文件，一篇作品我存有许多次的备份，到底谁是最后那一稿，要仔细比较才能找出。在找出之前，那些真假猴王一视同仁，霸气地占据着硬盘空间。它们太多了，用了三十年电脑之后，对它是望洋兴叹。

用上电脑对我来说，还有一个窃喜，就是掩去了我拙劣的字迹。那些练字练得那么好的朋友，手里的功夫作废了，他们的颜体柳体跟我的烂字同样化成了屏幕上一丝不苟的宋体。

以后的人会很陌生，电脑写作的史前程序原来是这样的：

一个作者在稿纸上用笔写完作品，装入信封写好收件人姓名地址并封口，贴上邮票，走到街上找个邮筒投入，心里默祷千万别寄丢了。也跟古人送女儿出嫁一样，默祷千万别给送回来。虽然寄丢稿子很可怕，但抄一遍实在太累了。我曾投机取巧，发明将自己的中篇小说《少男少女一共七个》对着录音机朗读一遍的方法，万一稿子寄丢了，还有个声音在，可以还原。稿子寄出了，事情还没完，投稿之后的遭遇，我以后再说。那些让人很不爽的元素，变作燃烧成网络文学烈焰的柴火。

文学传播的都是复制品，不像绘画卖的是那个独一份，有原作的概念。印刷术发明后，大量复制变得容易多了。现代印刷工艺更能一夜之间将报纸复制出百万份，并极有效率地投送到订户。无须讳言，将你的名字复制几十万遍，无论看官认识不认识你，喜不喜欢此文，都会投送到他的手里，这样的奇遇让作者窃喜。当一个二十世纪的作者，何其幸运。

时至今日，除了作家们的老脑筋暂时未变，有待脑机接口来更新，作品的生产、储存、复制和传播都被革命。无论是欣喜还是无奈，作家被动地接受这种变化。

所有的进步中也蕴含着对传统的巨大破坏。工具的进化，书写的便利，使得语文本身发生变化。用《诗经》和《史记》的标准看，《红楼梦》无疑写得非常水，曹雪芹的语文不及格。以《红楼梦》当坐标，当代作家莫言、贾平凹的小说非常水。在当代所谓的传统作家立场来看，网络上的类型文学更加浑身水淋淋的，不忍卒读。

我们很难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有害的。很难说清水是什么。站在毛笔的立场，钢笔铅笔都不是东西。在从小用惯钢笔圆珠笔的人看，键盘怎么能算书写工具。无论算不算东西，喜欢不喜欢，键盘和语音等众多另类的输入方式毕竟来了，不肯走了。信封和邮票渐渐很少再用。写有字迹的纸，比照有字的龟甲，将来都算墨宝算是文物了吧。

不知古代的诗人们每天都做什么，他们最喜欢干的除了喝酒、纸上谈兵和歌颂女人还有什么？那时我最热衷的是游山玩水，我喜欢大山大水大漠，不喜欢看庙。现在有飞机和火车，我们比先辈们的脚要长得多。

一九九三年三月，为创作电影文学剧本《狗崽子》跟谢衍去新疆，他要寻找少年时的足迹。他旧日的朋友们陪他喝酒，抢着说当年的武斗什么的故事。一朋友开着北京吉普送我们从乌鲁木齐走南疆直到喀什。新疆真是太大太大了，开车走过才感觉到它之辽阔。不说交河故城等景点了，在只有五万人的柯平县，一个中年妇女叫着跑过来，哭着紧紧抱住谢衍，跟人们说自己的弟弟来了。他们是“文革”中谢衍逃难到新疆时认识的。之后，他去探望了自己姐姐留在新疆军垦农场的战友，听她们讲述当年怎么进疆的故事。我们艰难地冒雪上了天山，看到的天池是一块大冰。在乌鲁木齐一个中学的操场一角找到少年的伙伴王同学的墓地，没有墓碑，从一个挖开的洞可见到棺材的一角。是王同学领谢衍到的新疆。当晚喝酒后谢衍大声痛哭，痛悼那个早逝的孤魂野鬼。我那时就明白，这个电影是拍不成的，但谢衍那么想做，我们就先将剧本做出来吧，算是一个纪念。

七月，带女儿天天去北京，住在老友陈可雄家，天天跟厦厦玩，我跟陈可雄下棋。我们一起去天坛，爬长城，两个孩子最开心的还是百熊园。我们去看望史铁生，他让天天玩他的电脑游戏。之后，去东直门火车站上火车到北戴河参加笔会，一路上修路挖得乱七八糟，车子无法过去，只好从栏杆狼狈地爬来爬去，送我们的陈可雄还提着给我们火车上吃的大西瓜。到北戴河，天天病了，好心的文友季红真等背她去医院打针。

次年，和吴斐、天天去过养马岛和青岛。李洁和陈为朋引路去参观文化名人的旧居：王统照、梁实秋、萧红萧军、洪深、沈从文、老舍、闻一多、康有为。中午吃饭时尤凤伟赶来。高伟和宋华也来陪我们上崂山的北九水，到顶上的潮音瀑，想起我曾来过。天天的救生圈翻船了，李洁将天天从水库捞起来背上岸。我去海南开会，见到韩少功、蒋子丹、蒋子龙、李国文、张承志等豪杰。在那里过了我的四十岁生日。马原、孙甘露、贺小刚和我在旅馆聊天。马原是海南著名的骑自行车的老总，称海南为欲望岛，他提议去外面庆祝生日，我说不了。马原说，他在四十岁那天大哭一场，我说不了。尽管中年了，我倒是没有想哭的冲动。第二天，在三亚海滩，我们将马原埋在沙里并踩上一只脚，他们将我埋进温暖的沙子，并在关键部位立了一只易拉罐表示力量，拍照留念。

一九九五年的生日是参加《华东旅游报》的笔会。之前吴斐买来尼康801S相机，正好用来拍照。同行的是高晓声（他陪了一下老友就退出了）、林斤澜夫妇、叶兆言、舒婷、林丹娅、林伟平、王晓鸥。赵丽宏生病没来。从五月六日出发到五月二十七日回上海，周游华东六省一市，欢声笑语，直到众人游到要崩溃的样子，舒婷念叨着“我要回家“。看黄河，过淮河，过长江，宿新安江。走了一圈，留下的三个字是江南好。一路跟叶兆言顿顿抢面条吃，跟舒婷频频斗嘴，她有天生气了，不肯过来，说“你们对我不好”，我们忙说软话道歉。面包车上，舒婷扯来一块花布，巧手自制一个窗帘挡住阳光。叶兆言好脾气，蜷缩两腿坐在轮子上方的座位，脚下还放着在武夷山买的多多木器。在杭州看到李杭育，他受朱伟误导热衷音乐。召集我们的编辑许远是大好人，他为了落实笔会，先走了一遍，然后陪我们再走一遍，路上苦劝我们不要提前离开。临分手，他洒泪而别。

同年天津百花社的老曹请我和吴斐、天天去鼓浪屿，这个岛不让走车，舒婷拉着行李小车在码头接我们。同行的是林伟平和蒋丽萍，两个女子后来结伴去看惠安女。十月去长沙，《啄木鸟》杂志的笔会，何立伟与何顿陪孙甘露和我去黄泥街书市，去岳麓山的书院，停车坐爱枫林晚，四个人去吃鲜辣的“黄鸭叫”。去张家界的公路上，遇到劫匪。一条汉子扬着刀子走来，走近了才看到车上的人穿的是警服，拔腿就跑。我从没见过跑得那么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