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土王羊

据《2022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当年有超过两千万人次在各类文学网站注册，期望成为网络作家，超过两百万人作为作者与网络文学网站签约，其中活跃作者约七十万人，职业作者近二十万人。向海外输出网文作品一万六千部，三分之一为实体书授权，海外用户一点五亿人。热播的影视剧的六成，线上动漫的一半由网络文学作品改编，声频作品的授权近十万部。另有正在爆发增长的微短剧的授权。

我们从源头来看，网络文学之所以能成立，除了硬件软件的物质支持，想必有它的妙处。马马虎虎的解释是，它作为传统文学的补充，甚至是替代。文字不等于文学，一开始并不明晰。有网络就有了新的平台，有平台就要说话，说着说着就变成了文学。上网的都不是文盲，打字的人一开始并不特别在意自己是不是文学。后来被认为是文学，就干脆叫文学了。曾经狠狠讨论了什么叫“网络文学”，七嘴八舌最终没个定论。乱拳打死老师傅，规则都是后来定的，何况文学原本就没什么一定之规。

之前我们谈论过如何写作，生成作品，这里再说说投稿的困苦。不少人都曾仰天长叹走投无路，尤其是女性，她们自爱，接连遭遇退稿如同相亲受挫，丢不起那个人，宁肯直接变成大龄未婚女青年了，俗称“剩女”。男人脸皮较厚，经得起多几次挫折。今天名头响亮的中外作家都曾被退稿的吧。成名了，可以当作笑谈，也算风流之一种，不成名，就是永远的恨恨了。

我曾在网上贴过一个被退稿清单。有的文章堪比徐霞客，走过千山万水。令我郁闷的是，写得越认真、自我感觉越好就越是容易被退回。这种遭遇令人有抓自己头发的冲动。

一九八五年六月，《上海文学》的周介人先生通过私人关系将我弄到昆山的政府招待所。我带了几件替换衣服，带了一厚叠稿纸和一本字典，准备闭关写作。很小的一间屋子，一床一桌一椅而已，窗外还有工人在施工，爬上爬下，响声不绝。我不喜欢外出写作，但既然来了，只有赶快完事才能早点回家。我调整好作息，上午，下午，晚上，分三段写作，晚上早睡。黄昏去农贸市场转一圈，买几只番茄和鸡蛋，番茄生吃，用“热得快”煮蛋。那十一天，我居然写了十万字，长长短短共计十八篇，有小说《美女岛》《一天》《歌星》和一串微型小说。中途发现稿纸将写光了，急请杨晓敏给我支援。

因上海的某月刊创刊后一直免费赠阅，常常约稿，我就将新作中自认为写得最好的《一天》给了他们，算是小小的报答。谁料很快被退回，老朋友请我方便的时候另换一篇。后来，虽不是量身订做，凑巧写了自认为不好的小说《戈壁》，他们果然发表了。一个作者，就是在一次次被退稿的不幸中，领会到编辑部要什么，掂量编辑的风格和斤两。

我投稿的八字箴言是：请勿删改，优先退稿。这令有些老编辑生气。我绝无退不得的意思。世界上没有求婚就一定要成婚的道理。每个编辑部有自己的宗旨和趣味，合则用，不合则退，很正常。作者有投稿自由，编辑部有退稿自由。

从昆山回来后我接着写的小说叫《我的前半生》，它串联了我前半生听过的许多流行歌曲的歌词，因没有标点符号，小说就像一块结结实实的饼，我相信过来人都能断句。这个作怪的小说更是走了一大圈。退回来我就换一家再投，简直很有乐趣。你们发表了那么多没有特点的小说，难道就不能让我的异想天开露个头？多谢《清明》杂志的主编曹度先生收留了它。我在文章里作怪，有人见怪不怪，让我心生感恩。写了，发表了，才可能一步步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才叫创作。

我从发表第一篇小说起，就跟责任编辑有冲突。他要我改，我不改，他代我删改，我抄稿子又抄了回去。曹冠龙比我更绝，他自己跑到印刷厂将小说给改回来，印刷厂还以为他是编辑部的。印刷厂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编辑从没见过这样的作者。现在，我也老了，回想往事，非常感谢我的责任编辑们。尽管艺术观念有所不同，他们爱惜才华，以文学为重，容忍了我们的忤逆。一篇作品都没发表过的作者跟编辑斗嘴，编辑居然还不痛殴，是不是很可爱？那时的我们，很容易被一掌拍死。没人经得起一而再再而三而四而一百的退稿。一直退到你服气。不少作者，只要能发表，怎么改都愿意。这有点像写电影剧本的朋友。改到最后，还剩多少自己的东西，实在很难说。有人说这更多是策略，不是人品。写作常常要从烂文开始，通篇无害的样子，混到脸熟，就是著名作家了，可以重新寻找自己的风格。是不是能找到，我不知道。

编辑是第一个读者，他们的意见无疑是重要的。但编辑和作者的位置不同，相互关系很难调整到位。理想的状态是相互尊重，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更理想的状态是网络文学吗？

当一部作品越过编辑，省略这个中介，文学会发生什么？

孔子是最早的文学编辑。如果跳过他，《诗经》是个什么模样？

榕树下网站选用的依然是编辑模式，投稿，编辑，发表或退稿。尽管极少退稿，也有先审后发的流程。这跟后来的BBS模式和起点网模式都不太一样。网络和传统出版社及报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空间几乎是无限的。一本刊物的页码是定好的，常常削足适履。编辑有时去掉一两个字，为的是少占一行。两篇差不多质量的文章，用哪篇很费踌躇。一上网，这些不是问题，可以统统放上去，可以将一页做得很长。当年的长文少，处理就更加容易了。只是因为坚持编辑模式，网站最大的部门是编辑部，雇佣占公司最大比例的员工来处理流程。用人是有开支的，局限多多。事后看，这是榕树下当年的一大失误。

作者写出文本后，是直接让读者来筛选，还是由编辑来筛选，这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理念的不同。

网络文学解放了文学的生产力。一个人，无论上到大学还是只上过小学，语文课都占了最多的课时。写作文是许多学生的噩梦。不少人识字后，除了看商店的招牌、路牌，看产品说明书，连封家书、情书都写不利索。我这种语文较流畅的人，帮人写过参加某组织的申请书。有个工程队的工棚不慎失火，要写检讨书，因无人能写曾借用我去帮忙。我当过几天语文教员，对学生说，你们其实都会写的。来的路上看到一起车祸，你们都会跟别人说，将说的写下来，就是文章了。我女儿的老师曾向我出示她写的周记，说是“恨不得将我老爸撕成一片一片！”我一看，真是写得好，直抒胸臆。她还写过：“小鱼游过去了，水很活泼。”我将她创作的句子引在文章中，过了几十年，还有人记得，来问我写“水很活泼”的小姑娘现在怎么样了。我的儿子学龄前刚认识几个字就开始创作，他说写的是唐诗：

大风在老天下雨

我在土王羊

牛下山日月

水火在天

日光月光在乙上

儿我又在我的家

羊牛天山在千万

儿我又在大风里

古人最早的诗是不是就这个样子的？配上编钟和鼓可以吟唱。我将它发给韩少功，少功回我，这诗可养活几个胖子教授。

可见，文学不神秘，文学是属于大家的。人们不仅可以当读者，也可当作者。孩子写了，不要训斥他，不要过早规范他，不要禁止他。

如果我们比较诚实，会承认自己没什么文化。我小学五年级时撞上了“文革”，进大学前就没怎么上过文化课。进了中学，物理化学改为工业基础知识，简称工基课。老师说，直流电用直线表示，交流电用曲线表示，于是女生给老师起绰号叫他“曲线（屈西）”。老师教我们装日光灯：灯管、镇流器、启辉器、线路。一会儿就学会了，一个调皮的男生还将电线搭在铁皮上，将老师麻得跳起来。说是中学生，没学过分数。我曾沾沾自喜，问同学，1/2+1/3=？他想了半天，半只大饼加上小半只大饼等于多少大饼？那个通分我是自学的。我骄傲地告诉他答案是5/6，他疑惑地看着我。我至今能不假思索地拼写“Long live Chairman Mao！A long long live to Chairman Mao！”但拼写hello要想一想。这个“哈罗”没教过。还有一事不知该不该讲，生理卫生也是一点不懂。只知道“外伤红药水，内伤白开水”。一次去卫生室，看到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中间的一页是折起来的。展开一看，大吃一惊。那是人类的生殖系统，百思不得其解，凭什么女性比男性多造了一个出口？

中学毕业前，我们半年时间学工，半年时间学农。学工时间的一半我在车间使用榔头锉刀和一个砂轮机制造纺织机上的摆梭，另一半时间在一个理发店学剃头，为的是将来可以为贫下中农服务。有天我看到一本理发教程，上有如何烫发。师傅见了一把夺过去，严禁我翻阅，说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现在不许烫头发。有趣的是学农，整个年级的学生下到上海郊区的人民公社，分住农民的家。捣蛋鬼们私自去召楼镇上买东西吃，每逢我们下河游泳，老师如临大敌。除了记得割麦会被麦芒扎，挑油菜时衣领会钻进小蜘蛛，还记得的是一个女生对女伴大叫，“你们快来看呀，老好看啊！”一见我们赶快禁声。我们过去一看，确实老好看的，一头种猪在给母猪配种。住在农民的堂屋，那里摆放着一架黄道婆发明的织布机。晚上，一排男生在竹榻上睡下了，蚊帐外昏黄的灯下是女主人在织布。那时我还不知道那首“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我们好容易才看到一点远方的文化。几张从杂志上撕下的西洋画、一本被墨汁涂上三角裤的人体素描、非常珍贵的外国经典小说。我读的莫泊桑《一生》是趁人家打牌，我坐一旁蹭了看的。读的不少书，今天给你明天要还。那时读书快，记性好。有的书不那么匆忙，就抄下来，如惠特曼的《草叶集选》。偶然也能读到地下流传的创作，我说的不是《少女的心》一类，而是根子的《白洋淀》、蒋晓松的《我和地球一起醒来》等。读到过一篇没头没尾的小说，开头一句是“海潮呼啸而来，一个身材颀长的少女……”不知作者是谁，令人神往。那时候如果有网络，这便是最早的网络文学了。那时的脑子多好啊，我能背下“老三篇”，背下《再版前言》。很可惜没有更多的东西让我背一背，没更多的书让我看一看。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如数家珍地列出当年见过的涉性的文学作品篇目和细节。远远不到《金瓶梅》和明清禁毁小说的地步，那个所谓的性，现在看来根本不值一提。篇目也很少，但被当时的年轻人津津有味地不约而同地看到了。如同他们一再去看电影《列宁在1918》中的芭蕾片段，他们发现《苦菜花》《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间都有点那个东西，连浩然的《艳阳天》里，也有一句“马之悦说，他爱的就是她的一身膘”。

没什么文化也不必气馁。现在时兴“创意写作”，要付学费上大学，当然也算好事。但文学史上的小说家常常没什么高学历。高尔基写过《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他没什么文化。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后，国无宁日，文学前辈沈从文、丁玲、萧红萧军没什么文化，汪曾祺上的是常常要逃轰炸的西南联大，想必也不是饱学之士。连鲁迅也不过是个中专生，还是学医的，成绩不怎么好并辍学。刘半农、陈寅恪、钱穆、巴金、张爱玲、史铁生、阿城、王朔都不是高学历。理工科需要系统学习，跟对导师，文科则未必。创作尤其未必。

这个认识非常重要，给网络文学的写手以“合法性”。文学艺术宁有种乎？那种用有没有文凭，懂不懂外语，用“作家学者化”来刁难羞辱作者的，都算见识浅陋或心术不正。

不管是不是赞同，许多人写起来了，冲破了报刊的版面，无视出版社的码洋。这跟许多人唱起来了一样。卡拉OK之余，不少人自己开唱，唱成超女，唱成崔健和刀郎。文艺的参与权和评判权的权重在转移，从专家、从职业高手那里转移到民众之中。

什么是好的、美的，也都变了样子。我不喜欢超女的任何一首歌，不喜欢邓丽君的歌。那时楼下有个芳邻曾天天单曲循环似的播放邓丽君磁带，令我欲哭无泪。最终，“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你再烦它，发现自己也在喜和乐了。那是没办法的，邓丽君就是比玛利亚·卡拉斯更有中国听众缘。我喜欢不喜欢很不重要。我们今天视为高雅的词曾经不登大雅之堂，古代诗人都不好意思收入自己的集子。写出那个四大名著，当年并非光宗耀祖的事情，谁是“兰陵笑笑生”，至今只能猜测。网络文学诞生，那个幼稚，那个杂芜，被诟病是很自然的。所谓的“四驾马车”，并无让人眼睛一亮的大作。从绝对高度来说，那些作品无法跟已存在的经典作品相比。容易想到的例子是火车一开始没马车跑得快，这是马车最后的光荣。马当然不会想到，比的不是绝对速度，而是动力的来源。很快，没人再拿这两种交通工具来对比。是的，新时代开始了。我想看一看的就是一块土地，你不去管它，不播种不施肥不除草，它最终会长出什么东西来。有杂草，有灌木，会有乔木吗，会不会有灵芝，会不会有一万种植物在同时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