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属于了不起的女孩

时间是再奇妙不过的东西：它自顾自流淌，每一分每一秒你一不留神就会悄悄溜走。但它也自顾自凝结，不像你主观意愿强烈想要留下的人或物，总有一天会变成尘埃，时间不会改变，任一切灰飞烟灭，最后停留在原地的，也只是时间而已。

小孩子总想把美好的记忆封存起来，年轻时我也做过这样的蠢事。比如结束了短暂东京留学生涯的二十一岁的我，把宿舍里带不走又不想扔的杂物放进一个纸箱子，在上面用马克笔写上“这个箱子属于了不起的女孩”，在当时的宿管柏原女士的护送下，把它放进了储藏室里。

等到回国整一年的时候，有天家里忽然接到了从日本打来的越洋电话，我妈一听到日语，就把电话烫手似的扔给我说：“一定是找你的，声音感觉是个老太太。”

啊，一定是柏原女士啊。我高兴地冲向了话筒。她的声音倒并没有透出久别重逢的喜悦和感慨，而是像过去我们天天住在一个屋檐下的时候一样，特别自然地问起：“殳桑啊，已经一年了，你的那个箱子，现在可以处理了吗？”

我恍然大悟，心中默默感叹柏原女士还真是守约，因为存箱子的时候她就说过，只替我保留一年。还有，她对我的情感预测也很准，因为接电话时我使劲地想了一下，那些遗留物品确实已经掉落了感情色彩，如她曾经说过的，在某一时刻舍不得放弃的某些东西，过一年，就不再有任何留恋了。

我们的通话短短地结束，她没有过多地嘘寒问暖，只是简短地说了句“回见呀”，就挂了电话，好像几个小时后我就会坐车回到宿舍那样。

二〇〇〇年，我第一次来到东京，在这里开始了交换留学生的生活。第一次独自生活的我，拥有了许多决定权，最先考虑的就是选宿舍居住。在早稻田就读，大多数外国留学生会顺理成章地住在学校所在的高田马场，但我却选了高円寺的宿舍。因为我希望在东京的生活多些不同感受，天天在校园附近厮混有点单调。而高円寺，这是个我从未听过的地名。小时候在日本的小说里反复读到新宿、银座、六本木，自认为对东京的地方也不陌生了，但高円寺是我的认识盲区，并且每天还可以坐电车/地铁通学，也是很新鲜的体验。我的生活指导说，那就意味着要比别的学生提早很久起床，而且从高円寺宿舍走到车站需要至少二十分钟，再从车站走到早稻田还需要至少二十分钟哦。但这对于当时年轻而好奇心旺盛的我来说，一点儿都不嫌麻烦。于是，隔天我就拿着我的新秀丽大箱子和一堆新买的洗漱用品，搬进了高円寺学生寮。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柏原女士，生活指导介绍说这是宿舍管理员，而我当时脑海里浮现的便是“再没有比她更像东京学生宿舍管理员的老太太了”这句话。其实现在细想起来，柏原女士也不像我当时觉得的那样，是个“老太太”，充其量应该是个接近六十的中年女性，但在未满二十的小屁孩看来，那时候谁都挺老的，和同学聊天也经常出现“那个三十四岁的大叔”之类的语句，这让现在四十多岁的我想起来，真的有点好笑。

柏原女士细瘦条身材，皮肤白皙而皱巴巴的，但发型和妆容都细心捯饬过，嘴唇尤其涂得鲜红。她有一副严厉的表情，目光冷淡，法令纹明显，就更让鲜红的嘴巴显得不太和谐。我愣愣地看着她，从那张嘴巴里吐出一连串的日语，直接就让我懵了。虽然留学之前学了两个月的日语，但落地东京才知道“我是山田，我是日本会社员”之类的句子在这里完全有悖于现实生活。好在早稻田的同学和老师都多少能说点英文，我的生活指导老师更是说得一口非常流利的英文，带我去办登录卡，区役所（类似中国派出所）竟然还有专门会讲中文的职员，所以一直到独自住进宿舍的那一刻起，我还没意识到语言上的困难会有多大。但面对柏原女士，我的散装日语忽然都从脑子里掉到了地上，且被风立即吹散。只记得生活指导和她像是寒暄了几句，就把我交给了她，微笑着对我说了句“Take care.”就离开了，接下来就是我和柏原女士长达一年多的密切相处。

柏原女士先跑去不知哪里给我拿了一床被子，嘴里叽里咕噜说着一大串话。她的声音高而尖，语速很快，尾音又长，透露出饱满的情绪，但我一个字都听不懂，只能盲目跟着她到东到西，最后上二楼，她打开对着楼梯的正数第二间，示意这就是我的栖身之所了。走进房间，里面极其窄小，也就是一张单人床，一个写字桌，而靠近墙壁的床铺上方有个悬空的大柜子，几乎占了床上方的一半空间。我想象着，不管是把脚还是头放在这个柜子底下睡觉，都会有点奇怪，这时候柏原女士又喷洒来一堆日语单词，看我茫然无知的小表情，她有点可怕地抿嘴一笑，忽然手脚麻利地给我套被子，短短几十秒就搞定了，而我还呆若木鸡站在那里，直到她说“一，二，三”。哇，这三个词我算是听懂了。我赶快心领神会拿起两个被角，柏原女士又重复了一遍“一，二，三”，我俩大力甩动被角，把被子妥帖放在床上，我和她的第一次沟通才算是大功告成了。

第一次独自生活的我，从住进宿舍的那一刻开始探索高円寺。这是个中央线上的小站，从新宿坐电车过来一共四站，要去早稻田则有两种走法：一是坐电车在新宿换山手线去高田马场，再走二十来分钟到学校；二是坐地铁东西线四站，就能直接到早稻田站，出站几步路就到学校。前一种走法麻烦点但更便宜，后一种走法比较直接干脆，但在东京地铁比电车贵。我买了从高円寺站进早稻田站出的地铁月票，第一次坐车，看到月台上的同宿舍同学，很开心地就和他们上了一辆车，结果发现坐错了。因为他们买的是更省钱的高田马场出的电车月票，而电车和地铁在高円寺这个车站，有时候就是跑在同一个月台上的，你必须看准时间，也要了解来的到底是哪辆车、哪条线。

慢慢地，我掌握了在东京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一些方法，了解到这里的地铁、电车线路之复杂，时至今日我在东京站和新宿站还会偶尔坐错车。好在大多数生活在这里的人，一辈子可能也就在一两条线路上跑，只要熟谙自己的出行路线就行。是以等我也能闭着眼睛坐上去早稻田的东西线的时候，我就发现，只要每天早晨在同一时刻同一月台上了同一车厢，那个车厢里的人，包括他们穿的衣服样式、站立或坐着打盹的姿势、手里拿的漫画或小说的系列，那都是不会改变的。东京是个人人按部就班的大都市，一开始让人觉得惊奇，接下来会思考他们这样会不会一生都很无聊，到现在我却有新的感悟——虽然是按部就班，但好在大家都是在自己的轨道上按自己喜欢的节奏及style做着自己，可以说是一种夹缝中的自由。

但柏原女士很少坐地铁和电车，她有一辆自行车，平时她就骑车在高円寺周边匀速移动。作为宿舍的管理人，她很少离开宿舍超过两小时，基本都是绷着脸出门办事，然后快速回来。她好像没有任何朋友，也不像我一开始想象的那样，在宿舍只是上班，节假日会回家。柏原女士好像没有“家”，她自己的住处就在宿舍二楼尽头的小房间里，那尺寸和学生们租住的一模一样大。那是个很神秘的所在，住在宿舍里的学生们有时候很想去一探究竟，但就算半夜去敲柏原女士的房门，她也会忽然伸出一张脸，下一秒就关上门衣着整齐地出现在人前，帮忙解决这个那个的，小房间的真容到现在也没人窥见过。

我是来到这里才发现，高円寺的这间学生寮主要容纳来自欧美的留学生们，中国和韩国的留学生更喜欢住在离学校比较近的高田马场的几个寮里。我的生活指导说：“老外不怕累。”然后迅速想起来我也选择了高円寺寮，就说：“你也是精力充沛，不怕每天多走那么多路。”我哈哈假笑，其实在一开始，心里也微微后悔，真的，每天要多走太多路了。但出门说日语，回到寮里和同学们说英语，对语言水平提高大有好处，且比起害羞的亚洲人，欧美同学们更热情活泼，课余也更擅长玩耍，天晓得我在二十岁的时候也是个“社牛”呢，这都是我在心里默默安慰自己“误”住高円寺的理由。从那时起我还发现，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会特别管西方人叫“老外”，日文是“外人”。除此之外，中国人就是中国人，韩国人就是韩国人，只有“外人”包含了复杂的意味，有点戏谑，又有点远观。柏原女士也经常在我面前使用这个词，一开始我只是抓取了这个出现频率有点高的发音，后来发现其实她是在对我抱怨这些个“外人”。可能是因为初来乍到的我听不懂日文，她就敞开了使劲说，也可能她觉得我是这个宿舍里为数不多的几个亚洲人之一，比较容易和她站在同一阵线上。

住高円寺三个月之后，我第一次对柏原女士的抱怨有了反应。可能是二十岁的脑子还拥有潜移默化学外语的功能，脑子里对日语一直是叽里咕噜乱飞印象的我，忽然有一天就什么都能听懂了，还能用相对简单的句子回应和评论。记得那天是天气转凉，柏原女士来给我换厚被子，她说：“怎么这些老外都不懂做了饭要洗锅？”我自然而然地回答：“是啊，尤其是那个法国人，他还说自己是巴黎来的，巴黎人都不洗锅。”柏原女士忽然惊喜地抱住我，一反常态大幅度地情感流露道：“哎呀殳桑，你可是会说日语了！”

从此以后，我能感觉到柏原女士对我的态度亲昵了不少，对我的一些“违规”行为她也会盲目地包庇一点。有一次我炖着肉去接电话，忘记了时间，把宿舍的一只锅子烧坏了。回到厨房我发现柏原女士已经帮我灭了火，且奋力地去除着焦味弥漫的痕迹，我一下心生愧疚，提出要赔一个锅子。但柏原女士迅速地把锅子用一张牛皮纸包起来，说过会儿就骑自行车到外面去扔掉（日本不可随便扔奇形怪状的垃圾，会罚款），我就更愧疚。这明明是比不洗锅子更大的过错，但柏原女士说：“你一个女孩子在外国生活，烧坏一个锅子就要罚你，你家人该心疼了。”

但前一天她明明就对两个没洗锅子的法国男生大吼大叫，罚他们把公共厨房里所有的锅，包括电饭煲的内胆，都洗了一遍。这真是太双标了。但柏原女士说，就是瞧不上他们屡教不改还趾高气昂的样儿：“老外都缺乏反省的能力。不像我们，一旦犯错就恨不得先惩罚自己。”

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柏原女士那里学到“反省”的日语。

她非常自然地说“我们”，应该还是觉得东方人脾性会比较相近。其实宿舍里有个日本女孩子，叫直子，但直子的父母都是外交官，她在巴黎出生在巴黎长大，这会儿才回到东京读大学。直子说法语就是完全的法国人，但日语也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柏原女士很少和她交流，见到了也是淡淡的，她跟我说：“直子早不是日本人了，她有一颗不洗锅的心。”

确实，直子和另外两个法国男生一样不爱收拾也不爱洗东西。

“不洗锅的心”让我觉得柏原女士的日语很有意思，批判之余带着一种萌感，就经常跟着她模仿一些语句和用法。其实到一个地方，跟着上了年纪的人学当地的语言是最好的方法，说话带着萌感的不光是柏原女士，高円寺的很多老人家都会说这种态度严肃、内核喜感的俏皮话。

每天放学，坐车到站，再从车站走回家，我有两个走法，一是先走Pal商店街再接着走ルック（日语音Look）商店街，二则是走纯情商店街。“纯情商店街”的名字在我发现它的第一天，就觉得非常有趣，但问了很多人，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它纯情，好像从第一天开始就纯情了，所以也不需要理由。有一本获得直木赏的小说就叫《高円寺纯情商店街》，写的就是这里。走纯情商店街回宿舍其实会绕点路，但这条街上的店铺更平民一点，带着日本人很爱的“下町风情”，简而言之就是接地气。ルック则比较洋气，但不是那种精致的洋气，而是充满了浓浓的嬉皮风格和亚文化感。纯情商店街更多是老年店主，有时候我就故意绕路走，去那里的青果店、鳗鱼店、糕团铺子，去和开店的老头老太聊天。你甚至不用假装买东西，他们也很愿意和你一聊就是一下午，还会奉送免费的茶。这就是高円寺这样的小地方的好处——店铺看上去生意冷清，其实全靠住在此地固定的熟客，所以不会突发大财，也不至于倒闭关张。商店街上一家家都是互相帮衬着，支撑着，彼此保证着拥有代代相传的手艺和大把闲暇的时间。比如鳗鱼店放在外面的样品柜实在丑，用了多年的食物模型让鳗鱼看上去就像橡胶废料做的，但如果受了对酱汁香气和炭烤味的蛊惑，半信半疑点了一串，穿着洁白罩衫的老奶奶就会给你缓慢地烤好，撒上山椒粉，我说直接在门口吃，她就送上一双筷子，那一口下午四点半的烤鳗鱼真是松软甜美，与那些马马虎虎的“样品”相貌完全不符。坐在台阶上和奶奶聊天，问为什么不换换样品柜里的模型，她说：“烤了六十几年了，我们是正宗的关东做法，谁要来买，那味道都知道啊。”

“那不如不要样品柜了。”

“那也不行，唔，不如说，这个样品柜是用来吓退不诚心的新客人的吧。”

“那我就是新客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