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

奇异果先生杂货店

奇异果先生杂货店与我比邻，但是我从来没有搞清楚奇异果先生是谁。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在当地的房产出租广告里——位于布鲁克林地铁J线和M线交汇处，奇异果先生七天二十四小时开门。这样的一个简易房商铺加上延展出来的水果摊，就是我家附近的地标了。去世界各地旅行，有时候偶然遇到陌生人，说曾经也在布鲁克林住过——哪个位置啊？哦，就在离奇异果先生不远处！这样就天涯若比邻了。

就像福州人敢在美国任何一个最危险的地方开中餐外卖店，曾经在同样危险的社区里遍布着韩国人的蔬菜水果杂货店。其实福州人不如韩国人胆大，他们的外卖店里安装着防弹玻璃和铁门铁栅栏，但是韩国人的杂货店里却是真皮真肉的交钱交货。曾经有小偷在韩国人的店里嚣张，偷了东西不算还打了老板娘三记霸王拳，老板娘转身拿枪，刑讯式地将她一枪爆头，之后此事变成了一九九二年洛杉矶暴乱的导火线。治安问题从来不是亚洲移民寻求生存的障碍，但是城市绅士化改造，引进大型超市和连锁店是屠杀小本生意，资本自由和垄断的规律。

奇异果先生的幸存不但因为它的促销策略，薄利多销，也因为越来越多的纽约文青开始聚居附近。他们一贯反对垄断资本家，支持小门面生意，他们也经常为了喝酒用完一个礼拜的生活预算，只能去奇异果先生那里买一块钱一大包的水果和蔬菜。在纽约的贫穷就是感觉有些苦，只要有奇异果先生这样的邻居你就不会挨饿。但是进出奇异果先生的门口，都会有一些苦逼向你伸手乞讨，文青就是大方，买一块钱的蔬菜，花五毛钱行善。乞讨者有时候太靠近商铺或者进入了商铺，那个韩国大叔就会冲出来怒吼，滚开！就这么一句滚开，文青恻隐转身把兜里剩下的最后五毛钱也捐了出去。

去奇异果先生店里买菜，店员不用计算器，商品上也不贴价钱或者条形码，他们就凭记性靠心算。经常花个十几块钱就拎也拎不动了，所以也从来没有人跟他们计较是不是算错了，其实心里还佩服亚洲人的算术能力。随着亚洲文青也相继迁入，据说只要你用韩文跟他们打个招呼，店员就会自说自话给你打个九折。当我发现那招的时候，为时已晚，他们开始雇佣西班牙裔的店员。哎呀呀，用计算器也能算错，这就帮着老板无形中挣钱了呢。

缪佳欣/纽约客

异域来鸿

韩国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病毒。当疫情开始，纽约封锁的时候，在奇异果先生那里见不到任何一个韩国店员。亚洲人的保命精神在布鲁克林这样粗枝大叶的地方尤其凸显。但是生意继续，疫情伊始粮食卖断货，奇异果先生也一定没有少挣。之后明尼阿波利斯的白人警察跪死了黑人乔治·弗洛伊德，引发了全美的“黑命贵”抗议运动，趁火打劫的人们开始打砸抢。奇异果先生没有关门，他们家最值钱的商品就是西瓜了，抢那玩意你能奔多远啊？因为地处高架铁路相交的五角马路口，平时就是事件多发地段，纽约市警察局安排了人马特别保护奇异果先生和周边的商家。那个警察人高马大，双腿人字站正，手扶腰间随时可以拔枪。他就站在那些西瓜旁边，连口罩也不戴一个。这个年头不怕病毒的人才是真正什么也不怕的人。

布鲁克林城绅士化改造，大疫情打砸抢，这些都没有击垮奇异果先生。可是人在江湖之中，命在天地之间。奇异果先生面对的是美国日趋激烈的政治正确的挑战。亚洲人和亚洲移民多携带种族歧视，因为在他们国家里的居民大多只有一个种族，或者只有长得差不多的其他种族。黄皮肤内部以拜金的方式细分三六九等，黄皮肤以外用肤色深浅将人种依次排序。每逢黑人顾客进门，他们就会多睁一只眼睛，甚至紧随其后看人家是不是顺手牵羊。尽管后来他们学会掩饰，但是黑人们因为长期受到迫害，凭着基因里对他人的不信任就能嗅察你的偏见。在谷歌差评里，人们怒吼道，种族主义者开的杂货店，千万不要去！在“城绅化”之前，是我们黑人和西裔人供养他们的店，现在受到是非判断的却是他们应该感激的人。奇异果先生里面黑人确实不多了，但是白人文青们足够养活他们。在倡导有机食品、支持小门面生意、反对连锁店和过度“城绅”这些与种族歧视罪名的权衡之下，文青们选择了继续支持奇异果先生。因为理论上放弃有机食品、支持连锁店和“城绅化”会导致更大的种族灾难。况且种族歧视是要有证据的，有证据就要上庭审判。哎，况且我只剩这几块钱了，你让我去哪里买菜啊？以上就是韩国人、黑人和文青各自的心路历程。

世界上大部分的地标会受到保护不会消失，就算消失了，历史也会记上一笔。如果奇异果先生最终在资本主义的丛林规则中倒下，就会像他们隔壁的那个著名的摇滚乐队酒吧“蓝色礼拜一”，口口相传，人群爆满，免费供应白开水，结果死蟹一只。疫情的时候大家都搬走了，新的邻居再搬回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什么是“蓝色礼拜一”。

礼拜一是干枯和黑白的。布鲁克林的故事和你们家楼下的一样，冗长而坚毅。

刘 明

刘明死了。半年前就想写写刘明，当时他还没死，第一句就已经想好了。从活蹦乱跳到瘦骨嶙峋，几乎没有过渡。胰腺癌晚期没有杀死他，他在家摔了一跤，身边没有人。刘明年富力强精力旺盛，跟我们一样，身边的美国人无法猜测亚洲人的年纪。追悼会上，有一个从未谋面的女生默默啜泣，她是刘明遇到我们所有人之前在波士顿的前女友。她突然破涕为笑，告诉我原来刘明这么老了，他还骗她是“八〇后”。我也从来不知道刘明几岁，只是他病倒后突然老了几十岁。每次看到他，就是深刻的提醒，生命这么脆弱，从来没有理所应当。

我并不知道刘明也是中国人，而且还是上海人。我跟他活活讲了一年的英文，发现也被骗了。那是十多年前，我从芝加哥回到纽约的行为表演艺术圈，从羞涩男变成了社交狂，那些年交的所有朋友今天都老了十岁变成了中年人。刘明不搞艺术也不是有钱人，在艺术圈里就近乎神秘。他频繁出没混了个脸熟，可是美国人就是脸盲，他们老是把刘明当成我，多少年了，甚至在追悼会上还有人把我们两个名字叫错，搞不清谁死了。刘明每次就呵呵地告诉他们，他不是那个艺术家，但是他也能聊艺术。其实刘明不但能聊艺术，他能聊所有美国人能聊的东西，上到国家州市区政治选举，下到邻居家的干湿狗粮，东到酷儿变性手术细节，西到一切社交毒品的体验以及魔法魔咒灵魂清洗。这也是我误以为他不是中国人的一个原因。如果社交是一门专业，我觉得我差不多能够小学毕业认字识句，刘明就是博士生导师。他能够记住所有人的名字不算，还有他们的姓氏、他们的专长、他们的偏好和习性、谁跟谁什么交情什么过节等等。结果他变成了一个策展人，拉帮结群，互联各种艺术山头和圈子，在家里办几百人派对，每个派对都有最前卫的表演活动。他不再神秘。

这些年，刘明的社交本性和本领没有让他少泡妞。我至今还记得有一天他搂着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孩进入一场派对，他们一个拎着一瓶五粮液，另一个举着一瓶威士忌，见人就说来一口。他醉了，女生也醉了。后来他向那个女孩求婚，她叫莎拉。莎拉幼年被犹太家庭领养，结婚仪式那天，刘明就戴着一顶犹太人的小帽子，感人肺腑地向家长保证此生照顾好莎拉。一边是正统的犹太家庭，另一边是刘明的艺术家朋友们，他们奇装异服色彩缤纷，男女难辨喜怒不明。这些都不重要了，犹太人和中国人一拍即合是有传统的，女儿转手，合作愉快。很久之后，我才了解到那些家长们在结婚那天如释重负。莎拉的生母是个酒鬼，她在醉酒中出生，成年后一沾酒精如同回到母体，无法自拔。莎拉的酒量之大只有医生知道。每次送到医院，医生根据她体内的酒精浓度告诉刘明，奇迹啊，恭喜你的妻子还活着。这个不是奇迹，或者奇迹就是莎拉的常态。我后来问刘明，你怎么这么有种跟酒鬼结婚？他说，人生就是一场一场赌博。赌鬼遇到酒鬼。我没有理解他赌的是什么，他也不缺女人。他又说，莎拉是个单纯的女孩，挫折人生，受过蹂躏也做过妓女。刘明心善而且仗义。处理其他事情也是这样，人生大事只是其中一桩。

刘明和莎拉分分合合。他们说分了，我们说，哦。他们复合了，我们说，哦。刘明被诊断癌症晚期的时候，莎拉哭红了眼睛，说要留在刘明身边帮他做饭。而事实却是，她又喝醉了，倒头砸在浴缸里，脑震荡。打电话叫救护车，人送走了还要跪在地上擦屎擦尿。病重的照顾醉酒的，这种日子没法过。刘明知道自己要死了，他眼神空洞地看着前方。他跟我说，如果他死了，莎拉会躺在他的尸体旁边继续喝酒。文学和艺术中有夸张手法，可是这些夸张手法在现实面前相形见绌。我不但相信这个没有发生的事实，而且相信莎拉的单纯。

刘明死后，我和几个朋友相帮处理了一些后事，莎拉也参与进来。有一天莎拉很着急地打电话给我，问我刘明的尸体在哪里。肯定不在医院了，但是停尸房说已经拉走了，殡仪馆说没有去拉过。我不相信美国的系统可以这样阴差阳错，我也不信这个邪，我甚至在想人都没有了，尸体在哪里重要吗？莎拉再也没有给我打回电话，我相信尸体是在她的意念中消失了，后来又被找到。又过了好几个星期，我想问刘明的骨灰在哪里，没有人知道。莎拉又进了戒酒所，从来不回短信和电话。我也随便想想，人都没有了，尸体也不见了，骨灰重要吗？后来，骨灰还是出现了，在另一个朋友的家里放了很久，等有需要的人来领。美国人对阴魂没有忌讳，都是住有室友的公寓，就把骨灰放在自己床头，早上起床问个好，再过几天视而不见了。

刘明唯一的亲人是他远在中国的父亲，八十六岁。半年前刘明就把他爸爸的电话号码告诉我，说发生什么事就跟他说一下。我是刘明身边唯一能说中文的朋友。他爸爸一直不知道他生了什么病，那天接到了我的电话，是死讯。老头子坚挺，十多年前死了老婆，三年前刚刚死了大儿子，刘明的哥哥。他刚从新冠病毒的发烧中恢复过来，面对唯一亲人的死讯，他的声音颤抖但是仍旧铿锵有力。他无法理解上帝对他的眷顾和惩罚，他也没有能力独自飞来美国处理刘明的后事。他跟我说，把刘明的遗物都扔了吧，他只想保留刘明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证书。他说那是他养这个儿子的骄傲。

带着他爸爸的嘱咐，我领着一帮我和刘明的美国朋友去他家处理垃圾，心想人多力量大，三下五除二，就可以把他的东西全部扔到街边。那是我人生中奇葩的一天，没有想象中整理遗物的悲伤和遗憾，那天充满了喜剧和欢笑，让我彻底见识了美国式的唯物主义无神论。刘明生病无法负担房租，已经几次搬家，越搬越便宜，搬到了皇后区的一个地下室。他的东西在搬家过程中已经精简。美国人觉得这样扔了有用的东西就是作孽，他们这样也要，那样也要，衣服试一下，鞋帽也试一下，书怎么能扔呢？微波炉还能转的呀。那天不是整理遗物，是一个分赃现场。东西都分完了，大家瞄准了刘明的冰箱，里面还有很多没有吃完的东西呢。于是一个朋友说，你们先忙，我来做点吃的。他一边做饭，一边吃着刘明的零食，还一边埋怨着，这个家伙的冰箱里怎么没有啤酒呢？大家把肚皮填饱后，又把剩下没有吃完的全部打包带回家去。

刘明的爸爸坚信刘明在律师事务所里工作。我很遗憾地告诉他，我连他在上海的高中毕业证书都找到了，但是没有哈佛大学的毕业证书。刘明爸爸拒绝理解什么是自由职业，也拒绝理解刘明的朋友们都是艺术家。他说在美国搞艺术有什么用啊，能吃饭？作为中国人和中国移民，我很熟悉这样的话题，我一秒钟就能理解刘明和他爸爸的巨大代沟。他根本没有从哈佛法学院毕业，他也从来没有在律师事务所里工作过。他爸爸对他一无所知。刘明没有在中文语境里生活，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来美国了，当时在美国没有多少中国人是搞艺术的，他也没有什么中国朋友。他到死，没有回过一次中国。

但是有一天，我去医院探望刘明，他告诉我，他想把身体养好一点，回中国。我说，你的所有朋友和生活都在这里，回去干什么呀？他说，回去至少有他爸爸。我一直以为人的身外财富，一是金钱，二是社交圈。刘明没钱，社交圈就是他的所有财产。可是在死前，他心灰意冷，视社交为粪土。身体好的时候精力旺盛，组织派对策划展览，他一呼百应，身边聚集各路好友，上天入地。病倒之后没有了盛宴，食客们作鸟兽散，大部分人没有一个电话问候，还怕他借钱。莎拉呢？刘明的遗物中有一棵新买的圣诞树，他觉得这会是他最后一个圣诞节了，他想和莎拉一起过。结果，莎拉没有出现。就在圣诞节过后的几天，刘明摔倒在树前，再也没有起来。

差不多十年前，我和刘明同时出现在纽约的行为表演艺术圈。人们花了很久才搞明白这是一个中国人，还是两个不同的中国人。我和刘明的天壤之别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但是和刘明最不相同的是，我的履历表一清二楚地展现在网络上，而二〇一二年之前的刘明至今是一个谜。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移民路途、教育、工作，以及为什么从波士顿转道纽约，是什么让一个不搞艺术又没有钱的中国人在纽约艺术圈里游刃有余？在所有刘明的遗物中，我们发现了他曾经在波士顿监狱里服刑的证件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