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宇文士及谈起(外二篇)

作者: 杨闻宇

宇文士及是隋朝左卫大将军宇文述之子。风流,帅气。依仗父亲的功勋,被封为新城县公。文帝杨坚曾把他带进卧室,交谈之后,认为这是个出众的优秀人才。随后,按照诏令,迎娶杨广之女南阳公主为妻,拜驸马都尉。

隋大业十四年(公元六一八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即唐高祖。当时,宇文士及的妹妹为高祖的昭仪。高祖便派人到黎阳(河南浚县)去见宇文士及。士及暗中派家童前往长安,并捎去一个金环。高祖大喜:“我曾与士及同朝为官。如今他献上金环,是表示要来投奔我的。”宇文士及投奔高祖后,进授仪同三司。

唐武德三年(六二○年),士及随李世民平定宋金刚,迁秦王府骠骑将军。翌年,随秦王平定王世充,擒杀窦建德,进爵郢国公。武德八年,深受李渊父子器重,授检校侍中,成为宰相,兼任天策府司马。接着,李渊又把唐朝宗室的女儿作为王室公主嫁给了宇文士及。这样,宇文士及又成为新王朝的驸马——这可是历史上了不得的双朝驸马。

李世民继位后,由于宇文述镇守西北有功,李世民有意让士及继续管理西北。贞观元年(公元六二七年),突厥数次入侵,宇文士及盛陈兵卫,威惠并施。朝廷上下对宇文士及多有称誉,太宗便召其回朝,任命为右卫大将军,经常召入内宫,有时交谈到半夜方才回家。即使逢休沐日,太宗也会派人驰马来召。

隋、唐,是紧密相衔且沾些亲故关系的两个王朝,文帝杨坚、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都是杀伐历练、久历风云的雄主。而宫廷里的斗争,极其复杂,就连隋唐皇帝父子之间,紧要时刻的博弈都是刺刀见红的。宇文士及作为随身近臣,要在几十年间相继获得四个帝王的连续宠爱,他与这些帝王家是如何相处的呢?

《新唐书》卷一百载,宇文士及“又尝割肉,以饼拭手,帝屡目,佯若不省,徐啖之”。君臣二人可能是交谈到深夜,感到饿了,太宗让士及切开一块肉,欲吃长安有名的肉夹馍。士及切肉时,油腻染手,顺手就用饼子擦拭手掌手指,李世民一个劲地看着他,看他将怎么处理手中这染了油的饼子。宇文士及却假装不知道皇上在盯着他,擦净手后,便将擦手的饼子放进自己嘴里咀嚼……从这个琐碎细节可以窥知,宇文士及是怎样地谨慎小心、精明细致:皇上想吃肉夹馍,这擦手染了油的饼子,随便乱搁是很失礼的;放在一边,待后收拾,也不是个良法;递给圣上吃吧,那就更不像话了……宇文士及也只有对圣上的密切注视“佯若不省”,将沾油的饼子随意搁进自己嘴里,一直在瞅着他的唐太宗这才遂心如意。《新唐书》里这样写,挑明的难道仅仅是尊卑礼仪吗?其间内涵,恐怕是很值得玩味的了。宇文士及担任右卫大将军七年后,加金紫光禄大夫,难道会是偶然吗?当他病重时,太宗亲自前去探视,流涕不止。贞观十六年十月丙申(公元六四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士及病逝,追赠左卫大将军,陪葬昭陵。

排有二十四位开国功臣的凌烟阁,是文武重臣跟随李世民创建大业的最高徽记。宇文士及鞍前马后,建功立业,非同一般,与圣上相处,又那样地谦和谨慎,可为什么就没有步入这标志功勋的凌烟阁呢?《唐语林》里,有这样一则记载:

太宗尝止一树下,颇嘉之,宇文士及从而颂美之,不容于口。帝正色曰:“魏徵常劝我远佞人,我不悟佞人为谁,意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士及叩头谢曰:“南衙群官面折廷争,陛下常不能举首。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顺从,陛下虽贵为天子,亦何聊乎?”意复解。

一代天骄唐太宗,深明自己的历史位置,故能接受南衙群官的面折庭争。然而,李世民终究是人而不是神,人性深处必然有着常人的本能与素质。面对动辄逆鳞的魏徵,就有过发自内心的烦恼,扬言要杀掉他。宇文士及的战功是煊赫的,至于缙绅入宫,他深明自己缺少魏徵那样的胆识气量,故多择顺应帝王人性本能之所需的“顺情”之策——换言之,对于从马背上夺得了天下的英主,其个人的“马屁”是可以轻易拍得的吗?这个并不高深的道理,宇文士及何尝不晓!殊异之处是宇文士及的深思熟虑、胸有成竹,即便受到意外责斥,也能够巧为化解,抹平“灾星”。能从另一个角度瞅准李世民潜伏于人性深处的弱项,这可就不是一般能臣所能做到的了。

不论是罕见的明君,还是精明的权臣,伴君如伴虎,确是一句至理名言。这里最引人思忖的,还是李世民的云水襟怀:宇文士及确实不简单,善于忖度全局,终究有别于以功业为重的“南衙群官”,也正因为这样,他很难进入唐太宗开创基业的嫡系行列,于是,太宗便也对之关上了通往凌烟阁的大门。良臣与能臣,本质上还是有差异的,这样处理,益发显示出唐太宗的精明与果决。

“唯有人心相对时,咫尺之间不能料”,人间最高深的一门学问,恐怕就是历经千余年的宫廷斗争了。其间遗留下来的斑斑血迹,怵目惊心。“艺术所重,为真实。真实所存,在细节”(孙犁语)。可在唐太宗与宇文士及之间流传下来的相处的细节,则能够让我们看清楚君臣互相交往的音容笑貌,感受到各自心态体温的微妙变化。

君臣关系对于我们俗常百姓来说,仿佛是天上的事情。话说到这里,还是苏轼的词作有味:“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忠与奸的博弈

《红楼梦》第三十六回,宝玉与袭人闲扯,谈至浓快时,见袭人不说了,他便笑着说:“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宝玉认为死谏、死战虽是换来了“生前身后名”,却使被谏的君王颜面尽失,家中的妻儿难以生存,这是非常愚蠢的行为。这段横插进来的闲话,有点突兀,乍然一听是“混账话”,可细想下去,却是见仁见智,寓义深沉,也未必次于许多庙堂宏论。

宝玉此话,距秦桧害死岳飞六百多年了,口头上没有表示,内容是包含着这桩历史要案的。今天看来,我们觉得岳飞是精忠报国的典型,秦桧是卖国奸臣的样板,可在南宋时,情况则相当复杂。秦桧前后执政十九年,深得高宗宠信。一一四一年杀害了岳飞,一一五五年,秦桧病逝,追赠为申王,谥“忠献”;开禧二年(公元一二○六年),主战的宁宗赵扩,追夺秦桧王爵,改谥“谬丑”(伤良蔽贤曰谬,怙威肆行曰丑),下诏追究秦桧的误国之罪;宝祐二年(公元一二五四年),理宗赵昀才定谥“谬狠”。百余年间几经反复,总算是厘清了忠与奸的界限。

鸦片,在道光年间已造成严重灾害。清政府内部,分为主禁、弛禁两派,主禁派以王鼎、林则徐为首,弛禁派以穆彰阿、琦善为首。后者势力强大,道光帝在其间举棋不定。王鼎曾向道光帝“廷诤”,且用陕西话厉声诟骂穆彰阿为当朝的严嵩、秦桧。道光看不过眼,便以“卿醉矣”为词,命太监扶出大殿。嗣后,道光不再召见王鼎。可怜一个白发苍苍的军机大臣,天天跪在宫门之外,连“谏诤”的机会也被剥夺。一八四二年六月八日夜里,月凉似水,王鼎五内俱焚,含泪向道光帝写下遗书:“和约不可轻许,恶端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也。”写罢,置夹衣中,自缢于圆明园寓邸。此时,距岳飞被害已七百个春秋。

国逢大劫,御侮之事纠缠最烈。为抵御日本侵略者,张学良、杨虎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动了西安事变。王鼎、杨虎城俱为陕西蒲城人。鸦片战争在先,王鼎尸谏,针对着病体萎靡的晚清王朝;西安事变之后,杨虎城遇害,是难以治愈的内耗痼疾造成的。王鼎“尸谏”,是万般无奈而含恨自裁;而西安“兵谏”,杨虎城付出了一家四口惨遭杀害的沉重代价。王鼎、杨虎城所要撞击的,同是那一座冰山样冷峻的封建阴魂。武死战,史上常有,文死谏,也时或可见。这两柱蒲城籍的民族脊梁,显示着中华民族前行的步伐是多么艰难,又何等坚韧。

吊诡的是,二○○五年夏天,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某网站竟然让网民讨论让秦桧站起来、让岳飞跪下去的问题(这是挑战中华民族的道德底线)。十月二十三日,上海一个艺术馆展出秦桧夫妇的站像。秦桧的一个后裔便认为,从前的“跪像是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新立的站像“体现出现代人类的思想进步”。南京江宁的博物馆里,也出现了正襟危坐的秦桧雕像。一个普通人站起、跪下,无关紧要;而那些进入史册的名人站起还是跪下,却为国家的前途命运埋下了沉重的伏笔。爱国卖国,冰炭难容,汉奸站起来之日,难道不是我们这个民族跪下去之时吗!

报效国家,武将应当在战场上拼死御敌,文臣应当冒着杀头的危险向皇帝直言进谏。历史上最成功的谏诤者,当属唐时的魏徵,魏徵其人,将“犯颜直谏”推向了历史的最高峰。其屡次进谏都十分有利于唐帝国的长足发展,长孙皇后盛赞他为“引礼义抑人主之情”的忠直之士。后继的狄仁杰、韩愈、海瑞、赵普,都受到魏徵的巨大影响。

回顾现实中盘根错节、严丝密缝的谏诤条件,孙犁感叹,“君臣遇合难”,太难了。君主为了江山,能以山海气量克己容人,是为明君;臣子能不拘于功名,不计身家祸福,直言谏诤,便是良臣。明君的求谏、纳谏,良臣的敢谏、善谏,是造化所设定的极其精微的人事格局。人们多知唐太宗之善于纳谏,而忽略其主动求谏之殷;知道魏徵之敢谏,而未知其善谏之工。若是没有这一对天造地设的君臣绝配,贞观盛世的历史佳话是不可能出现的。

魏徵能从一个政敌变为谋臣,归功于李世民的胸襟、眼光,没有李世民的云水襟怀、用人智慧,历史就成就不了魏徵。臣下的谏言再正确,皇上若是昏庸无能,除了嫁祸于臣僚之外,还有什么用呢?《资治通鉴》用“君明臣直”来描述李世民与魏徵的关系,一语破的。

谁忠谁奸,是历史上长期纠缠的大是大非问题。这事在后人眼里,仿佛是个明白不过的事情,而实际上,每个王朝对忠与奸的辨析与界定,并不那么径情直遂。翻开史册看看吧,黑白混淆,指鹿为马,忠与奸的含义常常是颠来倒去。其根本原因是时势推移,对忠奸定性的枢纽,往往是决定于当时执政者的素质(秦桧下世后的谥号变迁,即为显证)。

武战文谏,固然含有封建、落后的一面,却一直属于爱国主义的主流意识,更多的是表现了中华民族面对绝对权威、面临强敌时所表现出来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时至今日,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于“文死谏,武死战”中“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气节与操守,我们还是应当有所继承的吧。

今上岳阳楼

每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就仿佛重新登临了一次岳阳楼。有一次读罢,忽然想到:假如不了解滕子京其人,想要真正读懂《岳阳楼记》,似乎不那么容易。

滕子京名宗谅,小范仲淹一岁,同年举进士。二人引人注目的交集之处,是在与西夏鏖兵的西北前线。

宝元元年(公元一○三八)秋,李元昊在兴庆(今宁夏银川)称帝,建大夏国;宝元三年,即对宋朝边境大举进犯,攻掠不已。庆历二年闰九月(公元一○四二年),率军十万余众再次攻宋,宋将葛怀敏率军抵御,定川寨战役,双方直杀得天昏地暗,结局是葛怀敏与部将曹英等十六人被杀,宋兵损失九千四百余众,马六百余匹。李元昊扬言要“亲临渭水,直据长安”。在这最危急的当口,甘肃泾州(今平凉泾川县)知州滕子京镇守城池,手中兵卒无几,“乃集农民数千,戎服乘城”,形势险恶万状,范仲淹引环庆兵也赶来救援。“时天阴晦者十日,人情忧沮,宗谅乃大设牛酒,迎犒士卒,又藉定川战殁者,哭于佛祠,祭酹之,因厚抚其拏,使各得所欲,于是,士卒感发增气,边民稍安。故仲淹荐宗谅以自代。”当时,韩琦、范仲淹御敌于西北,号令严明,人心归附,朝廷倚以为重,边民歌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李元昊见宋兵愈挫愈奋,只好于庆历三年罢兵,上书称臣,与宋达成和议。

封建机制是诡异复杂的,边地沙场的许多事情,传到京都,常常变味。滕子京抚恤遗属、感发士气的壮举传到朝廷,梁坚、郑戬他们却弹劾滕子京滥用公款,数量达十六万贯。范仲淹此时已升迁为参知政事,便为滕子京竭力进行辩护:

臣窃见去年葛怀敏败后,西州军官员惊忧,计无所出,泾州无兵,贼已到渭州,宗谅起遣人户强壮数千人,入城防守。时值苦寒,军情愁惨,得宗谅管设环庆路,节次策应,军马酒食薪柴并足,众心大喜。虽未有大功显,是急难可用之人,所以举知庆州。如宗谅显有欺隐入己及乖违大过,臣甘与宗谅同行贬黜。

(见《续资治通鉴·宋纪》)

将为其剖白、辩解的话说到甘愿有祸同当的地步,可见范仲淹对滕子京是何等器重、多么信赖的了。朝廷里斗争激烈,滕宗谅虽被降职而知虢州,弹劾仍是不断,仁宗只好又将其徙至岳州——这就是《岳阳楼记》开篇的“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前后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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