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问

一

黄昏，似有雨来，风飒飒满山树摇。雾不知起于何处，从林木间斜穿过来。风凉侵肌，乍然惊醒，眼前的一切，已消失在茫茫云雾中，仿佛整个世界都被移进了历史的幽深。

我已在禹王碑前伫立良久。山雨来前，我似乎早已跌进时空逆旅。眼前的石亭，明明是为保护神禹碑而筑，我被拦在亭外，碑被圈在亭内，可刚与石碑对视一眼，我的心魂就像被石亭缉拿了一般，连同禹碑一起，双双被送进宇宙某个独立时空，与历往任何文明都没关连，与眼前这个鲜活世界也完全脱钩了。

我身子僵硬，大脑疯转，仿佛全身能量都集中一处。我在不停追问，碑上这七十七个斗折蛇行的文字究竟何意？先人雕刻它时，又是处在怎样一个社会背景？为什么至今仍无人破译？它不是甲骨文，不是籀文，不是石鼓文，不是蝌蚪文，与先秦诸国的文字皆不相同，那它究竟是什么字体？历史的河流，似乎在这里被谁凭空截取了一段，仅仅漏下这数十粒文字。它是来自某个已消失的南方国度？或者干脆来自宇宙外太空？

想想，真是泄气，如果把地球的存在，用一天时间来概括，人类的出现，就是午夜那最后十几秒。而文明就像末尾两秒出现的夜露一般，是这么的短暂，这么的珍稀。偏偏就这两秒钟，我们能弄清楚的，也少得可怜。我们就像一群群只能处在现在进行时的糊涂虫，时光稍一翻页，探寻真相对我们来说，就成了一件不可企及的事情。

随着人类加大对地表的改造，尘封的历史不断从地下翻出来，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发现，将中华农耕文明推至一万五千余年前。而四川三星堆遗址里的物件，距今已有三五千年，它的蓬勃期应该就在尧舜禹时代，其文明程度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中原地区。

正因为这样，谁敢肯定中华文明就起源于中原，而不是南方？或许岳麓山这块石碑便是证据之一？上面的文字，明显比商周甲骨文要成熟得多。如果真是大禹衡山祭天时所刻，或是当时的人们为大禹竖立的治水功德碑，那它显然比甲骨文时代要早得多。

或许真如南方传说所言，大禹生于南方，长于南方，是湖湘一带的远古英雄？天降暴雨，洪水滔天，大禹神力有限，在西南高、东北低的湖湘水系，因势利导，尚有可作为的空间，而在四野平阔、黄河悬顶的北方，则难以功成。

史前如果真有那么一场昏天暗地的大水，并且数月不退，北方文明恐怕早被摧残殆尽，唯有洪水奈何不了的南方山岭，反而把史前文明给赓续下来了。

之后很多年，北方平原又陆续聚集了一群以游牧为生的野蛮人，因贪图南方的财富和文明，发起了一场又一场入侵南方农耕国的古老战争，就像近代落后的蒙古族和满族入侵先进的中原一样。这或许正是炎帝陵和舜帝陵都出现在湖南的真正原因吧？不管他们分属哪方，战死于南方，就只好归葬南方。

战争结束，南方文明被彻底摧毁，湖湘培育成熟的谷种连同先进的文明，随着大量俘奴，被迫流入中原。到了信史时代，我们就只看到北方文明远盛于南方的这个事实了。

二

首次将石碑认作禹王碑的，是曹魏时期的《广雅》：“衡州南岳有岣嵝峰，上有神禹碑。”东晋《湘中记》继之：“岣嵝山有王牒，禹按其文以治水，上有禹碑。”南朝《南岳记》再续：“云密峰有禹治水碑，皆蝌蚪文字。碑下有石坛，流水萦之，最为胜绝。”

……

可是，我们距曹魏只有一千余年时间，而曹魏距大禹时代则长达数千年。以现在的科技手段，去考证曹魏历史，都觉得千难万难，那如何让人相信，曹魏文人就能一言而断禹碑？谁知那是不是书斋里的想象？传说大禹曾治水南岳，作者顺势将此碑加在他身上。问题是，全国各地都有大禹的传说，而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大禹就算马不停蹄，三过家门而不入，一生恐怕也走不了多少地方。

南宋张世南的《游宦纪闻》，对岳麓山禹碑的来历，倒是有清楚的记录。嘉定壬申年（一二一二年），一个叫何致的文人，经樵夫引路，从南岳岣嵝峰下，将禹碑内容仔细拓片，然后复刻在长沙岳麓山上。

从那以后，南岳的母碑便少有人问津，好奇者皆涌入麓山来欣赏这块拓碑。原因无它，衡岳山高路远，神碑难觅踪迹。而长沙作为湖湘重镇，往来之人临时起意，想要观赏此碑，去去便是，一点都不劳神费力，毕竟麓山仅一水之隔呢。

应该说，何致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让禹王碑从此天下闻名，几百年时间，就已在武汉、南京、绍兴、昆明、大理、汤阴、西安、兰州、烟台等地“开枝散叶”，连日本韩国都有十几处相关的拓片石刻。

何致同时又做了一件天大的坏事。他助长了人们的惰性，自他之后，再没有文章声称见过南岳的母碑了，何致的拓片竟成了孤本。南岳母碑上的文字究竟长相如何？只有天知道。反正从岳麓山拓刻出去的碑文，高矮胖瘦不一，妍媸俊丑不一，精神气质不一，就像同一棵树上相同又不同的花，不同又相同的果。由此推之，麓山拓碑与衡山母碑，又岂会相差无二？

唐代韩愈贬谪被赦，羁留湖湘待诏之时，曾去寻访过母碑，不过没见着。只听得道士绘声绘色地描述，于是怅然作诗：“蝌蚪拳身薤叶披，鸾飘凤泊拿蛟螭。”这句诗对石碑字体形模的概括，也算生动形象，但其实并不能让人们在心中呈现出清晰图象。

如今我面对石碑，不仅只字不识，甚至连字形都无法向他人形容。细细看来，数十个文字竟没有重复的。哪怕是拆分成偏旁部首，也找不到相同的。象形文字的四大造字法，在这里找不到半点依据。这些文字完全被符号化了，看起来就像一次性消费，专为这块石碑设造的，再不会在世间出现第二次。

基于这种情况，有现代学者认为石碑是汉代谶纬神学盛行下的产物，跟上古时期出现的河图洛书差不多。这份猜测甚至具体到了人，认为石碑天书是王莽为加强新朝的合法性，而刻意炮制出来的祥瑞。王莽篡位前后，的确热衷于此类造假，以致祥瑞遍天下。

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若此碑刻于远古，那为什么曹魏之前的几千年，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直到三国时期，才被人发现？要知道，南方天气潮湿炎热，霉菌苔藓异常活跃，何致寻得此碑时，字迹已被青苔侵漶，何致剥离苔藓，清洗石头，才拓得文字。

而麓山禹碑仅仅几百年，就在明代和清代，经过了两次重新洗刻染色。民国二十四年碑亭重建时，估计对刻字又作了一次修饰，这才使得网上流传的那几张代表性照片，岩面明净，字迹清晰，染色鲜艳。如今才过去几十年，碑面又渐渐生霉、发黑、结垢、长苔，字迹重新模糊不清。这还多亏有石亭保护，若是曝于苍穹，栉风沐雨，其漫漶速度恐怕会更快。

然而，后世工匠只要一动手，它就不再是原来的石碑了。斧凿之下，旧有的时光和气息被完全磨洗掉。而无论多精巧的工匠，也不能在重新修磨时，让原先的字迹没有一丝走样。看看全国从这里临摹拓印出去的其他石刻就知道了，不说保持原汁原味，有些甚至大相径庭。这里的字迹明明纤瘦如蝌尾，到了有的地方，笔形竟胖如娃娃鱼。

涉笔至此，我头脑中突然萌生一个提议，那就是各地的文物保护，在科技时代或许得有一整套规范化章程了。可不可以这样？原物就不再去动它了，就让岁月将它一点点重新带进历史的洪荒中去。在原物旁边，用3D打印一件复制品，隔几十年，就整饬一番，让它历久弥新。

修葺仿品时，再给原物拍一张照片，刊置旁侧，附以年月。这样，后世游客就能从这一张张照片中，清晰看到原物在时光中的嬗变过程。这时的游览，就不仅是惊讶于眼前之物了，或许还有一种周游时光隧道的恍惚感吧？

三

杨慎，天资聪颖，被后世称为明代第一才子。从小好学多思，眼界极高，在诗词、散文、杂剧、散曲、儒学、文献考古等诸多方面浸淫很深。其词作《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更是可媲美任何一首宋词。麓山禹碑立世三百年，无人敢认，杨慎则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声称自己读懂了这篇天书，并将译文公诸于世：

承帝日咨，翼辅佐卿。洲诸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余神堙。郁塞昏徙。南渎愆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

这份译文，后世多有诟病。愚鲁如我者，也有疑问。译文中两个“岳”字，分别是第三十字和第四十六字，而石碑上这两个字的形状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怎么可能会是同一个字？

另外，“华岳泰衡”出现得也比较蹊跷，人类对山脉的命名，会那么古远吗？既然华、泰、衡皆有所指，那么岳是指哪里呢？如果岳不是指衡山，那么“宿岳麓庭”，又是指哪座山的山脚呢？未必就是岳麓山不成？

那就更巧了：何致从衡山将碑文拓来岳麓山，碑文译出，二山的名字居然同时出现。只能说冥冥中自有天意了，不然完全无法解释呀。只是大禹时期，连巍巍大山都来不及命名，岂会先给长沙旁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坡命名？杨慎未免太自以为是了吧？

何况大禹时代的碑刻，不太可能会出现连词，形容词也不会太多。应该多为动词和名词，譬如“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种。

还有，这七十七个字，二二、三三、四四数之，皆不整除，唯有除以七，才可除尽。杨慎将文章四四数之，得十九句，唯中间某句是五字，看着挺怪异的。我觉得此文也许是散篇，而不是骈文。

再是，甲骨文在明代尚未发现，杨慎只能依凭篆文揣摩，禹碑字迹虽然弯弯绕绕，很像篆文，但就算是外行，只要细察，都会发现它与篆文有本质区别。篆文是甲骨文简化、修饰、变形而来的，而此碑已没有多少甲骨文痕迹，或者说，此碑与北方甲骨文已旨趣迥异。它更像湖湘远古巫族完全符号化了的祈神文字。

换句话说，杨慎翻译此碑，并无多少文献依凭，更多的是凭空想象。第一才子还真是豪胆。或许正是因为这一身天地不惧的胆略与豪情，才让这个明代三百年不世出的天才，竟有三十年终老云南的悲惨命运吧？

甲骨文专家郭沫若先生曾惭愧宣称，他花了三年时间，只辨认出了其中的三个字。然而杨慎的译文一出，明代、清代及现代勇敢者纷纷各显其能，五花八门的译文陆续出笼，大家各执一词，纷纷借处于时间末端独霸当下的优势，否认前人，自认正统。

明清译文，因译者头脑禁锢在了禹王身上，所以都没跳出“大禹治水”的窠臼，译文多少有一些类似。现代学者眼界宽了，多了些横向比较的手段和途径，思维更加活跃，往往自出机杼。浙江曹锦炎教授认为禹王碑属于南方的鸟虫篆，与越王剑上的铭文一脉相承，碑文是公元前四五六年越国太子朱句代表越王上南岳祭山的颂词。而湖南刘志一教授则认为此碑为楚庄王三年（公元前六一一年）所立，内容是歌颂楚庄王消灭庸国的历程与功勋。这跟大禹治水，差别可就大了，然而谁知道呢，或许他们更接近真相吧？

出于好奇，我在网上查看了几代越王剑的铭文，的确与禹碑有几分相似。其中最为相同的地方，是某些字以弧圆起头，弧圆最窄处，线条稍微向外延伸，圆中间还有一点，这些像极了鸟的头、喙和眼睛。越王剑上的铭文，能明显看出是甲骨文向大篆过渡，字体象形的成分居多，也有装饰的成分。铭文无论多复杂，还是能找到诸多相同的偏旁，这就与禹碑不同了。禹碑的每一个字都像横空出世，字与字毫无关联。这大概也是郭老三年只识三字的原因吧？也不知这三个字公布出来没有？估计他也不是百分之百肯定吧？

四

衡山当地有个传说，说是大禹羞于表功，又难却衡岳先民的好意，就排出七十七个天书般的奇字，让衡民刻在岣嵝峰下，以彰自己治水之功，却不让世间任何人认识。几百年后，有云游老道经过碑前，仔细辨认字迹，晨夕交替，共识得七十六字。待要考证最后一字时，忽然脚下生凉，低头一看，洪水浩荡，正漫上峰来，一时吓得魂飞魄散，所辨之字全部忘却，洪水这才消退，世界瞬间复原。老道士下山后，四方告诫，禹碑本属天书，凡人不可辨认，否则洪水重临，再祸九州。

这个传说真好，为后人的无能找到了永久性借口。可其实绝大多数人不需要这种借口，就比如我。如今立在麓山禹碑前，我不会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内心只有对远古先人的钦敬之情。

也不知道那时他们究竟有多少常用汉字，而要把这些结构复杂、扭歪无常的汉字认全、记熟、会写，大概得需要一个像王昱珩那样的超级大脑吧？若要让现代儿童去习这种文字，估计百分之九十以上，小学都毕不了业。可见人类大脑的进化，也良莠不齐，千差万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