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持久性

1

四月，我把画架在窗前支好，打算画一画肖像，等调整好一切才发现都是徒劳。去年在都灵，我一直用一块油画板当背板，全然忘记离开时一块钱还是两块钱把它卖掉了。

于是我的画家梦很快破灭。但无论如何它都会破灭——我想要画一些人物，把他们的声音和面容都贪婪地吞噬进去，变成静物的动态，或者动态的静物，无生命的物体。通常是乐器、瓶子或死动物之类的。但我觉得人也可以被画成静物。不是还活着（still life），而是已经死了（natura morta）。不管活着还是死了，这一切都不再与我相关。后来罗马开始连日阴雨，我得到了解脱，因为我没有心情继续站在窗前，虽然那里的暖气仍然发烫。

整个三月我都在和达贝尔教授联系。我写三封邮件，他回我一封。他的句子是声带结节，或是没有清理干净就用画笔涂抹在画板上的颜料。他的段落像是雕塑，古典而崇高地立在威尼斯宫旁边的一栋公寓。他的问候似乎是冬天堆积在一起用来生火取暖的家具，吸收了透过窗户折射进来的光热，但是不小心被雨水淋湿而无法点燃。他间歇性的乐观反而是强行点燃这些湿掉的柴火而冒出的一股呛人的黑烟，企图把我的画布熏烤腌制起来。

要坚强地面对现在的状况。他老是这么说。可我发现他已经陷入了生活的更低潮。

复活节又一次大封锁期间，我每天都在仔细想我还需要在罗马完成什么画作，对着雨幕，或者忽然就射入屋子的透亮阳光。四月的罗马从未如此寒冷过，我指的一定不是心理层面。是吗？应该不是。我是在说天气。往年的四月，我已经开始准备过夏天了。这有很多的证据。因为我每一个复活节都要跑出去玩，在那些照片里我都迫不及待地穿上了裙子。可现在我还裹着毛衣缩在房间的软椅上，一整个冬天我都在穿短袖，可是现在反而要套上那件白色的、连扣子都是白色的毛线开衫。它还是新的，但是我最近不想穿了，因为它是H&M公司的商品。

断断续续封锁解禁，折腾了一年多，大家的耐心都像是衰老的皮肤，从生活上耷拉下来，显现了极深的纹路，在脸上沟壑纵横。达贝尔教授经不住我一次次的骚扰，终于有一天决定和我见面。大雨天，滂沱大雨，狂风暴雨，疾风骤雨。我歪歪扭扭从圣乔万尼走到了威尼斯宫的Tiger商店旁边，那里还有一家就要打烊的小酒馆。整个罗马是灰色的，湿蒙蒙的灰。我从圣母明圣堂后面走下来时还差点滑倒。这个教堂的名字还真难记。Chiesa del Santissimo nome di Maria Foro Traiano，但我还是很快记住了。我来罗马的第十三天，把它写在随身携带的线圈记事本上。那天我在这里遇到过一个骗子，他说他来自埃及，住在附近的酒店，晚上要和教宗共进晚餐。他展示了一张邀请函，上面有教宗的“签名”。我问他我们背后的这个建筑叫什么名字，就是图拉真柱后面的这个，他很快地答出来。我说抱歉我听不懂意大利语，也听不大懂英语。我真的很忙，没时间站在这里闲聊。而且我的背包里真的什么都没有装——这在我转身的瞬间就被你发现了不是吗？你看，现在它开着口，里面什么都没有。

现在这里一整天都不会碰到十个人。也许整个罗马都是。至少一路上我只看到了五六个行人。如果愿意，在晴天我完全可以走到红色的砖石旁边，坐在骗子还是小偷时常行骗行窃的图拉真广场前的椅子那儿，翻翻书什么的，会有海鸥陪伴我——尽管它们更喜欢在古罗马遗址中漫步。但是我会很高兴看到一些蚂蚁，沿着我不太明白的曲线爬着。

其实我这样做过几次。去年罗马几乎是一座空城，我从都灵回来，搬家到了拉特朗圣若望大殿旁边的一个住宅区。即便是几年前，这里的游客也不是特别多，人们来到罗马，首先去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可是拉特朗圣若望才是天主教罗马教区的主教堂，也是罗马的四座特级宗座圣殿中最古老、排名第一的一座，应该有一些朝圣地图的起点是从这里开始的。从拉特朗圣若望走十分钟就到圣母大教堂——四座主教堂的另一座，然后再走十分钟，就可以到斗兽场。当然时间是不固定的。罗马城的路径弯弯绕绕，选择走哪一条是随心所欲的。

有一天我原本是要去圣彼得大教堂，但是路上下起了小雨，我只好走进斗兽场躲雨。意大利所有的考古遗迹的博物馆对艺术与考古系的学生全部免费开放，所以我们总可以随随便便就走进这样的地方。我在一道拱券下的石阶上坐好，打开了一本《生物进化史》电子书，这是我喜欢了许多年的书，反复翻阅过很多次，但我总会忘掉一些细节，也会记起一些。譬如一种捻翅目昆虫（strepsiptera），这是一种寄生在其他昆虫身体的小生物，雄虫有点儿像苍蝇，长有翅膀和腿脚什么的，而雌虫就只是一个装卵的袋子，没有眼睛，没有肢体，没有翅膀，甚至没有口器，它们都寄宿在宿主的身体里——那个可怜的不知道叫什么的虫子，等雌虫安居，就会戳破宿主的腹部，将自己的生殖器暴露在外。然后就有雄虫过来交配——一只还是多只我并不清楚，但是我知道会有数以百万计的后代在这个卵一样的母体里孕育，这个数字曾经使我震惊，接着就是常发生的事儿，这些小东西慢慢长大，然后从母亲的体内把母亲吃光，再然后离开宿主的身体——也不知道它们吃不吃它，反正最后的最后，它们走向了——世界。

走向了世界。

不能说是完全的不幸，比如说，有几个人会有机会走进空荡荡的圣彼得大教堂。或者那里，你走过来的地方。达贝尔教授站在雨帘下，声音嗡嗡地指着前面，斗兽场的方向，对我说。

是的，我回答。脑子里还在想着那个下午，等我在斗兽场二层的台阶上坐好，天忽然就晴了。阳光铺天盖地罩在建筑的上方，我在那里坐到天黑，望着圆形剧场上的洞石、凝灰岩以及混凝土，在云层里变幻着明暗色泽。明黄，金黄，灰褐，黄褐，红褐。陪伴我的只有一只黄嘴巴的海鸥。万籁俱寂，我简直觉得自己的程序出现了错误，一切都不真实，世界上原本应该有千千万万的人和我一起从囊袋中落地，可是那个下午只剩下一个我。这不真实。

这一刻也许也是虚构的。我和达贝尔教授站在酒馆外的凉棚下喝咖啡，服务员过来摘掉了挂在我们眼球下的所有灯管。原本还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昏黄的可以给人带来一点暖意的橙色调，忽然就被青灰色的雨幕吞噬。罗马灰败而可怜，天空发出赭石的色泽，我瑟瑟发抖，拿到了需要签字的文件。

哦，真难想象，这样的罗马，什么时候在这个点有人来摘下灯管。以前这里想要打烊都难。

节约能源。我牛头不对马嘴地说，想要扭转他阴郁的情绪，但显然并不高明。也许他觉得我不能理解他的烦恼，想要进一步阐释：这是罗马，也不是罗马。和所有的艺术作品一样，是又不是。

他放下手中的咖啡纸杯，轻拍指尖，陷入思考。我发现他的节奏被凉棚上方的雨带偏了节奏，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乱序无章的节奏。但很快我们都整理好曲折的思绪，就好像合上一个文件夹，紧接着打开了另一个，从各种疫苗谈到博物馆标签，从女性主义谈到人权，然后他又开始重申他的态度：我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法国人，我生长在意大利，受教育在牛津，我教世界各地来的学生。我没有偏见。我是一个没有“颜色”的人，但这个世界应该是一个有各种颜色的世界，正如你写的……这之后我们讨论了我的论文，我耐心听着，也尽力插嘴。因为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在此之后，记忆会随着时间慢慢软化，经历僵死之前最后的柔软。

他跟我道歉。说他应该更早一点把文件签给我的。但是因为注射疫苗，他在家躺了两天，还因为一些别的什么事，总之有很多借口。是的，他应该更早就给我这个文件，因为从三月开始，我写信或是发短信问他要了不下十遍。谢天谢地，他终于在递交文件终止日期的前一天把东西交给了我。这一整个月他都在说找一天我们一定见面，但他肯定没想到这个拖延使我们在一个月之内最坏的一天会面。

这不是您的错。我说。我撒了一半谎。这一个月内我至少打电话给三个人讲过达贝尔教授的坏话，其中一个回复我说：哦，我的天，从现在开始我对他所有的尊敬都会消失，没有一个教授会像他这样不能完成自己的工作。

也许只是因为他很忙。我假装大度地帮他辩解：而且这半年来情绪也一直不好，他说他每周都要做快速检测，从鼻腔戳进去那种。每周来一次，他快要崩溃了。

所有的教授都很忙。所有和学生接触的教授也都得测试，这是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他应该克服他的心理问题，不能总这么陷入自己的情绪。

另外一个说：你知道的，在你选择他时我就告诉过你他个性忧郁，阴晴不定，可是你看上了他牛津大学博士的头衔不是吗？这是你自己的苦果。

我只是想要让他帮我好好改这篇论文，至少他的语言更加准确。这次我真的在辩解。

还有一个说：他身上简直兼具了英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所有恶习。

怎么说？

阴郁，粗鲁，懒散。

好像有些道理。我点头表示赞同。

……

我获得了安慰，在这些批评与指责达贝尔的对谈中，紧绷的神经被揉松了一些。但实际上我不怨他，或者说不能完全怨他。罗马从三月中旬进入红区开始封锁，直到四月七号才解除禁行。但他完全可以发电子版。他也许太古板了。英国人的原因吗？我不想这么认为，这也是一种刻板印象和偏见。我宁可相信他正在遭遇精神创伤。

毕竟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这一年的节奏太奇怪了。

回到家拧干头发，我一边喝牛奶一边在速写本上画了他：模糊的眼睛，拉到眼睛下的白色口罩，黑色风衣黑色伞，牛仔裤，一双棕黄的鞋。如此简单。不能比一只玻璃瓶更复杂了。我画完之后头发都没有干，当然不可能干。我只画了五分钟就画完了他，其中四分钟都是用最粗的黑色针管笔往衣服和雨伞上填色。但是画完之后我就后悔了，因为我发现不小心把他画在了另外一张画的背面。那张画我画了两个小时，是一对BL剧中的男主角。都是男主角的男主角们。好几年了我一直迷这种剧集，看了上百部。

有这么多电视剧吗？贝卡问。她觉得这个类别比较小众。

当然有。下个月还要出十一部新的。三部日本的，四部泰国的，两部越南的，两部菲律宾的。

你都在哪里找到这种片子？

各种渠道。你只要想找，就一定能够找到。

你是为什么要看这个？性？还是隐秘的刺激感？

我承认有一部分禁忌的刺激——不断的受挫会导致升华。但是我不喜欢看性，我觉得任何尚未产生性爱的东西都会更值得审阅，而一旦主角们上了床，我的兴趣就薄弱下来。

是的，我的兴趣薄弱了下来。我想起达贝尔教授喝咖啡时那一抹忧伤的底色。他说：所有博物馆里画作的标签都不应该冗长。浪费人们花时间去读。生平，风格。人们花五分钟去读那些文字，然后花两秒钟去看画。接着离开博物馆，什么都忘记了。你相信他们能够记得？

不相信。至少我自己记不住。我说。

这次我没有撒谎。因为当我合上给达贝尔画的肖像，关掉墨蓝色的宜家台灯，把书桌上散落的笔收进一只金粉色镂空笔袋，将椅子推进桌底，喝下一杯牛奶躺进被窝，记忆便从身体上滑落。我闭上眼睛，想着放在桌下紧贴椅凳的一只纸箱。那是还没来得及拆封的一箱Cult Beauty的美妆品。里面有一支It Cosmetic的cc霜，一支化妆刷，两瓶The Ordinary的烟酰胺原液，一小盒Hourglass的高光，一块Nars新出的腮红——我在官网上没有看到折扣，而这家英国电商打了八五折。还有……应该还有两三个小样，不是香水就是面霜。这盒子从英国到丹麦到荷兰到意大利，因为复活节假期以及病毒检测整整走了二十天。和达贝尔的迟滞会面并无差别。

我很想打开盒子看一看，但是太晚了，我想把这份不是惊喜的惊喜留在明天。也许只是打开折叠的另一面。

2

二○二○年年初，大封锁之前我去了一趟威尼斯。原本我在二○一九年的十二月就想要去的，因为那时候古根汉姆博物馆有一个里奇尼的特展。里奇尼的画非常古怪，一开始我觉得自己读不懂，在罗马现当代美术馆揪住一个来看画的行人问：请问你觉得他想要表达什么？

哦，我不知道。他被陌生人叫住问了这么一句，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但还是大大方方地说：我不知道他究竟想要表达什么，不过他的画……令人感到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