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和大菜：奶奶的买菜史

上海话里有一些表述特别有趣，比如买菜要去的地方，叫做小菜场，而家里吃饭的桌子，若是西式的，就叫做大菜台。一间市场用“小”来形容，一张桌子则用上了“大”，其间意趣，是值得细细品读的。

我家的大菜台至今留在我北京的家中，之前奶奶去世，爸爸说留下了一堆东西，如果不是特别需要就都处理掉了。我人不在上海，但也赶快让他手下留情，打电话问，都有什么。爸爸不厌其烦地一样一样报上名来，我挑了奶奶的一些字画、她年轻时穿过的黄狼皮大衣、旧相册，还有就是这张旧的大菜台。爸爸很疑惑：“这桌子重得要命，你确定要从上海寄到北京吗？”

最终，付了一笔昂贵的运费，老旧的大菜台又回到了我的身边。

据说这张大菜台是爷爷奶奶结婚时购入的一件重要家具，预备好了年轻的两人将来子孙满堂，所以桌子可以用底下的两块实木板无限拉大，变成可以围坐十二个人左右的真正的“大”菜台。桌子刷的是黑色的漆，两根粗圆的柱子支撑着沉重的桌体，在地面伸开四只“老虎脚爪”，直到现在也需要四个人才能将它费力抬起。在北京每次搬家，工人都会被这张老桌子搞得满头大汗：“实在太重了，现在的人谁还会用这么重的桌子！”

你别说，就因为沉重又开阔，这桌子经历了七八十年的风雨，还真干过许多吃饭以外的事。比如我爸爸和叔叔小时候将其拉长了，就是一张乒乓桌；又比如酷暑难耐的时候，床上铺了席子也还是躺不住，奶奶就把幼年的我放到这张大桌子上睡午觉，甚是凉快。至于围桌吃饭，那更是不在话下。奶奶是时髦女性，不肯多生，作为一九二几年生人，她统共只生了两个儿子，已然嫌两个小孩都太多太烦太吵闹，所以没有实现买桌子时父辈对她的期望——生出可以围坐一桌的小孩来。但奶奶爱下厨，又爱在家招待客人，大菜台倒也没寂寞过。从我儿时开始，总记得这大菜台上不时就摆满了各色各样的食物，招待的也是八方来客。

从我出生开始，就知道这大菜台在家中占据中心位置。当时家里住在康定路的春江别墅，我和父母住在有点阴丝丝的潮湿一楼，爷爷奶奶的卧室则在阳光可以铺满的二楼，每逢过年叔叔回沪，当时还是单身汉的他就只可以住在一楼通向二楼楼梯下面的斜顶小间里。过了很多年看《哈利·波特》，这才醒悟我叔叔和哈利是一个待遇，这小空间甚至都不能称为房间，只能叫壁橱。

但大菜台却一直地位稳固地放在二楼光线最好的位置，有客人来，不会在一楼逗留片刻，大家会立刻将其迎上楼梯，请他/她坐在大菜台旁边。而大多数时间，我也喜欢待在大菜台前，不是吃东西，便是在桌子上搞点自己的小创作。据我父母说，当年要把我送进一个名额紧张的幼儿园，园方表示先要来家访看看孩子是什么情况再作决定。而当我未来的班主任拾梯而上时，看到一派温馨画面，便是一个小小的娃儿在一张巨大的桌子上画着画，班主任凑近一看，画中是无数只熊猫在嬉戏，她当机立断这四岁的孩子应该没什么大的智力毛病，且有陌生人出现也不紧张，只是抬眼看了一下，随即又回到了自己的梦幻绘图世界里，性格也堪称淡定。殊不知这是大菜台给我的安定感，助我人生第一次进学成功。

说了半天大菜台，也要讲讲小菜场。但不如说，因为有这张大菜台的存在，就必要用到小菜场。奶奶这样的厨艺高手，要有展现的空间，一天去个一次家附近的小菜场，那都算少的，更多的是混合着逛好几个地方：靠近金家巷的新闸路小菜场；往常德路走一走就有西康路小菜场；走远几步，到我爸爸曾就读的市西中学附近有乌北菜场；还有一家离家最近的综合食品店，出售南北干货及各种做菜辅料的，我两三岁时总是念不清它的名字“夏万仓”，用上海话一撇嘴，我就给念成了“夏半仓”。但我看着这间食品店，食材确实也没有垒得很满，分明是“半仓”比“万仓”更贴切。不久之后，夏万仓就消失了，可能是这名字确实不怎么吉利，而之前缩在金家巷附近的新闸路小菜场倒开始野蛮生长，雄赳赳气昂昂地一路延伸到了离我家门口不远的康定路延平路路口。再加上除了做饭材料外，奶奶还爱采购副食零食，素火腿要去静安寺排队，鲜肉月饼必得是乔家栅和西区老大房，咸淇淋哈斗要跑回她淮海路的娘家门口的哈尔滨食品商店，家里还得常备静安面包房的长棍短棍别司忌，所以光是买菜这一项活动的开销，奶奶的行事方式就会被亲戚朋友啧啧议论，说她是出了名的大手大脚。

看官们，现在的人说起菜市场，十有八九都会宣称自己从小就爱逛，但我必须诚实地坦白，纵然是在成年后专门做了一套菜市场的纪录片献给这光怪陆离的食材世界，逛菜市场这件事，也不是我一开始就有的爱好。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菜市场，不像今天的市场有严格的卫生管理，尤其是到了天气热的时候，蚊蝇丛生，污水乱流，那些鸡笼鸭笼里的“羽毛仙人”有时候挤得不耐烦了，在小格子中一番扑打翅膀，那暖臭的味道也够你记一下午的。所以，最初的最初，我并不喜欢跟着大人去小菜场，至少是不喜欢跟父母去那里。我妈妈是家里的长女，是被我外婆娇宠惯了的，从来就不怎么会做菜，也不喜欢总待在厨房，偶尔给家里买个菜，对她来说是一种跑腿，所以一只手拉着年幼的我，另一只手就要狠狠捂住鼻子，赶快把单子上今天要用的东西买完就回家。我爸爸倒是心水厨房的活计，心里估计也觉得自己有大厨的才能，但他是个暴脾气，和摊贩打交道，一遇到有短斤缺两，或是其他令他觉得龃龉的勾当，他便有点搂不住自己的怒火。我曾经惊恐万状地看着他和手拿长刀的西瓜小贩吵架，也看过他无所畏惧地和手拿带血铁钩子满脸横肉的屠夫理论。这惊险大胆的菜场经历，总之我是不太欣赏，只想赶快回家。

教我爱上小菜场的人必然是我奶奶，一位悠然自得的女性。是的，悠然自得，我觉得这是形容我奶奶最好的一个词语，除此之外我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描述。她的眼中，从小菜场到大菜台，其间有着一条神奇而美好的通道，在无数的脏乱差中，她可以准确地在脑中拼绘出它们变成一桌美好饭菜的样子，有点像如今欧美时髦的from farm to table的概念。但奶奶从不熟悉农田，她只是通晓小菜场之道，也正是因为她拥有这样的本领，渐渐改变了我，甚至是洗脑了我，让我爱上了小菜场。

奶奶出生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在家排行老三，往上有一位性格强势的大哥和一位非常叛逆的二姐，往下则是两个唯唯诺诺的弟弟。用奶奶的话来说，她属于夹在中间，不需要担负家族荣光，也不用操心家里生计的女儿，小名叫“美美”，可见从小还生得漂亮，家里人人对她没有指望但又顺着她，让奶奶生就了活泼的性格，和对小事情的执著。这件“小事情”就叫做“吃”。

想吃的东西必须今天就要吃到，这是贯穿奶奶一生的执念。纵观她在世的九十几年，基本上这个执念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部分都得到了满足。但我后来问她，“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怎么办呢？爷爷失去工作被关进“牛棚”的更困苦的那些岁月怎么办呢？奶奶想了想，语气轻松地告诉我：“那就不要去想太难吃到的东西吧。”

她也无意中说过，在那些无法吃到肉的时候，爷爷作为流行病学家，工作的地方有一些实验室的兔子，单位的人体恤当时爷爷有两个发育期的儿子要吃多点长身体，便偷偷让他带兔子回家。非常时期，连兔子也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奶奶把几只瘦兔子养在小花园，日日喂养烂菜皮和泔脚水，倒是意外地将它们养肥了些，毛也顺滑了，看着白白胖胖的，指日可待成为桌上的一盘红烧兔丁。但这种时候，奶奶又不忍心了，她发挥了自己给人洗脑的本领，让两个日日盯着兔子要馋出口水的儿子放弃已经到了嘴边的这一口。

“最后呢？没有吃？”

“最后兔子是老死的，自然也不能吃，就埋在花园里了。”

“爸爸和叔叔不怪你吗？”

“不怪啊，兔子老死的时候他们哭得那叫一个伤心。最后是他们自己选的，把兔子放在盒子里，埋在土里。”

诚然这世界上，可以吃的东西，包罗万象，但吃或不吃，都是人的一种选择，执念或放弃，也是人的自我选择罢了。

从老照片上看，那个年代的爷爷奶奶、爸爸叔叔，是清瘦的一家。那张照片是四个人站在曾经养过兔子的花园里，背后是我出生后居住的潮湿的一楼，百叶窗紧闭着，每个人都有一种不松弛但也不服输的平淡表情，很有那个年代的特征。但从我记事起，家里已经没有瘦子了，爷爷、爸爸、叔叔都是骨架高大而壮硕的体型，奶奶也是典型的梨形身材，小脸窄肩往下即是肥满的底盘。我常看着一张挂在二楼会客室的油画像，那是奶奶三十八岁时候的样子，身材轻盈，穿着彩色纹样旗袍。据说奶奶一直到五十多岁，依然还敢于挑战时新款式，就仗着自己一直没发胖。但自我出生，仿佛是画了一道分界线，奶奶忽然飞速地膨胀起来。作为特别坏心眼的小孙女，每次看着这幅画，我都会故意问：“那是谁啊？”

“我呀，我呀，老了就发胖了呀，将来你也会的。”

“我才不会呢！”

我气愤地回答，但看看自己的眼睛、嘴巴、鼻子，甚至发际线，都是和我奶奶一模一样的，好像也无法辩驳。

发胖的奶奶就算身材已不是当年的窈窕，仍然很爱打扮。每次出门，第一要紧的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穿得漂漂亮亮，而这也是她对我的硬性要求。年幼的我脑子里种植下根深蒂固的观念：和爸爸妈妈，哪怕是爷爷出门，都不用讲究外貌打扮，但相对的是，这样的外出也仅仅是拉着他们的手在外面逛一圈而已，于我来说没有太多的好处和获得。但每次奶奶召唤我出门，有扇金光灿烂的小门，就在我的脑中隐隐地推开了门缝：

“丫头，跟我出去兜一圈吗？”

“去哪里？”

“荡小菜场去啊。”

在我心中，“荡小菜场”这四个字包含了太多。首先，当然是得把自己收拾到奶奶认可和她同行的标准；其次，奶奶带我去的小菜场，绝不是别人带我去的乱七八糟臭烘烘的无序的空间，她自有她的独特路线，带着我在菜场内完成一整套的社交、购物、打听八卦的动作之后，还会附加一些探亲访友、吃小吃、买零食的彩蛋。最后的最后，自然是晚上，在家里的大菜台上，会出现小菜场购得的所有食材的大荟萃，那将是完整的、美好的、丰盛的一天。

于是我迫不及待地跳下椅子，扔掉手里的小说，拍打掉手指上吃零食留下的糖晶盐，先洗手，后洗脸，然后用一把梳子梳通自己讨厌极了的自然卷头发，再在脸上扑一点油膏一样闷住毛孔的蛤蜊油，这就把自己大大咧咧送到奶奶面前：“你看我这样可以吗？”

肯定是不合格。但接下来奶奶会给我梳好辫子，戴上帽子，找一件有点紧的毛衣绑着我的身子，再来一袭厚重的呢子外套或者是爸爸小时候也穿过的有个灰鼠毛领子的派克大衣，衣服的重量和领子的弧度总会让我有点喘不过来气的感觉。最后还得套上让我觉得硬梆梆的最不好穿的那双皮鞋。镜子里出现了与奶奶精致卷发和飒爽呢子长大衣搭配的小淑女，纵然是脖子被勒得如此不快乐，总要把头往前伸着，笑着哈气。奶奶也满意地说：“可以了，抬头挺胸，我们出门了。”

菜场要“荡”。这一个“荡”字，表露出了逛小菜场的这一位的悠闲。上海的菜场大都天蒙蒙亮就开市，但五六点就去买菜，并不是属于我奶奶的“荡”。不去和早市上的人凑热闹、抢食材，是奶奶最重要的做人做事的特色。但她也不会因此损失任何新鲜的菜蔬。因为长时间和各种小菜场的摊贩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最优的食材自然会为她专门保留，而奶奶的良好口碑也来自于，不用事先约定，对方为她专门保留了什么样的肉蛋禽奶，她都会不计较价钱地一一收入囊中。

“荡”的程序是由远及近，所以我们大多数时间，会先跳上一辆电车，辗转几站，到远一点的小菜场。我可以回忆得起来的这些远的菜场，包括了巨鹿路的菜市场、乌中菜场、陕西北路菜场、马当路小菜场和八仙桥菜场。其中最远的当属虹口菜市场。很久之后，我在大学的近代史课上学到了虹口菜场也叫三角地菜场，是上海最早也最大的菜市场之一。一八九一年，工部局从英国商人托马斯·汉璧礼（Thomas Hanbury）的地产中购得一块三角形的地皮，该地皮面积为十二亩七分又七毫，经过商议，这里要建造一座在当时最现代化的菜市场。这决议不仅为工部局董事会的众人所拍手称快，也得到了原始地产主汉璧礼的热情建议：他建议菜场四周均应敞开，不要砌起让人憋屈的墙。而到了第二年，工部局便搭建了大型的木结构菜场，拥有瓦坡的屋顶，带有气楼，地面则开挖水沟，保持排水通畅和卫生。一八九三年，这座当时沪上最早和规模最大的室内菜场便正式开张了。居民们和菜贩们对菜市场的热情迅速就让原本看上去巨大的菜场人满为患，工部局远没估计到这样的面积原来根本不够用，便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又重新改造了虹口菜场，将原来的木结构拆除，取而代之以两到三层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在奶奶的回忆中，虹口菜场不是一般意义的“小菜场”，她个人可以将其称为“大菜场”。在她的少女时代，这里的底层卖蔬菜，二层有水产和众多品牌的舶来罐头、洋火腿、整只火鸡和琳琅满目的水果，三层则可以吃点心。且虹口菜场在当时的一大特色是日本店铺众多，日本商贩在此处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卖鲜鱼、精肉、烤鳗鱼和一些和果子。奶奶说：“那时候喜欢走进去看一看，他们摆放商品的样式都是不同的。但那日本点心也就是看着漂亮，应该不好吃吧，都是糖！”我笑着说她猜得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