椰风蕉雨

甘 榜

甘榜里有一条小河。

河北有一棵高耸的椰树；河南也有一棵高耸的椰树。

河北椰树下住着一家马来人；河南椰树下住着一家中国人。

马来人家有个年轻的姑娘，名叫“妮莎”，喜欢唱歌。

中国人家有个年轻的男人，名叫张细峇，喜欢吹箫。

妮莎有一个父亲和一个哥哥，他们住在河北的浮脚亚答屋里。这幢亚答屋建筑在水上，前面是河，后面是一座丛林，两旁全是咸水树。

张细峇只有一个父亲，没有兄弟姐妹，他俩住在河南的砖石屋里，开了爿“吉埃店”，前面也是河；但后面则是一座只有十几间店铺的小“卜干”。

两家的屋子面面相对，中间仅隔一条小河，河上有座桥，是政府开辟公路时建筑的。公路极平坦，被落日光照得像一条金色的丝带，路边有几个赤膊的马来小孩在水龙头下冲凉。

张细峇坐在桥上，两条腿伸出铁栏杆外面，荡呀荡的，非常优悠自得。

他在吹箫。

妮莎走出家来，悄悄地拴住门，挽着满篮子脏衣服，婷婷袅袅地在浮板桥上行走，听到了箫声，便随声哼起歌来。

唱完最后一句歌词，妮莎抬头对桥上的细峇瞟了一眼，脸上泛起一阵红晕，匆匆将浸在河水里的纱笼捞起，挽着篮子，羞惭地踅回家去。

这时候，她的哥哥哈山坐着小划子，刚从桥洞划出，这是一种三四尺长的小划子，两头尖，船头置一块大石，掠虾者坐在船尾，船身放一只盛虾的瓶子。

哈山划到岸边，纵身跳出划子，两腿浸入水中，从划子里取出渔网，往肩上一甩，用臂力使劲向空间撒开，网边缚了几块铅片，网着水时，掀起一圈水花，便迂徐地沉入水中……然后收网，双手持网细观，将网上的虾逐个撷下，放入瓶中。

张细峇问：“几个？”

哈山答：“六个。”

“刚才看见令妹在岸边洗衣。”

“她本来在埠上念书，爸爸说行情太淡，赚钱不容易，还是回家来帮下手。”

哈山继续撒网掠虾，这一次掠到了九个，脸上呈露得意的微笑。

细峇也微笑着：“她比去年长得高多了。”

“谁说不是哟，”哈山一边撒网，一边答，“昨天她回来的时候，我差点都不认识她了。”

“她还是像从前一样喜欢唱歌？”

“嗯，她还是像从前一样喜欢唱歌。”

“她还是那么怕羞？”

“嗯，她还是那么怕羞。”

谈话至此，细峇的父亲张番来蹒跚地奔上桥来，绷着脸，仿佛在生气。

“细峇，你在跟谁说话？”他问。

细峇答：“我在跟哈山说话。”

“快跟我回去，店里没有人！”

吃过晚饭，细峇伏在柜台上打算盘。

店堂中间板壁上，贴着一张尘封的红纸：

五方五土五龙

唐番地主神位

张番来“嚓”的一声划燃火柴，点了三支香，插入香筒，然后回转身来，往安乐椅上一躺，吸旱烟。

“我已经同你讲过多少次了，叫你不要跟哈山来往，你偏偏不肯听话。”他说。

“为什么不要跟哈山来往？”

“你别问为什么，我叫你不要跟他们来往，你就不要跟他们来往。”

“他们？”

“是的，连他的父亲和妹妹在内。”

“我不懂。”

番来慢条斯理地叩去烟杆里的烟烬，说道：“我们赤手空拳渡过七洲洋，为的是将来返唐山可以显祖耀宗，所以必须克勤克俭，专心做工。”

“这跟哈山他们有什么关系呢？”细峇显然有些困惑了。

“我叫你勤力做事，别成天胡思乱想。”

“我没有胡思乱想哟？”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知道了些什么？”

番来沉吟一阵，继续说道：“总之，你不用管，我叫你不要跟他们来往，你就不要跟他们来往。闲话少说，你快把账结出，天色已不早，早点儿睡，明朝还要到胶园里去做工。”

细峇继续算账，俄顷，又抬起头来问：“但是哈山是个好人。”

“我知道。”

“妮莎也是好人。”

“我也知道。”

“那么，”细峇追问一句，“为什么不让我跟他们来往？”

番来踟蹰一阵，答道：“辰光不早了，快把账结出，好去睡觉。”

经过半小时的沉默后，细峇已将账目结出，伸伸懒腰，用手背掩盖着嘴巴，频频打呵欠，然后没精打采地走进自己的卧房，躺在床上，辗转不能成眠，对父亲的话百思不解。

对河亚答屋有手拍Tamba和击Gong[1]的声音传来，虽然单调，但是极有韵节。

细峇一骨碌翻身下床，走近窗边，在皎洁的月光下看见妮莎冉冉走过浮板桥，径向海滩奔去。

于是穿衣取箫，踮起脚跟拉开门，门吱呀一声。

“细峇！你在做什么？”是邻房父亲的声音。

“没做什么。”

“为什么还不睡？”

“这就睡了。”

“快睡吧！”

细峇“哦”了一声，便蹑手蹑脚地走出大门。

* * * *

走到海滩边，拣一块平滑的岩石蹲下，开始吹起箫来。月亮发射银色流苏，海水变成深蓝色了。晚风轻轻拂来，带着海藻咸味儿，远处有一两只沙鸥，轻捷地掠过水面，又飞翔到半空。浅水滩上，不时有海水激溅和颠踬，妮莎尽力用手足划水，划过来，划过去，那赤身露体在水中有隐约的曲折轮廓。

她听到了箫声，不禁吃吃发笑。

他听到了笑声，倒有点窘迫了。

“请你回过身子。”她说。细峇就回过身子。

“请你走远一些。”她说。细峇就走远一些。

“请你用手把眼睛蒙起来。”她说。细峇就用手把眼睛蒙起来。

一分钟过去了，细峇问：“好了没有？”妮莎答：“没有。”

两分钟过去了，细峇问：“好了没有？”妮莎答：“没有。”

五分钟过去了，细峇问：“好了没有？”妮莎没有回答。

细峇睁开眼来观看，妮莎已不见，面前站着的却是父亲。

“还不回去！半夜三更出来作恁？”父亲的口气很严厉。

细峇噘着嘴，非常愤懑，但又不敢反抗，只得迈开重甸甸的步子踱回家去，一边走，一边游目四瞩，想看看妮莎是否还在附近，却发现一棵椰树上刻着一颗心，树旁沙地上有谁遗落了一把小刀，拾起来仔细察看，刀柄上有两个字：“妮莎”。

回到家里，细峇满肚子不高兴，呆呆坐在床边，不想睡。

父亲进来了，眼眶里有一点润湿。问细峇：

“还不想睡？”

“睡不熟！”细峇生气地答。

父亲笑了，在灰白色的胡髭间笑了，一种慈祥而富于人情味的笑。“睡不熟吗？”他说，“反正我也睡不熟，不如让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吧。”

接着就开始了他的叙述：

“十六年前，我认识了一个马来女人，她的眼珠子跟妮莎一样灵活，但是比妮莎要沉静得多，好像老是带着三分忧郁。她的头发，又黑又长，和妮莎一样柔软，披散在肩上，像朵云。

“我们时常偷偷地在一起玩，为什么要偷偷地玩呢？因为她已经有了丈夫。她的丈夫是个不务正业的男人，整日酗酒赌博，而且脾气很坏，稍不如意便会动手打人。

“有一天晚上，她忽然奔到我家里来了，脸白如纸，挂着血痕，原来是给她的丈夫殴打过了。我百般抚慰着她，她表示非常感激，就在这时候，天气骤变，忽然下起倾盆大雨来了。这一晚，她没有回家。

“当她第二天回家的时候，她的丈夫因为隔夜喝醉酒打伤了一个胶园工人，被马打抓去坐三个月的监。

“后来，她怀了孕。我劝她一起逃走，她不肯。过了十个月，她养了一个女孩子。

“她的丈夫依旧天天打她，骂她，三个月的监禁并未使他的脾气改好。她是一个懦弱的女人，将一切不合理的传统观念当作真理，没有勇气反抗，但又忍受不了痛苦的煎熬，内心的矛盾无法获得统一，因此在一个有星有月的夜晚，她独自走到海滩边，径向海中走去，从此一去不返，变成了古老传统的牺牲品。”

说到这里，张番来噙着眼泪，感喟地叹息一声，最后用战颤的声调加了这么一句：“她是妮莎的母亲。”

* * * *

第二天早晨，细峇照例赴胶园做工。

太阳冉冉地从海上升起，微风送爽，妮莎独自一个人走到海滩上去拣贝壳，有意无意地发现了椰树上刻着两颗心。下面是一张用小刀插着的白纸，白纸上是一行马来字：“我们没有缘。”

从此，静静的甘榜更静了，不再听到张细峇的箫声；也不再听到妮莎的歌唱。

小河依旧平静如镜，有一种神韵的美。

两岸之间有座桥，桥上只有寂寞。

刊于一九五七年八月出版的《星期六周刊》

土桥头——乌九与虾姑的故事

土桥头有个三轮车夫，名叫“乌九”。

乌九并不姓乌，更非排行第九。七八年前，他背一只包袱，从唐山来到新加坡。别人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微蹙眉尖：“我没有名字。”别人再问他：“你姓什么？”他也摇摇头，支支吾吾地说了一大堆，完全答非所问。别人诧异了：“怎么连个姓都没有？你老爸姓什么？”他搔搔头皮：“老早死了。”别人又问：“那么你的老母呢？”他感喟地叹一口气：“也死了。”于是别人无可奈何地对他上下端详，见他肤色黧黑，便顺口安个花名，叫作“亚乌”。新加坡的华侨以闽籍居多，通常称“黑”为“乌”，把不掺牛奶的咖啡称作“呸乌”，把黑啤酒称作“乌啤”，所以把肤色黧黑的朋友也常常称作“乌什么，乌什么”的。后来车馆的头家娘[2]鉴于“亚乌”的名字太普遍，动了一阵子脑筋，将他改称“乌狗”，以资区别。又过了些日子，乌九觉得“狗”字太俗，且不易书写，更因为新加坡实施紧急法令，在领取身份证时，索性把“狗”字改作“九”，既雅致，又易写，好在用福建音念起来，“九”“狗”同音，张嘴唤叫，并无分别。

乌九今年二十来岁，体格强健，一直干踏车营生，长年住在“车馆”的宿舍里，单身单口，赚一点吃一点，日子过得颇合板眼，虽然有点含糊，倒也平平稳稳。

车馆位于“梧槽运河”北边，离开土桥头仅数十步之遥，是一幢败颓的三层旧楼，楼梯皆无扶手栏杆，上上落落，都以粗麻绳代替。三楼出租给有家眷的“估俚们”，一排八九间，说得好听些有点像“穷人公寓”，其实人口稠密，零乱肮脏，由于地方狭小，大家不得不在骑楼煮饭，因此整天弥漫着氤氲的烟霭，变成了三姑六婆的“吵嘴厅”。二楼则是车夫宿舍，住的全是单身寡佬，每一间房都摆满木板铺位，两张条凳，铺上一块木板，四尺宽，六尺长，车夫们管它叫作“贵里铺”。一个铺位睡两个人，租费低廉，每人月收叻币三元。凡长期居住的车夫们，总在铺板底下放一只“广恒烟丝箱”，配一把铜锁，把衣服杂物等全部放在里面，当作皮箱用。

乌九也有烟丝箱，那是今年年初“鸦片仙”让给他的。“鸦片仙”与他同铺，患咳呛病，瘦得只剩皮包骨，过年时，突然吐了几口血，踏不动车子，只好将烟丝箱出让，赎些草药来吃。为了这只烟丝箱，大家都说乌九发达了。有人还亲眼看见乌九用手指蘸了唾沫在点算钞票，于是消息开始在铺里兜圈子，一传十，十传百，像窝风，挡也挡不住。头家娘几次三番叫他放款，他不放。同伴们几次三番邀他赌“福建四色牌”，他不赌。“鸦片仙”几次三番向他借钱赎药，他不借。他的回答永远是一句：“我哪里会有钱？”

有一天，乌九踏车回馆，交了班，提着毛巾短裤去冲凉。“鸦片仙”又病倒了，躺在贵里铺上，大咳大呛。要吃药，没有钱。向乌九借，乌九说：“印度人有的是‘则知镭’[3]。”“鸦片仙”噙着眼泪哀求：“印度人的钱，借不得。你借些给我吧？”乌九爱理不理地又是这么一句：“我哪里会有钱？”“鸦片仙”一气，翻身下床。乌九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他答：“踏车！”乌九劝他不要去，他说：“不挣些钱回来，病怎么会好？”说罢，一蹶一颠地走向房门，边走边咳，吐了一口血痰在地板上，也只是用拖鞋抹了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