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源泉，又是黑洞

戴瑶琴 主持人

《大江》《大风》《大野》是体现内聚逻辑的三部作品，撕开人与土地结构成的紧密统一体，袒露出粗粝且积极的生命力。从一片地域，聚焦于其间的一个家族，再收缩为家族内的个人，我们看到了时代与选择的关系、选择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大江》（三卷本）全面调动了李凤群的记忆和感情，她记述熟悉的人，拥有何种形态的生存小世界和内心大世界。三卷里一代代“江心洲”人离去归来，我们竟然会对人物的每一次远行或出走都充满期待，因为生命热力都在对“江心洲”各个时期既定秩序的背叛中，瞬时燃烧。博尔赫斯的《雨》里写道：谁听见雨落下，谁就回想起那个时候，幸福的命运向他呈现了，一朵叫玫瑰的花，和它奇妙的、鲜红的色彩。《大江》虽然刻画雨幕中一场场决裂和诀别，逃遁与消逝，但是哀而不伤，依然对未来保持希望。很多时候，打破比重建简单，或许不打扰“江心洲”，就令其自负地存在，是对于它更好的选择？

“和光读书”“90后”与“00后”的朋友，重新阐释《大江》里包裹的乡土、家园、家族和人，解析被大雨、愤怒、痛苦反复冲刷的“江心洲”，是怎样“活着”的。

王玥枭 退场的乡土，依然有存在的尊严

《大江》是一部当下“乡土题材”中少见的“大河小说”，李凤群的笔触兼具苍茫的诗意与温柔的悲悯。七十余年的宏大历史与个体在其间的忽微记忆彼此激荡，三卷结构如三个乐章，演绎人、土地、大江的多重变奏。

第一卷《悲江》，主题乐章是“命运”。“命硬”、“无子送终”、秋水、洪灾将人物浸没于“生铁”般凝重氛围，先验般的“原乡”幻想被严酷现实打碎。约翰·伯格曾谈到，“风景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对于那些居于巨幕背后的人们来说，它同时有着传记性质和个人色彩。”与冷硬的乡土环境并存的正是动荡和饥馑的年代；“宿命”严苛判词的背后正是“江心洲”封闭、前现代（农业化）的社会历史空间。小说结尾，“命运”诅咒在吴四章凄凉而倔强的等候中被打破，他死在儿子的怀抱。但真正的“命运”早在此前就已转变了航道：“改革”意识已经渗入“江心洲”，它也不再仅是与“自然”艰难抗争。吴家富“空手套白狼”的致富传奇让“宿命”失效，江心洲人觉察到新生存方式的成功。

第二卷《骚江》明亮了起来，主题乐章是“世道”。叙述空间仍是江心洲，但人物的心灵发生了迁徙。“江心洲”从“故土”转变为“故乡”，城市观念对乡土世界发起冲击。我觉得，李凤群并非“乡土本位”作家，她很善于展现乡村和城市的复杂对话。她没有以乡土视角批判“城市文明”，而是思索改革的观念对“江心洲”顽固结构一点点撕开的现状。后两卷的灵魂人物是吴革美，她的“成长叙事”呈现乡土“转型”，出走喻示真正的生路只能随着江流，永远“向前”。

李凤群也从未将“城市”作为唯一出路，第三卷《离江》又回归黯然，主题乐章是“世界”。革美对残疾小姑的拯救失败非常耐人寻味：城市或许对所有“乡下人”敞开，但并不意味着“乡土”是任何人都能轻易离开的世界，小姑真实的痛苦源于她与乡土之间根本无法剥离。这次失败令革美感知到江心洲就是一个世界。此在之存在、此在之为此在的基本特征就是对世界有所领会。它组织和连贯起作为“此在”之人的日常生活，并为它赋予意义，使之在其中行动、思考和体验。这种领会是能够“适合”地在“世界”中生活。“远方”再好，“江心洲”也是自然自洽的世界。此卷从吴家义愤世嫉俗的牢骚中起笔，又在他缺乏光彩的死亡里终篇，仿若一段乡土哀歌，谁也无法抽离生命深扎进土地与流水中的根系：它或来自亲情的羁绊、或来自背负的恩怨，但更根本的是相系相连的血脉。作者表达着对生命本身的敬畏与期待。

从“命运”到“世道”，李凤群书写“乡土”在当代乡土的现代裂变；而从“世道”入“世界”，她描绘出“乡土”带着尊严的退场。如果说只有通过与前一滴水珠的对话，我们才能找到汇入自己血液的根脉，那么《大江》将我们自己与土地、时间、生命融合在一起。

张 林 “家园”的两种失落

故事以空间建构，不同于现实中的地理学，文学内部的地理性遵循另外的时空。迈克·克朗提出“文学地理景观”的概念，认为文学提供观照世界的方式，超越单纯的客观地理知识与简单的情感呼应，而显示出综合趣味、经验和知识的文学景观。同时他突出了文学景观中“家园”尤其是“家园的失落”这一维度，其作为文化原型，在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

“江心洲”是《大江》中的“家园”，在文学中浩荡伸展，却并非空中楼阁，它的投影在现实中对应着安徽省无为市的江心洲岛，安徽无为亦是作者的故乡。李凤群称这部“庞大的诚实的作品”是给亲人和故乡的挽歌。江心洲勾连了作者对故土的记忆，地理性的空间在文学空间内部完成了象征性重构。同时“江心洲”也是地理名词，即江河中因流水沉积作用而形成的沙洲，它成于江水亦可毁于江水，地理性质决定了它是一个随时可能“失落”的家园，时刻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为文学空间铺展了戏剧性与无常感。吴家经历过一次家园的失落，太阳洲的沉没让他们流离失所，被发配至缺水干旱的十里墩，而全家却在半路冒险回返，投奔同在江边的江心洲，尽管他们深知其同样有沉没的危险。这种行为并非源自人物的一时冲动，而是取决于文学地理学意义上的深层逻辑：水的儿女是不能离开水的。

江水时而温柔宽容，时而暴戾阴郁，江水无常与江心洲儿女的命运同构，也纵容其看似矛盾的性情，马兰英式保守，史桂花式短视，吴保国式英雄主义，吴革美式反叛精神，表象迥异，却有潜在共性，即它们都独属于江心洲，与外部存在显见边界。作为“家园”，江心洲是《大江》的主体，作者通过“江心洲”看世界，一切都带有独特的“江心洲式”滤镜。比如在书写桐城时，通过吴胜水的书信和吴家人对其书信的反应，勾勒出一个让江心洲人自卑且虚弱的城市图景。对于外来客和归来者，“江心洲”也会主动凝视，从其行事、言语等特质判断其“是不是江心洲人”。落笔在江心洲之外时，灵魂依旧盘桓于其间。

江心洲并没有像太阳洲那般沉沦于江中，但在时代潮涌之下，它无法逃脱文化意义的失落。地理上的“孤岛”性质使这弹丸之地的一切被无限放大，江心洲即是宇宙。一旦朝外敞开，这宇宙即坍缩。当现代化潮流不可避免地席卷了江心洲时，纵使艄公阿三死后渡船不便，吴保国修建的桥未能完工，江心洲也已朝外打开了。布罗茨基说：“如果空间有其无穷尽的一面，那也不是其扩张而是其缩减……扩张则徒有一个宽阔的姿势。”李凤群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在第三卷结尾处，以吴革美的内心活动传达了这种情绪：“过去的某种气息，因为速度的加快和空间的扩展而稀薄了。”

终于，故乡像疲惫的母亲，把儿女们“打发走了”，也或许是儿女们自己选择离开，再回头，却已看不到身后的故园。“江心洲”没有沉没于长江，却淹没于时代，成为了另一种“失落的家园”。

张晖敏 愤怒：家族史的特殊注脚

故事开始于一场死亡。马兰英的怨毒和吴四章的躁狂，随时引发无休止的愤怒和谩骂，三卷本里，吴家人一路摇摇欲坠，死伤惨重，丢盔弃甲。“老子不服”并未随吴四章一起被埋进土里，相反，在他喊出“我赢了”的那一刻，“不服”的怒气彻底被激活，一跃成了抽象“生命力”的代言者。死守粮仓的马兰英，辱骂丈夫的史桂花，不愿换亲的保霞，窃窃咒骂乡人的小翠，还有反抗“江心洲”的保国和革美，都乜斜着命运。

这一未经修饰的原始情绪反而撑起了濒临坍塌的生命框架，进而确证生命的强度。“生气比伤心好，生气比恐慌好，生气比死好”，在粗鲁的怒火里，人的“变”和命运的“变”发生呼应。同时，一旦情绪毫无波澜，则恰恰成了生命力消耗殆尽的先兆。家财吊死在房梁上，大凤平静地喝下农药，即使“通达”如方达林，也会在午夜梦醒时突然意识到生命的疲乏。他们或是自行走向毁灭，或是停留在原地，成为标本、符号、随时可能沉没的孤岛。

愤怒不够体面，却保留了生活原貌。沿着这条路径，紧接着被彻底拆解的便是命运。“江心洲”是一个逻辑自洽的泥潭，这个让外乡人无所适从的地方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生存逻辑。以怒气为媒介，生命力的呈现时常是粗暴和不够光荣的。绵延的恨比偶发的爱更持久和深刻。摆在个体生命面前的是关乎生死的选择，在此般境遇面前，隔岸观火地谈论善恶是轻浮的事。因而在道德的审判来临之前，作者直接对命运本身下了手。战胜命运诱人且宏大，许多人并不清楚命运莫测感的由来。他们在逃过一劫时载歌载舞，在悲剧来临时对着空气或身边随便什么抓得住的人挥出拳头。保国和革美也逃不过“没有敌人”的尴尬处境。革美走出了江心洲，却并不能带走已然耗尽了生命力的姑姑家秀。保国功成名就，却在疏于管教的儿子身上栽了跟头。这是没有敌人，更没有胜利者的悲壮战争。与此同时，命运也遭遇最大的挫败。它不再具有厚此薄彼的能力。作者最大程度地避免了道德判断的干扰，借由愤怒，全部正面的或负面的，丑陋的和美丽的都以生命的名义被记录并拥抱了。

《大江》的最后一场死亡属于吴家义。前一刻，整个江心洲似乎还沉浸在对吴文和烂尾大桥的仇恨里，后一刻的葬礼便迅速而温和地将其覆盖。不完全是一场离别，或许称之为召唤更加合适。被命运推动着散落在五湖四海的吴家人像江水的支流，这场宁静的死亡让不相干的支流重新交汇。生的怒火短暂地平息了。

横流的江水回归河道，力量却并不因此而止息。破败土地扶植的野蛮生命力，在吴家人身上只留下了一层隐喻的色彩。保国的怒火也终将苍老，唯一生动的只有“大凤”，一个遥远的、温存的、模糊的影子，一个需要被纪念的印象。她从“江心洲”被剥离，内化为他的心灵专属。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全部汹涌情绪的终点，所纪念的、逃离的、回归的，始终都是自己。

如果说深刻的悲悯与诚挚的抒情让李凤群拥有接近“个人的具体生活”的基本前提，那么燃烧在无数怒火里的生命共鸣，则跨越了历史与地域，真正为这片土地上的苦难赋予了意义。

熊雯萱 江心洲如何“活着”

《大江》记录从1945年至2010年的中国农村，以家族四代人的生存与死亡为叙事线，以一个姓氏的命运为叙事重心。从水患到旱灾，从农耕到经商，从骂江怨江到爱江惜江，从摆渡人阿三到建桥人吴保国，“江”的意象陡然挑起吴家乃至整个江心洲的命运。它固然压抑住悲剧命运无法逃脱之感怀，但也不吝惜地持续给予吴家人各种转机和生机。我们先罗列三卷本中一系列的死亡：救子跳江的吴事成、子归即猝死的吴四章、重病而死的马兰英、自缢而死的吴家财、为爱而死的田大凤、被肥皂水活活灌死的吴保霞、沉船而死的田二龙、一跃而下的吴双全。无论是主动死亡还是被动死亡，作者都耐心地解释每一场死亡的原因。吴家人的生命既冲撞着大家族的内耗，又压不住向岛外探寻出路的心火：债务缠身的吴家义，贩卖木材发家的吴家富，独自闯荡的吴保国，自力更生的吴革美，或各自打拼或抱团取暖，他们皆未放弃与既定现实和既成事实的大小抗争。每当江心洲沉入黑暗之际，总会有漂泊在外的子辈回乡拯救。第三卷吴家义体面的葬礼令“江心洲”暗藏的生机全然曝光，吴氏血脉从大江南北赶回奔丧：“我们不能让这个家族最年长的老人走得这么寒酸，这么悲凉。”

《大江》确立时间顺序线索，先以两次算命结果均为“吴四章命里没有儿子送终”开头，埋设暗线——吴家人能否抗争命运、打破“后继无人”的预言。小说进一步采用喜悲结合的叙述设计，即一件喜事后面一定跟着一件坏事。小说中，吴革美直接揭破这一构思：父亲倒卖木材的成功之后是爷爷的去世、保国和大凤的甜蜜爱情之后是大凤的死亡……承受太多苦难，幸福尤为易碎，她于是说服自己：“说不定正是我的倒霉才使我家逃过更大的不幸，一种冥冥之中的承担使她突然超脱了。”频发的悲剧已然使他们丧失了批判霸凌的能力。因此，我觉得小说总体趋向希望，但细节上失望、绝望和希望发生了某些含混，应该说，对于是否会有希望一时迟疑不决。

《大江》呈现出偶发的喜与频繁的悲的交错，丰富的悲喜才能见证乡土的活着和人的活着。

孙艳群 永不离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