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源泉,又是黑洞
作者: 戴瑶琴等戴瑶琴 主持人
《大江》《大风》《大野》是体现内聚逻辑的三部作品,撕开人与土地结构成的紧密统一体,袒露出粗粝且积极的生命力。从一片地域,聚焦于其间的一个家族,再收缩为家族内的个人,我们看到了时代与选择的关系、选择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大江》(三卷本)全面调动了李凤群的记忆和感情,她记述熟悉的人,拥有何种形态的生存小世界和内心大世界。三卷里一代代“江心洲”人离去归来,我们竟然会对人物的每一次远行或出走都充满期待,因为生命热力都在对“江心洲”各个时期既定秩序的背叛中,瞬时燃烧。博尔赫斯的《雨》里写道:谁听见雨落下,谁就回想起那个时候,幸福的命运向他呈现了,一朵叫玫瑰的花,和它奇妙的、鲜红的色彩。《大江》虽然刻画雨幕中一场场决裂和诀别,逃遁与消逝,但是哀而不伤,依然对未来保持希望。很多时候,打破比重建简单,或许不打扰“江心洲”,就令其自负地存在,是对于它更好的选择?
“和光读书”“90后”与“00后”的朋友,重新阐释《大江》里包裹的乡土、家园、家族和人,解析被大雨、愤怒、痛苦反复冲刷的“江心洲”,是怎样“活着”的。
王玥枭 退场的乡土,依然有存在的尊严
《大江》是一部当下“乡土题材”中少见的“大河小说”,李凤群的笔触兼具苍茫的诗意与温柔的悲悯。七十余年的宏大历史与个体在其间的忽微记忆彼此激荡,三卷结构如三个乐章,演绎人、土地、大江的多重变奏。
第一卷《悲江》,主题乐章是“命运”。“命硬”、“无子送终”、秋水、洪灾将人物浸没于“生铁”般凝重氛围,先验般的“原乡”幻想被严酷现实打碎。约翰·伯格曾谈到,“风景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对于那些居于巨幕背后的人们来说,它同时有着传记性质和个人色彩。”与冷硬的乡土环境并存的正是动荡和饥馑的年代;“宿命”严苛判词的背后正是“江心洲”封闭、前现代(农业化)的社会历史空间。小说结尾,“命运”诅咒在吴四章凄凉而倔强的等候中被打破,他死在儿子的怀抱。但真正的“命运”早在此前就已转变了航道:“改革”意识已经渗入“江心洲”,它也不再仅是与“自然”艰难抗争。吴家富“空手套白狼”的致富传奇让“宿命”失效,江心洲人觉察到新生存方式的成功。
第二卷《骚江》明亮了起来,主题乐章是“世道”。叙述空间仍是江心洲,但人物的心灵发生了迁徙。“江心洲”从“故土”转变为“故乡”,城市观念对乡土世界发起冲击。我觉得,李凤群并非“乡土本位”作家,她很善于展现乡村和城市的复杂对话。她没有以乡土视角批判“城市文明”,而是思索改革的观念对“江心洲”顽固结构一点点撕开的现状。后两卷的灵魂人物是吴革美,她的“成长叙事”呈现乡土“转型”,出走喻示真正的生路只能随着江流,永远“向前”。
李凤群也从未将“城市”作为唯一出路,第三卷《离江》又回归黯然,主题乐章是“世界”。革美对残疾小姑的拯救失败非常耐人寻味:城市或许对所有“乡下人”敞开,但并不意味着“乡土”是任何人都能轻易离开的世界,小姑真实的痛苦源于她与乡土之间根本无法剥离。这次失败令革美感知到江心洲就是一个世界。此在之存在、此在之为此在的基本特征就是对世界有所领会。它组织和连贯起作为“此在”之人的日常生活,并为它赋予意义,使之在其中行动、思考和体验。这种领会是能够“适合”地在“世界”中生活。“远方”再好,“江心洲”也是自然自洽的世界。此卷从吴家义愤世嫉俗的牢骚中起笔,又在他缺乏光彩的死亡里终篇,仿若一段乡土哀歌,谁也无法抽离生命深扎进土地与流水中的根系:它或来自亲情的羁绊、或来自背负的恩怨,但更根本的是相系相连的血脉。作者表达着对生命本身的敬畏与期待。
从“命运”到“世道”,李凤群书写“乡土”在当代乡土的现代裂变;而从“世道”入“世界”,她描绘出“乡土”带着尊严的退场。如果说只有通过与前一滴水珠的对话,我们才能找到汇入自己血液的根脉,那么《大江》将我们自己与土地、时间、生命融合在一起。
张 林 “家园”的两种失落
故事以空间建构,不同于现实中的地理学,文学内部的地理性遵循另外的时空。迈克·克朗提出“文学地理景观”的概念,认为文学提供观照世界的方式,超越单纯的客观地理知识与简单的情感呼应,而显示出综合趣味、经验和知识的文学景观。同时他突出了文学景观中“家园”尤其是“家园的失落”这一维度,其作为文化原型,在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
“江心洲”是《大江》中的“家园”,在文学中浩荡伸展,却并非空中楼阁,它的投影在现实中对应着安徽省无为市的江心洲岛,安徽无为亦是作者的故乡。李凤群称这部“庞大的诚实的作品”是给亲人和故乡的挽歌。江心洲勾连了作者对故土的记忆,地理性的空间在文学空间内部完成了象征性重构。同时“江心洲”也是地理名词,即江河中因流水沉积作用而形成的沙洲,它成于江水亦可毁于江水,地理性质决定了它是一个随时可能“失落”的家园,时刻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为文学空间铺展了戏剧性与无常感。吴家经历过一次家园的失落,太阳洲的沉没让他们流离失所,被发配至缺水干旱的十里墩,而全家却在半路冒险回返,投奔同在江边的江心洲,尽管他们深知其同样有沉没的危险。这种行为并非源自人物的一时冲动,而是取决于文学地理学意义上的深层逻辑:水的儿女是不能离开水的。
江水时而温柔宽容,时而暴戾阴郁,江水无常与江心洲儿女的命运同构,也纵容其看似矛盾的性情,马兰英式保守,史桂花式短视,吴保国式英雄主义,吴革美式反叛精神,表象迥异,却有潜在共性,即它们都独属于江心洲,与外部存在显见边界。作为“家园”,江心洲是《大江》的主体,作者通过“江心洲”看世界,一切都带有独特的“江心洲式”滤镜。比如在书写桐城时,通过吴胜水的书信和吴家人对其书信的反应,勾勒出一个让江心洲人自卑且虚弱的城市图景。对于外来客和归来者,“江心洲”也会主动凝视,从其行事、言语等特质判断其“是不是江心洲人”。落笔在江心洲之外时,灵魂依旧盘桓于其间。
江心洲并没有像太阳洲那般沉沦于江中,但在时代潮涌之下,它无法逃脱文化意义的失落。地理上的“孤岛”性质使这弹丸之地的一切被无限放大,江心洲即是宇宙。一旦朝外敞开,这宇宙即坍缩。当现代化潮流不可避免地席卷了江心洲时,纵使艄公阿三死后渡船不便,吴保国修建的桥未能完工,江心洲也已朝外打开了。布罗茨基说:“如果空间有其无穷尽的一面,那也不是其扩张而是其缩减……扩张则徒有一个宽阔的姿势。”李凤群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在第三卷结尾处,以吴革美的内心活动传达了这种情绪:“过去的某种气息,因为速度的加快和空间的扩展而稀薄了。”
终于,故乡像疲惫的母亲,把儿女们“打发走了”,也或许是儿女们自己选择离开,再回头,却已看不到身后的故园。“江心洲”没有沉没于长江,却淹没于时代,成为了另一种“失落的家园”。
张晖敏 愤怒:家族史的特殊注脚
故事开始于一场死亡。马兰英的怨毒和吴四章的躁狂,随时引发无休止的愤怒和谩骂,三卷本里,吴家人一路摇摇欲坠,死伤惨重,丢盔弃甲。“老子不服”并未随吴四章一起被埋进土里,相反,在他喊出“我赢了”的那一刻,“不服”的怒气彻底被激活,一跃成了抽象“生命力”的代言者。死守粮仓的马兰英,辱骂丈夫的史桂花,不愿换亲的保霞,窃窃咒骂乡人的小翠,还有反抗“江心洲”的保国和革美,都乜斜着命运。
这一未经修饰的原始情绪反而撑起了濒临坍塌的生命框架,进而确证生命的强度。“生气比伤心好,生气比恐慌好,生气比死好”,在粗鲁的怒火里,人的“变”和命运的“变”发生呼应。同时,一旦情绪毫无波澜,则恰恰成了生命力消耗殆尽的先兆。家财吊死在房梁上,大凤平静地喝下农药,即使“通达”如方达林,也会在午夜梦醒时突然意识到生命的疲乏。他们或是自行走向毁灭,或是停留在原地,成为标本、符号、随时可能沉没的孤岛。
愤怒不够体面,却保留了生活原貌。沿着这条路径,紧接着被彻底拆解的便是命运。“江心洲”是一个逻辑自洽的泥潭,这个让外乡人无所适从的地方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生存逻辑。以怒气为媒介,生命力的呈现时常是粗暴和不够光荣的。绵延的恨比偶发的爱更持久和深刻。摆在个体生命面前的是关乎生死的选择,在此般境遇面前,隔岸观火地谈论善恶是轻浮的事。因而在道德的审判来临之前,作者直接对命运本身下了手。战胜命运诱人且宏大,许多人并不清楚命运莫测感的由来。他们在逃过一劫时载歌载舞,在悲剧来临时对着空气或身边随便什么抓得住的人挥出拳头。保国和革美也逃不过“没有敌人”的尴尬处境。革美走出了江心洲,却并不能带走已然耗尽了生命力的姑姑家秀。保国功成名就,却在疏于管教的儿子身上栽了跟头。这是没有敌人,更没有胜利者的悲壮战争。与此同时,命运也遭遇最大的挫败。它不再具有厚此薄彼的能力。作者最大程度地避免了道德判断的干扰,借由愤怒,全部正面的或负面的,丑陋的和美丽的都以生命的名义被记录并拥抱了。
《大江》的最后一场死亡属于吴家义。前一刻,整个江心洲似乎还沉浸在对吴文和烂尾大桥的仇恨里,后一刻的葬礼便迅速而温和地将其覆盖。不完全是一场离别,或许称之为召唤更加合适。被命运推动着散落在五湖四海的吴家人像江水的支流,这场宁静的死亡让不相干的支流重新交汇。生的怒火短暂地平息了。
横流的江水回归河道,力量却并不因此而止息。破败土地扶植的野蛮生命力,在吴家人身上只留下了一层隐喻的色彩。保国的怒火也终将苍老,唯一生动的只有“大凤”,一个遥远的、温存的、模糊的影子,一个需要被纪念的印象。她从“江心洲”被剥离,内化为他的心灵专属。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全部汹涌情绪的终点,所纪念的、逃离的、回归的,始终都是自己。
如果说深刻的悲悯与诚挚的抒情让李凤群拥有接近“个人的具体生活”的基本前提,那么燃烧在无数怒火里的生命共鸣,则跨越了历史与地域,真正为这片土地上的苦难赋予了意义。
熊雯萱 江心洲如何“活着”
《大江》记录从1945年至2010年的中国农村,以家族四代人的生存与死亡为叙事线,以一个姓氏的命运为叙事重心。从水患到旱灾,从农耕到经商,从骂江怨江到爱江惜江,从摆渡人阿三到建桥人吴保国,“江”的意象陡然挑起吴家乃至整个江心洲的命运。它固然压抑住悲剧命运无法逃脱之感怀,但也不吝惜地持续给予吴家人各种转机和生机。我们先罗列三卷本中一系列的死亡:救子跳江的吴事成、子归即猝死的吴四章、重病而死的马兰英、自缢而死的吴家财、为爱而死的田大凤、被肥皂水活活灌死的吴保霞、沉船而死的田二龙、一跃而下的吴双全。无论是主动死亡还是被动死亡,作者都耐心地解释每一场死亡的原因。吴家人的生命既冲撞着大家族的内耗,又压不住向岛外探寻出路的心火:债务缠身的吴家义,贩卖木材发家的吴家富,独自闯荡的吴保国,自力更生的吴革美,或各自打拼或抱团取暖,他们皆未放弃与既定现实和既成事实的大小抗争。每当江心洲沉入黑暗之际,总会有漂泊在外的子辈回乡拯救。第三卷吴家义体面的葬礼令“江心洲”暗藏的生机全然曝光,吴氏血脉从大江南北赶回奔丧:“我们不能让这个家族最年长的老人走得这么寒酸,这么悲凉。”
《大江》确立时间顺序线索,先以两次算命结果均为“吴四章命里没有儿子送终”开头,埋设暗线——吴家人能否抗争命运、打破“后继无人”的预言。小说进一步采用喜悲结合的叙述设计,即一件喜事后面一定跟着一件坏事。小说中,吴革美直接揭破这一构思:父亲倒卖木材的成功之后是爷爷的去世、保国和大凤的甜蜜爱情之后是大凤的死亡……承受太多苦难,幸福尤为易碎,她于是说服自己:“说不定正是我的倒霉才使我家逃过更大的不幸,一种冥冥之中的承担使她突然超脱了。”频发的悲剧已然使他们丧失了批判霸凌的能力。因此,我觉得小说总体趋向希望,但细节上失望、绝望和希望发生了某些含混,应该说,对于是否会有希望一时迟疑不决。
《大江》呈现出偶发的喜与频繁的悲的交错,丰富的悲喜才能见证乡土的活着和人的活着。
孙艳群 永不离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