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生命必自奋斗求得来

我出生在曲靖沾益一个叫色格的小山村里。自小就有一种被困在山谷间的自卑感和虚弱无助。这种感觉，也像病菌一样在每一个山民的体内蔓延、生长。我渴望远方，渴望抵抗无所不在的虚无。然而此后的感觉是，远方是更大的虚无，只有不断地奔跑，奔向远方，才是战胜虚无唯一的疗救之法。自以为行走是一味中药，但疗效却微乎其微，奔跑不常在，虚无却如影随形。我总是在赶路，但终于一天我悲伤地发现，自己被困在一座叫昆明的城池，动弹不得。

夸父逐日，渴死，化为邓林。夸父的奔跑，悲壮却打动人，最后的邓林美好而浪漫。而我，虽然为了离开色格奔跑，但我将奔向何方，我梦中的远方究竟在哪里，这一切我至今未明。

所有的叙述，都是我奔跑的艰辛与历程的记述。我以为，真正的学问，是从生命里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的，它不是任何文学理论创设和规约出来的。我生于乡间，学业上一直是失败者，然幸运的是碰到了文学。唯有文学，解我饥渴。这构成了我后来的生活，也成为我理解生活的方式。

一、在色格

我出生的山村，四面环山。堵在村前的山，叫对门山，不高，却将远方的视线全部挡住。长者说，色格村的人，难以在仕途上有发展，是因为对门山将色格村的风水堵住了。村庄凌乱地依偎在一座叫高登甲的山下，这座山峰，峰尖向村庄倾斜，给人一种压迫感。生活在两山之间的低谷中，挤压感与生俱来。门前的河流无名无姓，流向何方，我至今也不知。一条蜿蜒狭窄的山路，是通往山外唯一的出口。色格村，于我，像一个巨大的隐喻——条条道路通罗马，而出生在色格村的我，想逃离山村唯一的路，不仅曲折，还是唯一。

农家的孩子，打小就在山间奔跑，尾随在父母身后，早早就对各种庄稼的生长了如指掌。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孩子们过早地对勤劳致富有了体认，幼小的体内慢慢滋生出对土地的热爱。虽然读书成了被生活折磨得过早衰老的父母对儿女们最殷切的希望和时常挂在嘴边的话语，但可触摸的对土地的爱，让我同伴中的不少人早早地放弃学业，回到土地上，和泥土滚成一团。黄土地文明困住了一代又一代农人的脚步，是否是和几千年来长者过早地在孩子们心中播撒对土地的偏爱有关？

农人教育自己的子弟热爱土地，尚可理解。让我这种出生在乡间的农家子弟感到最难受的是，当下不少作家、理论家自己住在大城市，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好处，却鼓噪农人安居乡间。

此前参加一个会议，听一个作家朋友在酒桌上讲了一个段子，说他此前陪一个著名诗人到云南一个偏远的山寨考察，当诗人和寨子里的乡亲交流，得知他们将搬到坝区住进小楼时，很激动地说，你们应该居住在“木楞房”里，这是你们祖先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是活着的文化，你们不住“木楞房”却去住洋楼，这是对本民族文化的背叛。一位本地人反驳诗人说，你们城里人，哪知道我们的难处啊，“木楞房”冬天冷，夏天蚊虫叮咬，我们的祖先几千年住在里面，是因为穷困而无可奈何。这位乡人又说，大诗人，你既然这么热爱我们传统文化，那我搬去你昆明的别墅住，你来住我的“木楞房”行吗？诗人无话可回。

在一些知识人看来，农人就该祖祖辈辈守候在贫瘠的土地上，农人假如都走出大山，乡村就消失了，传统的农业文明将随着乡村社会的消失而消失。城市化最终将变成同质化。同质化的可怕，是认为世界只有一种生活方式。熟人社会消失后，大家都生活在陌生的楼群中，彼此缺乏乡村社会的温情。这涉及许多我们不曾料到的社会问题。最起码作为写作者，瞬间便没有了乡村那样生活在天地之间，感受着天人合一的生动细节。现在的城市文学，弊病大多也是这个，没有人和自然、人群相对应的成熟且深入的现实经验，从而使写作变成了一种虚妄的词语堆砌，只是语言的装饰活动。所以说脱离乡村虽然容易，然进入城市却未必简单。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自己时下的精神困境。

人最本质的，是追求无忧的生活，让生命愉快。进城，是每一个正常生命的主动选择。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自小到县城，帮长兄带孩子。县城虽小，但长兄在县城已是有头有脸的人，母亲见过世面。见过世面却又不得不回到乡间，嫁人，生子，日复一日地操劳，就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再重复自己的路。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们三兄妹，要走出大山，要去过体面的生活，对我不愿意做农活也给予了最大的包容。当然，也许还是我懒惰。心性里虽然爱着月光流水，骨子里却不热爱土地和庄稼。

我这代人，要走出大山，只有读书一条路，就如色格村的人，走出色格只有唯一一条公路一样。然而当时色格村的学校是很简陋的。我小学一、二年级是在村头破旧的土房里完成的。一、二年级的学生混在一间教室，老师给一年级上完课，再给二年级上课，反复交叉，终年轮回。三年级后，每天在去学校的路上，走去三公里，回来三公里，来来回回，新鞋走成了破鞋，破鞋换成了新鞋，伤了鞋子，累了学子。天亮出门，中午回家吃饭，吃完又慢悠悠地去学校，放学再回来，每日轮转四次，亦是如此轮回了三年。上初中后，到了离家更远的地方上学，住在夏热冬冷的瓦房中。一群孩子像养蜂一样，在一间破瓦房里钻进钻出。因为条件更加艰苦，我好多天赋异禀的同学都因为不堪其苦而放弃了学业。现在想想，都甚为可惜。现在，我的孩子在昆明，从小学到初中，上的都是当地的名校。并非我如其他家长一般，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只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重复自己当初求学的艰辛。这源于我不相信苦难能磨炼一个人的意志，恰恰相反，苦难会摧毁一个人的意志。

90年代初的乡村，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一样贫瘠。出生于群山环绕的乡村的孩子，自小生活在双重贫瘠的泥土里。我年幼时对山外世界唯一的窥探渠道就是家里那台黑白电视。书籍对乡村社会，对我来说，简直就是稀有之物。直到初中，除了课本，我们依然没有课外书看。我的初中班主任是一个诗人，诗歌写得很漂亮。对我的作文，他时有表扬，我很多作文都是手抄贴在教室的墙上。这或许是我至今对那所学校存留下来最美好的记忆。

从出生到漫长的成长期，都生活在除了课本外无书可读的状态中。直到初中毕业，我都没有文学梦。或者说，文学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不可能在一个没有阅读经验的孩子心中无根无据地埋下种子。我们这代生在农村的孩子，在最初的起步阶段，文学教育是缺失的。当我现在看到一些从农村走出来的小有名气的作家，在接受访谈或写创作谈时，大谈自己童年时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名著时，我就怀疑我是来自荒蛮之地的“野人”。

在色格村底层的粗粝的生活，毫不留情地给了我生存的真相。一个农村孩子，没有任何捷径，也不能靠做白日梦来改变命运。现实、清醒与理性地面对着所有问题，这也成为我性格的底色，奠定了我最初的学术立场。

二、在沾益

在初中成绩平平的我，只因不愿回乡种地没放弃学业，最终侥幸地考到了沾益县城，去念高中。我常回忆在沾益生活的四年，但记忆始终没办法修复。此前，从昆明回色格老家要经过沾益县城。我偶尔会停下车，在县城吃顿饭、歇歇脚，看看自己曾生活过的地方。但后来修了高速，绕开了曲靖和沾益县城。这条高速公路亦是隐喻，它让我和沾益彻底隔离。我想这也好，符合我的个性。现在经常在昆明与色格之间奔波，是因我年迈的父母，他们故土难离，依旧依恋那片熟悉的土地和乡亲，不愿意来昆明居住。若有一天，亲情不在了，个人与故乡的疏离几乎是注定的。

上高中到了沾益县城，一所很差劲的中学。学校处于十字路口，宿舍和教学楼旁边是公路，嘈杂不堪，马路对面是铁路，每天晚上睡觉，只要火车经过，连床都轻微地震动。八个人一间的拥挤宿舍，像牢笼，死死地困住年轻的身体，甚至灵魂。教室在顶层，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尽收眼底的是玉林山的玉米地，看着玉米地从绿油油变成一片枯黄，且时有农人在里面忙碌走动。我就想，若走不出沾益，我还得回到家乡色格村，以玉米地主人的姿态去陪伴玉米的成长、成熟乃至衰老。每每想到此，好好学习功课似乎就成了唯一的指望。

之前，和一个朋友聊天，讲到了风水。我说，我不信风水，也不相信命，只相信自己的奋斗能改变个人的生存境况。朋友讲，同样的玉米种子，种在你的家乡沾益，能结出两个玉米穗子，而且都很大很饱满，而种在自己的老家，只会结一个玉米穗子，而且就二十多厘米，短小，子稀。这就是风水。若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风水，我是能接受的。若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我的高中生活，我就曾怀疑过自己是不是种在朋友家乡的玉米种子，不仅难以结出玉米穗子，可能还要干渴死在泥土中。

高中三年，一开始就是苦涩的。第一个学年校运会，我们班的体育委员带着两位身材魁梧的同学，帮助同级一个班与高三文科班拔河比赛。高三文科班失败后，迅速找到了失败原因，迁怒顺理成章，一场恶斗拉开了帷幕。最终，三位同学出走昆明，却因年轻气盛酿下大错，两人获刑。进入补习班那一年，无意间在县城遇见其中一位出狱的同学。在烧烤摊上，喝着火辣辣的烧酒，许多想说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临了，同学拉着我的手说：“明全，你为人仗义，但我要告诉你，此后，做好你自己。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你无关。”说完，同学消失在浓厚的夜色里，独自留下我，伤感却实实在在地击伤我。这位同学，命运坎坷。父亲和母亲成家时，带了两个孩子来。这两位小哥哥自他出生后，对他一直就不怎么友好，让本不该承受太多负重的他，自小背负太多人世的冷暖。出狱当日，父亲火急火燎地去车站接他，中途突发脑出血，亡故在接儿子的路上。人生的悲苦莫过于此。另一件事是同宿舍的一位玩伴，迷恋网络游戏，旷课多日，最终被学校除名。老父亲赶来县城收拾行李时，站在宿舍，痛哭不止。我知道这位老父亲为何如此悲伤，我这同学成绩很好，正常发展，考上大学没问题，但网络游戏却中断了他美好的人生。

这两件事，似乎都与我无涉，却深深刺痛了我，让我深切地明白，人生的路不能走错。有些错，尤其对我们这些穷地方来的孩子，难以弥补。

农村孩子进城上学，一切都陌生而新鲜，老师们又缺乏必要的引导，打架、躲在城市角落的录像厅看情色片成为常态。高二时，我觉得再这样下去，可能还是得折回色格村种地。我当时想，要彻底走出色格，只有去学习绘画或走体育特长生，除此，我将和大学无缘。

高二时，结识了几位从省城里来的画家，他们留着飘逸长发，呼朋唤友地喝着大酒。我被他们放荡不羁的生活吸引，遂在同学的带领下，到沾益一中，跟随刘昆明老师学习绘画。学了两年，但专业课考试却出了差错，得知成绩后，我没有参加当年的文化课高考，直接羞愧地回家了。太想成功的人，往往夭折在走向成功的路上。那种失败，就自然地生出了绝望。虽然后来我上大学的专业是绘画，但一毕业后就全丢了。现在，很多朋友都鼓励我将丢弃的绘画捡起来，但我始终没有再拾起画笔。现在想来，当初学绘画，就如一场包办婚姻，彼此终究没有接纳对方，放弃，乃是重生之必须。

最终，无奈进了高考补习班。艺考很顺利，文化课考试也很顺利。第一志愿报在了云南大学，按照往年录取的惯例，是可以稳稳地上云大了。整个八月，我每日都焦虑地等待录取通知书，本科批次录取完了，我依然没收到录取通知书。开始从充满希望，到焦虑，再到烦躁。天意弄人，高考专业分、文化分远远超出本科线的我，最终落到一所很差劲的州市地方院校，巨大的失落几乎将我摧毁。打开录取通知书，一点喜悦之情都没有。有的，是更大的失落。高考的失败，以及最终走进一所地方高校所产生的失败感，至今仍阴魂不散。

命运的起伏不定，令我从不敢妄自轻浮，也从不寄希望命运的格外垂青。在沾益的时光还带着少年的懵懂、冲动与脆弱，但彼时，已经明白人生给予一个普通孩子的选择，却如此稀少且转瞬即逝。幸好那个时候的自己在芜杂的成长中始终记得前进的方向，幸好童年的底层生活给予我不轻易放弃的蛮荒力量，在命运的挫折面前，我明白了现实往往逾越常规。学会了忍耐与坚持，在日后的学术之路上，我愿意坚韧地探索一些学术问题，愿意花费巨大的时间成本去做一些我以为值得的事，应该得益于此。

三、在大理

2002年入秋之际，一个人拖着行李箱，从沾益出发到昆明，从昆明坐大巴到大理，无悲无喜地走进了大理大学。

大理，一块梦幻之地，但对一个带着伤悲无奈而奔赴此地的人，失落覆盖了它的美。直到今天，当我看到对这块土地的赞美之文时，心都还隐隐作痛。

大学生活，被成功者过度美化而幻化出迷人的光环。然而我的大学生活却没有任何美好可言。对于云南一所地方院校，那种普遍的迷失，那种没有方向的下坠感，充斥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谈恋爱、喝酒、通宵打网络游戏等等，几乎成了承载着青春期学子们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