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舅

老舅走了，留给我们一堆谜，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一言难尽。在我老家约定俗成的称谓中，“老”也是“小”，老舅是我的小舅。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姥姥的家在洪集老街的中心位置，坐东朝西，最南边是两间高大的房屋，这两间房屋好像没有派上实际用处，权当门楼和杂物间，估计盖这两间房子是准备用作店面的，后来“割资本主义尾巴”，取缔私人生意，这两间大房子才被当成过道。但这两间房子，也暗示我们，姥姥家过去是比较富裕的，因为姥爷做生意。穿过两间大房子再往北，是一个玲珑小院，院子里有一个砖砌的花台，种植有月季和芍药等花卉。姥姥家的堂屋是坐东朝西的，堂屋往北，要穿过一间房子，小时候我和老姨家的两个男孩儿任家杰、任家明，都在这间房子住过。常常是夏天，我们几个孩子玩儿疯了，不回自己的家，都挤在姥姥家这间过道似的房子里，躺在一张竹席床上讲故事。姥姥把这间房屋命名为“狗窝”——老家有句俗话，外孙是姥娘家的狗，前门撵，后门走。从“狗窝”再往北，有一个神秘的房间，仅有朝北的一个木格小窗户，窗前有一棵樱桃树，那便是老舅的卧室，里面有几个装书和装衣服的箱子。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老舅的房间还有无线电零件，以及其他一些象征着科技文明的稀罕物件。

以后我听说一件事情，好像是“文革”之初，正在叶集中学读书的老舅在学校背了个“三家村”的名义——成员有许景环（罪状是“地主成分”）、朱德林（罪状是“好讲话”）、我老舅胡纯声（罪状是“不讲话”）。这个“三家村”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后果，那时候不清楚，记得听父母议论过，反正不是什么好事。年纪稍微大一点儿才知道当时北京有个“三家村”，因广播电台节目《三家村夜话》得名，成员是邓拓、吴晗、廖沫沙。老舅有幸成为当地小镇的“三家村”成员，让我们小辈既感到惶恐，又感到神秘。

学校“停课闹革命”，老舅等中学生无所事事，在老街经常三五成群，喝茶（估计是水）聊天。大约郁郁不得志，有段时间，老舅极其寡言少语，真的到了惜话如金的地步，连吃饭都要姥姥反复催促，上了桌子一言不发，吃完饭放下饭碗就走，回到他的斗室，读书或者拉二胡，以至于我的姥姥和姥爷担忧老舅得了某种精神病。

老舅当然没有精神病，他之所以少言寡语，是因为他感觉无聊，无话可说。年轻时的老舅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也很清高，他关心的都是国家大事，还有招生招工的消息，不屑于议论家长里短。后来他下放了（城镇户口转为农业户口，就地成为农民），在洪集老街西边的金银生产队开碾米机，在震耳欲聋的环境中工作了两年。

老舅很敬业，也很钻研，学到一些电工和机械知识，偶尔会跟我们讲讲。两年后，老舅被招工到龙潭粮站，成了一名恢复城镇户口的工人，凭借他的聪明才智，加上他踏实勤奋的努力，很快就转干当上分站站长，不久又升任扈胡区站站长。记得那期间他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古镇春色》，讲述扈胡小镇的发展历史，文笔优美，故事生动，在六安地区广播电台播出后，让正在读初中的我为之产生很多幻想。那以后，老舅过了几年顺风顺水的日子，还同漂亮的公社副书记、上海知青郝玉兰谈了恋爱，自尊心和信心都得到了满足，话也渐渐多了起来，工作上更是大显身手，没过几年，就调到县里当了粮食局的副局长。

老舅年轻的时候，不仅高大帅气，才华横溢，而且沉稳持重，是我们兄弟姐妹心目中的偶像。我的父亲，是我姥姥家第二代人中最早从政的，他曾经预言我老舅在政治上很有前途。但是老舅后来遇到挫折，最后只当上县总工会主席，是我父亲始料不及的。事实上老舅确实有很大的抱负，他的目标至少是县委书记，给他一个支点，他就能把事情做得非常漂亮，对此我并不怀疑。怀才不遇，高远的理想同现实际遇的差距，是老舅性格变化的第一个重要原因。生长在耕读家庭，自幼受过传统教育，非常重视道德修养，也有兼济天下的情怀，但是现实环境的道德滑坡，使他不得不经常委曲求全。独善其身的为人准则和向世俗屈服的行为方式之间的冲突，是老舅性格变化的第二个原因。如果说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家庭生活遭遇了，他曾经有一个小女儿不幸夭折，可能是导致老舅性格陡变的最重要的原因。

判断老舅的人格，应该全程分析。老舅的前半生，虽然几起几落，但总体是积极向上的。老舅争强好胜，工作能力也强，富有牺牲和奉献精神，乐善好施，热情助人，是胡家（我娘舅姓氏）的顶梁柱。姥姥和姥爷生命的最后岁月，主要是老舅和郝姨（老舅妈）照顾的。老舅的后半生，因为上述三个原因，导致精神扭曲，做了一些反常的事情，那已经是病态了。但是他即便病入膏肓，依然关注他人，帮助别人，可见血液里永远流淌着善。

回顾老舅的一生，是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固然是个人性格所致，但确实也有时代的因素。我就个人所知谈谈我对老舅的印象。

老舅比我大十一岁，他属鼠，我属猪。小时候我经常趁他外出，潜入他的斗室，翻箱倒柜。老舅的箱子，除了几件衣服，还有一些书，特别是两摞连环画，成为我多次潜入他斗室的诱因。因为姥爷和大舅都是公职人员，姥姥家的经济条件相对好一些，老舅的书里偶尔还夹着一些小面额钞票，往往成了我偷书之外的不义之财。说来有趣，不知道是因为老舅有限的藏书开启了我的文学梦，还是书中自有人民币的事实刺激了我的阅读欲望，反正在那个时期，老舅的斗室成了我的天堂。

老舅后来走了仕途，当了县粮食局副局长，成了以我姥姥为中心的全家（我家、姨家、两个舅舅家共同组成的洪集胡家）晚辈的共同楷模，我们均为老舅而自豪，并因为有这样的老舅，腰杆子都硬了许多。但是不久，老舅遭遇他人生的一次重大挫折——局长退休，他摩拳擦掌地准备接任，施政纲领都准备好了，可是新任局长却不是他，而是他的下级。老舅在我父亲和大舅、姨父面前大发雷霆，认为无论是工作能力、文化程度，还是人品，那个人都不能和他相比。我父亲安慰他说，某某当了局长，自然有他的道理，不能说这个局长就一定要由你来当，别人当未必就是一塌糊涂，不妨平静下来，支持新局长工作，等待进步。老舅一声冷笑：“让我受他领导，不可能！他凭什么领导我！”

老舅的下坡路，大概就是从这以后开始的。碍于我父亲和他新局长是故交的关系，老舅面子上过得去，新局长也很尊重他，这才相安无事，一起克制地工作了好几年。但是老舅最后还是调离了粮食局，据说，原因是老舅和另一个副局长在好几个场合公开骂了县领导，说他们一群半大橛子（小伙子）坐在主席台上不架相（撑不起台面）——这句话我也听老舅说过。后来老舅平调到县总工会当了副主席，另一个副局长下场更惨，下调到一个局里当工会副主席。

能够想象得出来，老舅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可能终于明白了胳膊拧不过大腿的道理。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文学创作上小有名气，在家乡有一些朋友。不知道老舅内心是怎么想的，反正他是屈尊了，给我打电话，让我找县领导说话，早点儿把“副”字去掉。不久，县里一位主要领导到北京，见面后我先是给他看了老舅过去写的文章，再介绍他的人品和工作业绩，再讲群众对他的反映。那位县领导有些困惑地说，这么好的干部，还是个才子，应该重用啊，他是谁啊？我说是我老舅胡纯声。这位领导没有马上表态，脸色凝重地说，这个同志啊，县领导对他看法都不太好，听说很傲慢。我说，老舅个性是强一点儿，但是工作很扎实，在群众中口碑很好，可以再考察一下。过了一些日子，这位领导给我打电话说，确实就是你讲得那样，胡纯声同志是一条汉子，工作能力很强，群众对他的反映还不错。但是也有毛病，还很致命，恃才傲物，经常骂县领导。要跟他讲，以后夹起尾巴做人，不要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更不要动不动就指手画脚。

我连连承诺。可是，这些话我怎么跟老舅讲啊，那不是找挨骂吗？就在老舅扶正当了县总工会主席之后，我和表弟任家杰还是经常同老舅发生争执，我们由老舅的跟屁虫变成对老舅敬而远之，还不时遭到他的讥讽。记得有一次我探亲回去，朋友请我一家到水门塘餐厅吃饭，被老舅撞见了，对我父亲哼了一声说，什么样子，前呼后拥，耀武扬威，有多大能耐啊？

有一次回家乡，老舅跟我说起他出差的故事，在南方开放城市，一位县领导在某种商品面前流连忘返，工会一名干事私下给老舅建议，给这位县领导买一件礼物，被老舅断然拒绝。老舅说，工会的钱是老百姓的血汗，凭什么给县领导买保健药？如果是他的意思，让他直接跟我说。我对老舅说，低头上山，昂头下山，不拿公家钱送礼是对的，但是没有必要把话说得那么冲。老舅听了我的话，勃然大怒道，混账，你们这些人都是一丘之貉，你早晚要栽跟头。

老舅骂我的时候，我已经四十多岁了，师级干部，可是在老舅的眼里，我不仅还是一个半大橛子，而且成了潜在的罪犯。我遇到这样的情况忍忍也就过去了，可是我的两个表弟却难受了，他们都和老舅在一个县里工作，在老舅怨天尤人的岁月里，他们先后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和镇长，老舅在当地经常讥讽各级领导，给他们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不仅如此，他们还要经常性地为老舅擦屁股，譬如老舅同某人发生冲突，他们就要及时地去赔不是，甚至还要为老舅的失误买单。

几年后我才慢慢地悟出来，老舅确实恃才傲物，因为怀才不遇，牢骚满腹，看什么都不顺眼。或许，连老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对我们这些晚辈诸多看不惯，其实还隐含着一丝嫉妒，他那么一个才华横溢、刚正不阿的人，过去一直是我们的楷模，突然之间，我们长大了，工作了，从业绩到影响力都不比他差，他甚至还要向我们这些晚辈求助了，这是他极不愿意接受的，勉强在表面上接受了，内心也是十分排斥的。甚至可以认为，我们每帮老舅一次忙，都会在他心里积累一分怨气。

老舅的晚年是扭曲的，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他已经被时代甩出了正常生活的轨道，他的思维还停留在他血气方刚的年代，他因为过于自负而成了一个让人敬而远之的人。

十多年前，老舅退休了，可是他仍然退而不休，自告奋勇地承担起亲朋好友的维权顾问，他接过了我大舅胡效坤替天行道的柄杖，帮助人找工作、申请低保、申请救济、报销药费、解决土地纠纷……值得一提的是，老舅虽然习惯性地“抗上”，但是对于地位比他低、条件比他差的弱势群体，基本上有求必应，基本上两肋插刀，还基本上不顾后果。而为他的一些盲目仗义行为付出代价的，主要是我的两个表弟和我的母亲、我的姨妈，当然也包括我。记得有年探亲回去，带母亲到医院看病，老舅知道了，带领一帮穷亲戚，其中有两个长辈病号，找到我母亲住院的病房，我只好自掏腰包，代表老舅散发扶贫资金，当然，数量有限。

2018年深秋，老舅因患脑出血住进上海同济医院，我姥姥和姥爷麾下的第三代几十人赶到上海为老舅送行，望着插满管子的老舅的脸，望着他千呼万唤紧闭的双眼，不禁悲从中来。老舅，到这年年底他才满七十周岁，他刚刚从西藏回来，刚刚买了一双运动鞋，他病发的当天还跟我的小妹说他要去美国，他有那么多的事情没有做完，他有那么多的困惑没有解开，他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他还有一本记录我们几家第二代、第三代所有人出生年月、工作状况、性格特征的笔记本，那是他曾经和我约定要写写《亲情分析》的第一手素材，他这么撒手走了，这个作品我还写吗？

葬礼办完了，在老舅的家里，我们第三代兄弟姐妹九个人相对而坐，默默无语。后来小妹一声哀号，我的爸爸，他是个什么人啊？我说，你的爸爸是一个好人，是一个虽然有缺点，也做过一些不太好的事情，但仍然可以定性为好人的普通人。

原载《安徽散文》2023年秋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