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轮车夫

一

1999年夏至日中午，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这座小山城，一丝风也没有。街道两旁的树木耷拉着惺忪的叶子，有气无力地伸展着。县电影院前，两只小青蛙相互依偎着紧靠在一处低洼的小水坑里，好像也快支撑不住了。

这样的天气，光景稍好的人家都会待在家里吹空调，即使有再大的事，也是不愿出门的。不过，即使天气再怎么恶劣，总有一些人为了生计仍在忙碌着。

只见不远处一辆红色三轮车正“嘟嘟嘟”地开过来，当它驶到电影院门前一处水果摊儿时，“嘎”的一声停了下来。车上坐着一个约莫十五六岁的小伙子，正笑嘻嘻地望着水果摊儿，乌黑的头发、消瘦的脸庞、深邃的眼睛透露出一股冷峻的帅气。

他麻利地拔掉车钥匙，一个轻灵的跨步就下了车。他用手随意撸了撸头发，径直走到水果摊儿边，不由分说地拿起一片西瓜，恶狠狠地啃起来。他一连吃了五片，估计真是渴坏了。

在他一旁，卖水果的阿姨正心疼地望着他，一句话也没说，还递给他一瓶自己灌装的白开水，问道：“要不要喝点儿？”

“不要了，吃西瓜饱完了。”

“妈，这个西瓜好像有点儿坏了啵！”

“是啊，天气太热了，又没几个人买咧！”

“那还是少剖点儿，免得坏了。”

“你吃完那几片，暂时不剖，等晚些时候再开个新的。”

“最好是这样，要不然又亏本了。现在西瓜要来一斤三毛五，卖出去一斤五毛，去除成本、折耗和烂掉的，不亏本就好喽。”小伙子一边说一边精明地计算着。

这时，他母亲递过来一张小凳子，他接过并立即坐下来，然后双手伸进一只装有半桶水的小水桶里洗了洗，溅起的水花凝聚成一股小小的水流，一直流到两只小青蛙的栖居处。小青蛙“呱”地叫了一声，好像是在表达感谢之意。

这个帅气的小伙子是我哥。这一年他才十五岁，正值求学的黄金年龄，因为家境贫寒，成绩很好的他不得不辍学回家。这一年，我在巴马县二中念初一，弟弟在坡月小学念五年级。我作为那届村里唯一考上县城中学的学生，也差点儿因为家庭贫困留在坡月初中。

这辆三轮车有九成新吧，红色，正三轮，车身较长。哥哥清瘦的身躯坐在驾驶位上，显得很弱小。母亲和我说，我们来县城开三轮车了，以后你来找我们，可以加点儿菜、吃点儿肉。想到能吃肉，我心里可高兴了，但对于“来县城开车”这句话一点儿概念都没有。我不禁纳闷，家里的地不种了吗？牛、马、猪不喂了吗？

母亲说，他们常年外出打零工，赚不了几个钱，又没办法照顾家里，听人说开三轮车能挣到些钱，才下决心和亲戚朋友借钱买了这辆车，当然也是考虑哥哥不念书了，总得谋生。于是.就让父亲暂时在家劳动，管好家，哥哥开三轮车，母亲帮忙煮饭。

二

来县城营生，住是最大的问题。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看见那个所谓的“家”的情景。

那是星期六下午，按照母亲上次交代的，放学后我就往校门外寻哥哥的三轮车。校门口很小，人多、车多，人的呼叫声、车的嘀嘀声相互交杂，拥挤而混乱。我找了好一会儿才看见哥哥。他把车停在一百五十米开外的大榕树下，正朝着我笑哩！

看到哥哥的车，我迅速跑过去，很放松地呼了一口气，然后一个跨步上了车。

风冷飕飕地吹进车厢，我双手插进口袋，双脚并拢，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的道路和哥哥的背影。他才十五岁啊，却不能像我一样舒舒服服地坐在教室里学习，他那么瘦小，能扛得起生活的重担吗？想到这里，我不由得鼻子一酸。

这是我第三次坐三轮车，仍然很不习惯。因为走惯了这段路，总感觉坐车是一种奢侈。长长的陡坡，两边是整齐的树木和抽穗的稻子，疾驰的三轮车把它们甩得很远。不一会儿工夫，就到达礼堂坡菜市场。哥哥说，车过不去了，得走路。

哥哥停好车后，就在前面带路。路边有一棵大树，枝繁叶茂，树底下摆放着碗、筷子、杯子以及残剩的白烛，我心里莫名地咯噔了一下。巷子很窄，房子破旧而密集，黑漆漆的。哥哥走得很自然，样子十分轻松，我紧跟在他后面，都不敢大口喘气。

连续拐过几个弯后，哥哥指着远处一处矮小的瓦房说，那里就是了。我的第一印象是，天啊，这是一间怎样的房子啊！长约8米，宽约4米，黄色残败的土砖，破碎的瓦片，没有窗户，它孤零零地躺在一片菜地中间，两根孤独的电线伸到这里后戛然而止。这房子看上去像是一个柴房。

母亲在小棚子里煮饭，柴火煮的饭菜很香，我连着吃了三大碗。在学校，我每天就吃两顿饭，每次都是蒸满满一大盒饭，然后买最便宜的两毛钱青菜就着吃。现在回到家，有这么好的菜，我哪里肯放过。吃过饭后，我们拉着家常，谋划着将来。母亲说，想摆个水果摊儿，补贴家用。

时间不觉间已到十点。我得回学校了。哥哥去拿手电筒。不巧的是，电池软绵绵的，没电了。我和哥哥肩并肩摸着黑，好不容易才走出了巷子，然后坐上三轮车赶回学校。

晚风凉得要命，感觉鼻子里空空的，没有一丝热气。路过电影院时，电影刚好散场。闪烁的霓虹灯映衬着“影视大楼”几个鎏金大字，远处隐隐传来卡拉OK的歌声。但这一切与我们无关。我急切关注的是，母亲的水果摊儿计划能否顺利推进，假如把摊子摆到电影院来，生意是不是会更好。

三

2000年元旦如期而至，世纪之交的人们脸上洋溢着别样的风采，是一种自信、期盼和渴望。三月，椿树已出芽苞，小草嫩绿如茵，燕子开始筑巢，麻雀叫个不停。春天已来，但山区的县城仍有几分寒意。

一天，哥哥走着来到母亲的水果摊儿前。母亲很奇怪，怎么不开车了？车子坏了吗？过了好一会儿，哥哥才吞吞吐吐地答道：“车被运管抓了。”母亲说：“运管？什么运管？哪个运管？”哥哥答不上来。看来运管是做什么的，母亲和哥哥都不懂。

母亲慌了。这辆三轮车是全家人的命根子，都指望着它吃饭呢。它一天不运作，就会影响全家人的日常生活。这下糟了，车被扣了，怎么办？找谁去？到哪里去要车？由于刚来县城才半年，运管局在哪里都不懂，更别说办各种各样的证件了。

母亲哪里还有心思摆摊儿？碰到这样的事，她心急如焚，连忙收拾箩筐，用扁担一挑，就往满公家奔去。母亲找到满公，跟他说了车被扣的事。满公说，你们的三轮车营运证是不是到期了？当初买车时，是不是忘记这个事了，估计要挨缴罚款，并重新办证。之后，满公又带着母亲和哥哥来到运管局。果然不出所料，除了需要缴纳二百元罚款外，还需三百多元重新办证。母亲和哥哥的钱加起来还不足百元，最后还是满公帮忙垫支的。

天阴沉沉的，雾气绕在山头，赶都赶不走。母亲坐在出租房的门口，看着白气蒸腾的马鞍山，心情糟糕透了。母亲和我说，车虽然要回来了，但是这笔罚款、办证费还要去凑，需要一定时间。还有，不懂你爸把家里的猪、牛、马卖出去了没有？如果处理清楚了，下半年也来县城一起住，到时看看是否把水果摊儿做大一些，或者是想办法借钱再买一辆三轮车。

母亲总是这样，每当我从学校回来，她总爱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母亲说得口渴了，就去箩筐里拿一个烂苹果来吃。母亲说，明天是圩日，又逢星期天，人多苹果肯定好卖些，你得空儿就来一起帮忙。

第二天醒来时，屋里就我一个人，母亲早就去卖苹果了，哥哥也出去开三轮车了。按照母亲的叮嘱，我沿着新建路往老车站方向走。快到车站的时候，我远远地就看见母亲了。她坐在一张小凳子上，面前两个箩筐，装满了小苹果，左边放着一杆秤。她静静地坐在那里，眼睛紧紧地盯着过往的行人，犹如一座雕像。

看见我过来，母亲突然很高兴地站起来，还将小凳子让给我坐。我说不累。母亲说，今早上已经卖出去十几斤苹果了，下午估计还会卖得更多。我站在旁边，一边观察，一边询问。苹果被擦拭得很干净，一个一个码得整整齐齐的，在阳光的反射之下，油光发亮。母亲说，这种小苹果，又甜又脆，一元一斤，很受欢迎。

正说话间，突然听到一阵惊恐的喊叫声，一些摊点儿纷纷收摊儿，有的挑着担子急匆匆地往巷子里跑。母亲说：“快，赶快，帮忙拿秤。”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脑瓜一下子就蒙了。母亲把箩筐一抖，原来堆得整整齐齐的苹果瞬间就垮塌了。她麻利地担起扁担，并叫我跟着她。我左手抓起秤，右手拿着小凳子，紧跟在她身后。

我们一直走到满公家的门前才停下来，满公很紧张地询问：“城管又来了吗？”母亲说：“好像是的。”我问母亲：“什么是城管？”“城管就是管理城市的人，没有他们城市会很乱。但是穷苦的人总要生存，摆个小摊儿常常被他们赶来赶去的，大家都很担心。城管总说到老市场去摆，可是那里每个摊位都有人了，在人家商铺前摆更是不得，所以能躲一阵算一阵了。”母亲苦笑道。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等外面稍微安静了一些，我们才继续摆摊儿。这次母亲没有到原先那个摊位去，而是直接在满公家门前摆，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以便迅速撤离。不过，一直到下午五点多，城管再也没有到这个片区来，苹果竟然全部卖光了，母亲还特意留了几个，说给我拿去学校吃。

六点左右，伴随着天空绚丽的晚霞，我们回到了出租屋。晚饭极其简单，一份烤鸭，一个青菜，烤鸭是哥哥买回来的，五元钱。每个周末，我们才吃一顿这样的大餐。饭后，母亲又唠唠叨叨地跟我说要好好读书，将来不要像他们那样劳碌奔波。

七点左右，哥哥开着三轮车，载着我，穿过迷蒙的夜色，慢慢地驶向了学校。晚风骤起，暖暖的。

四

2001年7月，我顺利完成了初中的学业。但遗憾的是，没能进入理想中的河池高中。来到母亲的水果摊儿前，我将巴马高中的录取通知书递给她。母亲很认真地看了很久，然后缓缓地说道：“努力过就行了。在巴马近点儿好，老人家不用那么担心。”母亲说完，拿着抹布，不停地擦拭已经发亮的苹果。

这时，母亲的水果摊儿已搬到了电影院门口。这一年，弟弟也上初中了，他在巴马镇中读。对于一个只靠开三轮车和卖点儿水果营生的家庭来说，我们两个人的学杂费、生活费，仍然死死地压着这个穷困的家庭。

母亲每天起早贪黑守着水果摊儿，无论烈日高照，还是倾盆大雨，或是狂风不止，这个摊子仿佛成了她的全部。这时，父亲已把老家的猪、牛、马全部卖掉了，忙完农活儿后，就来县城一起帮忙看摊子。一家人的生活，只能依靠三轮车和这个水果摊儿。

日子过得很艰难，但是充满着希望。母亲提议说，父亲才四十多岁，可以学车拿驾照。这一提议得到“全票通过”。不久后，父亲也成了一名三轮车夫。县城不大，街道也不多，但是父亲不知道路或者地名，搞得很尴尬。这样的情况持续几个月后，在不断的尴尬和努力中，父亲终于成了“老巴马”，每天的“营业收入”也开始增加。

高中毕业前一年，我们终于搬了家，住进了两室一厅的出租楼房。我以较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圆了继续求学的梦。2005年，哥哥不开三轮车了，去了广东一家纸品厂打工。父亲继续开着三轮车，每天按部就班地如同虔诚的教徒，努力地赚着每一元钱。后来，电影院不景气，人客稀少，母亲的水果摊儿也不摆了，她也去考了驾照，并又借钱买了一辆三轮车，成了一名三轮车“妇”。不过，每当农忙时节，他们都要回老家种地，家里的甘蔗长势喜人，如同这生活一般，越来越甜。

2022年9月，他们彻底告别了开三轮车的生活，这一年，父亲61岁，母亲5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