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红记

人的一生是与数字打交道的一生。有些数字总是与你难解难分，如“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十一”，如某年某月某日自己、父母、儿女的生日，如身高一米六几，如你高考的总分，如家庭电话、身份证、手机号码……

对我而言，有几个数字哪怕把我烧成灰也不会忘记。这几个数字是：“十九元四角七分”。用阿拉伯数字就是：19.47元。

这是几个平常的数字，但于我却绝不平常。

那是1971年的1月某日。

“分红啰！”不知谁说了一声。有人叫我到生产队出纳处领钱。“领钱！我还有钱领？”我半是高兴半是疑惑地来到出纳运海家。只见他家已是宾客盈门。有站的，有坐的，有的在吸烟，有的在聊天。他们是生产队里各家各户的劳力、家长，都是来领分红款的。他们“三百三”“四百二十五”“二百六十一”“一百二十”……地领了钱，装进腰包、口袋，脸上洋溢着笑，那是辛劳了一年的血汗的结晶，是一家人的祈盼、幸福所在啊！

“苟广！”（我的乳名），临到我了。出纳叫我在“19.47元”这一数字后面签上我的名字，然后将钱数给我。

接钱那一刻，我十分激动，有生以来，何曾拿过这么多钱？

走出门口，走在街巷，便觉天变得更高，大山变得更深邃，走路也有些飘飘然。不时遇到一些大人，他们有的问一声：“拿了分红啦？”

“拿啦！”我答。

“多少？”

“十九元四角七！”我十分快捷、欣喜甚至有点儿自豪地将这一串数字说给他们听。说得多了，这一串数字便深深嵌在脑海，即便用刀刮也刮不掉了。

一个尚在读小学的孤儿、五保户，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笔巨额（按那时物价而言）分红款呢？

上年春天的某日，生产队副队长唐子远（我们晚辈称他为“金叔老”）来到我家，对我说：“苟广，生产队决定，今年起，你农忙假劳动给你记工分。”

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记工分有多么重要。在被评为公社“学毛著”先进后的那几年，春耕与双夏农忙假我总是常去队里参加义务劳动，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的形象、精神激励着自己。那确实是一个讲奉献的年代啊！

记得第一年的工分给我记的每天（即一个工作日）是三分（后来是四分），成人男劳力是十分，若加一个早工二分每天应为十二分，妇女是八分或八分半，姑娘是九分或九分半。

其实，大人们的工分是评出来的，一般是每年评一次。记得某次“评工分会议”我亦参加了。

“×××！”队长读出一个名字，接着有人说：“十分。”这是一个壮劳力，大家没异议，一声“同意”，便算通过。

“×××！”队长又读出一个名字。“九分半。”这是村里的大姑娘，劳动的好手。其实九分半也委屈她了的。“没意见！”众人附和。又通过一个。

“×××！”队长又说出一个名字。这是兴礼的媳妇，从永和公社桂花大队嫁过来七八个月，已挺着个大肚子。原来是九分。冷场了一阵。忽然，××（一个老实直率的男子汉）冒出一句：“怕是要动一动了。”意思是“怀孕了，工分要降一降啦”。不料话刚落音，就被他老婆劈头盖脸一阵大骂：“你这个打靶鬼，关你×事呀……”骂他不该乱讲，伤失人情。

那几年，生产队每个工作日（即十分）分值每年均不同，六角五分、七角、七角五分。以六角五分计，我也有近三百个工分。第二年起，两个农忙假我都十分积极，甚至生产队开夜工也不落后，而工分与分红收入也逐年增加，到高中毕业前那年，年终分红已是一笔巨款了。因为，生产队分我的粮食等物资是不从分红款中扣除的。当然，平时我在外读书支付伙食费，购买各种物品也要向生产队借支，分红时扣除，到手也就几十元钱。但我已很满足，队里分的稻谷、杂粮（红薯、木薯、玉米），年节生产队分的猪肉（生产队养猪场养的猪）都不计我的钱，对我而言，这也是一种分红啊！记得当时每月分的稻谷40斤（大人50斤），加上杂粮，温饱无虞矣。

从那一年起，每当说起沙水冲、塘村七队的分红，我便想起“十九元四角七分”这个数字，心中便涌起一股热流，便想起生产队里那些可爱的父老乡亲。

责任编辑：黄艳秋、杨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