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有什么了不起

小说有个关键词，是真实。

小说家经常处理真实的问题，但有时候，我们对真实这个词稍微想一想，真实尤其是文学里的真实，写作状态下的真实，到底是指那种新闻性的真实，还是一种真实感？有的情况下你写的是个假事，但是人家就会觉得非常真。你写的是个真事，你写下来人家就觉得特别假。真实是个相对的概念，特别因地制宜的一个概念。我们需要好好考虑一下真实的问题。我们写作为的就是真实，你在文学里面追求的往往是一种真实的感觉。这个真实的感觉来自什么东西？你对世界、对生活的认识和读者对生活的认识是相契合的，那么读者就会觉得你真实。或者说你对世界的认识恰恰打动了读者，能让读者认同于你的认识。

有一些事情就是内容有意义，有时候你甚至觉得很荒诞不经，但我就是觉得是真的。比如《百年孤独》，《百年孤独》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他说的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在这个小说里边，你觉得他是真的。他所说的那个真实是有意义的。我们还有很多例子，卡夫卡《变形记》说一个人刚起来变成一个甲虫，这个事儿从生物学上讲，肯定不是真实的，但是你从意义上讲，它就是真实的。在卡夫卡生活的那个年代，人就是觉得自己有可能变成一虫子，那么这个东西就会一直打动人，就会觉得它是一个真实。

我特别喜欢美国的一个作家叫约瑟夫·海勒，他写了一个小说叫《第二十二条军规》。其实第二十二条军规完全就是一个悖论。如果你疯了，那你可以不去执行任务，而一个人声称自己可以不执行任务，他就肯定没疯。很荒诞，像个笑话一样。但是你看那个小说，你会觉得特别真实。在官僚体系里面就会有这样荒诞的事情，这种真实一定是感觉上的真实，或者道理上的真实，有的时候那种感觉上和道理上的真实比真正的真实要重要。

另一个关键词，就是复杂。

这个年头，小说如果简单了，我觉得很难写好。我不否认也有那种非常单纯、非常简单的小说，但这样的小说非常少，大部分小说越复杂越好。我所说的复杂不是那种情节上的复杂，不是说这个电视剧情节非常复杂，一会儿这个人是好人，一会儿那个人是好人，来回地反转，翻大饼似的翻来翻去，我觉得这种其实不复杂，翻来翻去很简单，情节上再怎么往下延展也并不复杂，本质上是一种简单。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有一种复杂说不明白，真正的复杂是一言难尽的东西。小说写的就是个一言难尽。好的小说说不清楚它到底里边是什么，说不清楚到底是他错了还是对了。这个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你说不清楚，这就是复杂。说一个例子，头些年拆迁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那时看稿子，一天到晚就收到拆迁的，反正就是惨，我们不是说这个问题不值得同情，但是从小说的角度来说它就简单，为什么呢？它里边的好坏清清楚楚，有时候就很简单了。

但有一个讲拆迁的小说非常好，小说情节写的是，一个农村的姑娘找一个城里的小伙子，跟他谈恋爱。城里小伙子急赤白脸地说咱俩赶紧结婚，结完婚就天天对她很不好，欺负虐待人家姑娘，怎么回事儿？因为这个城里的小伙子，他们家快要拆迁了，这个拆迁是要按人头算面积的。如果他们家只有三个人，他爸他妈和这小伙子，那么少分了好几十平米，这就是一个家庭参与拆迁，假如说小伙子结婚了，就是两个家庭参与拆迁，两个家庭比一个家庭要多分一倍的房子，所以他要赶紧结婚，其实他是骗婚的，他要赶紧找一个能够结婚的人去结婚，然后把房子骗到手。我们看到这儿，就觉得这个城里的小伙子太坏了。然后他就继续往下写，这个城里的小伙子本来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对象，两个人很合适，就是结不了婚。这个青梅竹马的对象把他给踹了，然后这个小伙子他妈就跟他说，你必须得找一个人结婚。为什么？这次拆迁是我们家唯一一次在这个城市里面翻身的机会，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我们一家人在这个城市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所以我求求你，找一个不喜欢的人你也得把婚结了。这个时候你觉得小伙子也挺可怜。那谁坏？他妈坏，他妈让小伙子骗人的。然后再写这老两口，小伙子他爸和他妈，他爸是个劳模，辛辛苦苦一辈子还下岗了，下岗还得了重病看不起，就想给孩子多留一点儿财产。而且他觉得我辛苦一辈子，应该有一套自己的比较大的房子，我应该获得，这是社会欠我的，我为什么不能多要一点儿？那你觉得他也很可怜，后来这个老头子死了，然后还秘不发丧，不能让政府知道，家里死了一个人，死了一个人就是再少分一点儿。到夏天都出味儿了，也要先把房本拿到手再发丧。那你就觉得这小伙子他爸他妈也挺可怜的。那到底谁坏了？那就是拆迁办的干部坏呗。然后小说里面还有一个情节，干部到他们家去做工作，这干部就说，大爷，你好歹还能在这个城市有一个家，我是农村孩子，我们家就出了我一个大学生，我工作已经几年了，我凭我现在的工资，假如我当不上领导，我在这个城市是永远没有家的。这个干部也很可怜，挺好的一个年轻干部。

那这件事情里面是谁错了？没有任何一个人错，任何一个人都可怜，这个就叫复杂。生活里的那种艰辛，那种心酸，全在这样一个故事里。我相信写散文，如果我们抓到这种生活里边的一言难尽、复杂的东西，也是一个好东西，像作家三毛的作品一样，写一个哑奴，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叫“阿拉伯塑料花”，就是人家给哑奴介绍一个对象，涂脂抹粉的，还没见面就让他寄钱，三毛就说，阿拉伯塑料花。但是这个哑奴明明知道自己被骗了，他还是会不停地给这女的寄钱，有时候你觉得他是傻。三毛刚开始觉得这个哑奴可能有点儿傻，但是后来看他未见得傻，可能他比谁都明白这个女的在骗他。但是哑奴需要一个家，他只要在寄钱，就有一个幻觉，认为自己有一个家。他实际上是要给自己买一个家。

这里边一言难尽，挺复杂的，让人唏嘘，这个散文描写的是一个撒哈拉里面的摩洛哥人，但是人性多是相通的，看着他就觉得可怜。

第三个我们要考虑的就是语言问题，我们语言有很多种，我们的文学语言，就是我们生活里交流的语言。其实就是方言和普通话。所以我们生活里面交流其实就两个维度。一个是方言，一个是普通话。咱们大多数中国人，考虑的这种写作维度，就是方言和普通话的区别。有的时候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不知不觉的，被语言所限定。

哲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说人的语言决定了人的思维。像我们中国人的思维经常比较跳跃，联想能力比较强。汉语是用名词和动词串联起来的语言，它不是一个介词和关联词的语言。有一些语言介词和关联词作用非常大。比如英语、法语，国际通行的法律文书要用法语。当然，世界上各个国家的语言，各有各的优点缺点。汉语比起西方语言就有一些优点，它能够简练地说出言外之意。比如汉语经常四个字就能说的东西，翻译成西方语言可能要翻译很长的一段。中篇小说在中国都是不能出一本书的，但是在西方，它可以出一本书，挺厚的。汉语的表意能力强，表意效率比较高，西方语言的表意效率确实不高，但人家的语言有人家的长处，它的逻辑性强。各有优缺点。这种语言上的特质，能够决定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决定了我们的写作方式。

我们现在都用汉语写。比如北方作家写东西就有一个特点，表形能力强，他说话的形象更强一点儿。因为北方方言和普通话更近，咱们国家用普通话来写作，当你本身的方言和普通话更近的时候，说话没卡壳，像自来水一样哗啦啦就出来了。但有一个缺点，有时候语言有点儿水，废话多，因为没有障碍，你在写下来的时候，是不经过深思熟虑的。越是方言和普通话接近的作家，他如果写东西不注意，他的废话就越多。

南方作家有一个劣势，他写作需要翻译。他先按照自己的方言去思维，再把这个方言写成普通话。他表形的能力没那么强，有时候他说话不如北方人那么生动，但你会发现他精练。因为语言在脑袋里面翻译的时候，他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他会把那些废话删掉，只留下有用的话。所以南方人有时候说话软绵绵的，但是南方作家的文字落在纸上，有时候就硬邦邦，没有废话。双方的语言各有优缺。我们要善于利用，要注意到我们语言带来的障碍。北方的作家更要注意，别水，要简洁。我们的语言在形成文学语言的时候，本身就比人家少了一道，所以我们要自己加上这一道坎，南方作家除了翻译之外，还要增强自己的形象能力。我们需要考虑到语言的重要性，其实散文比小说而言更像个语言艺术。小说有时候题材好，语言好不好不重要，或者它是一个人物塑造的艺术，人物塑造精确，语言好不好问题不大。但是，散文更多需要用语言，散文家语言不行，就真不行。

一个是真实的问题，一个是复杂的问题，一个是语言的问题，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写小说的需要注意，写散文的也需要注意。

（本文系作者2024年3月9日下午在“2023年度中国散文年会”上的即兴演讲，标题为编者所拟，张一帆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