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死

一

母亲的病是医不好的了，她执意要出院，拒绝所有的医疗，她说这是治不好的病，与其在这里受罪，不如回去养着。大姐、二姐互相看看，谁也不说话，她们看着我，我也不说话，病房里面一片沉寂。她们知道，这是一个难以作出的决定，父亲死后，母亲就一直跟着大姐生活，她是长女，但她下面还有我这个兄弟。在小城，重男轻女是很严重的，她们希望我这个唯一的男孩儿率先表个态，可我虽然已有二十来岁了，但还没结婚，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姐姐们说了算。

母亲说你们不要为难，这事是我决定的，你们是怕人家说你们不孝顺，医也不医就把老人接出去了，怕人家说你们怕出钱，怕人家说你们怕拖累。这事你们就不要犹豫了，这事跟你们无关，你们不接我回去，我爬也要自己爬回去。大姐望望二姐，二姐仍然不讲话，她们又一齐望我，我也不讲话。这是大事，母亲已经病入膏肓，她患的是肺癌，大城市的医院都医不好，更何况我们这偏远的小县城。她脸色苍白，眼眶深陷，骨瘦如柴，疼痛使她一夜一夜地叫唤，她是坚强的。她剿过匪，受过伤，腿骨打了露出来也没哼过，现在她却控制不住自己，她跟我们说话时是这些天她最清醒的时候，疼痛似乎暂时减缓了点儿，脸色还有些泛红。她在小县城也算是级别高的干部，做到县政协副主席。县医院有个干部病房，在医院的东北角，干部病房只是一栋两层的小楼，门前有几棵大树，有个小花园，条件算是好的了。

大姐使了个眼色，我们心领神会，一个一个悄悄走出病房。在走廊里，大姐说，话你们都听到了，说说意见吧。二姐沉吟一会儿说，你的意见呢？大姐说，我问你们呢，你们讲了我再综合综合。二姐问我，你说说看。二姐把球踢给我，我知道她们都怕担责，母亲的病是明摆着的，出去肯定死在家里，院里没下出院通知，也不晓得是啥原因，医院其实知道母亲是不行的了，我曾听见两个小护士在走道上嘀咕，说十三床怕是没得两天了。可是医生就是不准出院，母亲在县里也算是级别高的干部，她又赶上了1950 年前参加革命，我们这里是1950 年解放的，这个时段算是离休干部，医疗费是全报销的。

我说母亲是离休老干部，这事恐怕得问一下有关部门。大姐说这不是白说吗？组织部、老干局甚至县委，哪个会答复你，他们肯定说这事得听医院的。算了吧，这事还是我们自己决定，你们一个二个都小心翼翼地，说到底就是怕担责任。我先说我的意见，妈妈执意要出院，我看就从了她吧，我们这里的规矩都是要死在家里，谁愿意死在医院呢？别看她是老干部，她其实也是个普通妇女。大姐发了话，二姐和我立即表了态，这事就定下来了。

二

回到家的第二天，把母亲安置好，商讨了轮流照顾母亲的事，谁知母亲又提出一个新要求，这个要求比出院的事更让我们为难，她说你们送我到酒米乡你大舅家去吧，我要在那里等死。大姐立即不高兴起来，说你也太能折腾了，才出院回家，你又要去乡下，这是啥意思？人家说要死也死在家里，你倒好，要跑到别人家等死。二姐对这事不再容忍，她说我们对你哪点不好？不管你了吗？三个月了，我们三姐弟轮流服侍你，白天晚上没离开床前，为你端屎倒尿，为你端茶喂饭，累了趴在床边睡一下，我都瘦了二十斤，你还要咋办？小弟一个大小伙子，不是也守在你身边，片刻也没落下，他的女朋友遭不住这种折腾，离他而去了，你还要怎么着？母亲没有说话，她一脸惭愧，说是我拖累你们了，谁叫我得了这种病？老天爷应该早点儿收我去，我是做了多少不该做的事。这是最后一次麻烦你们了，你们答应我吧，我求求你们了。看着母亲可怜而又乞求的执拗眼神，大姐毫无商量地说不行，这是我们三姐弟一致的决定，你必须执行。我们知道母亲作为一个年轻时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她一生都是在执行当中过来的，她奉行的是，对组织的要求必须坚决执行，不能讨价还价，有意见有看法也必须坚决执行。母亲的脸僵了一下，本能地意识到执行的必要性，可是，也就一会儿，她说你们不是组织，我不听，这次你们无论如何让我做一次主。

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大姐又向我们使了一个眼色，我们心领神会，一会儿大家悄悄摸出来，大姐掩上母亲的房门，让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她压低声音说妈妈最听组织的，没有办法，只有去一趟组织部。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谁去？二姐仍然是低头不讲话，大姐说老二，啥事你都不表态，都没自己的主见。二姐说上面有你，下面有弟弟，你们做主。这事还是小弟去吧，他在县委上班，找领导容易些。我知道二姐的小心眼儿，我们是没经过医院同意把母亲接回来的，领导知道肯定要被批评。我说行吧，我去。大姐说对，小弟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子汉，多担待些。

上班时，我找到了组织部的秦部长，秦部长说，小江，找我有事？你妈妈的病咋样？好些了吗？秦部长是母亲的老战友，老朋友，一直叫母亲刘大姐。我说，部长，你批评我吧，我们把她接回家了。秦部长一脸不高兴，说你们呀，咋这么不懂事呢？你妈是老革命，是老干部，凡事都要听组织的，医院同意了吗？组织上知道了吗？你们这些年轻人，一点儿也没有组织意识，擅自就将人接回去了，出了事谁负责？秦部长从来没对我这么严厉过，我是他看着长大的孩子，和他女儿小耘是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每次到他家，他都和颜悦色，总要找些糖果塞给我。

秦部长说，你找我就说这事？算了，出也出来了，我和老干局苏局长说去看你妈妈，没事你走吧，我还要下乡。说着起身拿包，我说还有事呢，秦伯伯，请你尽快到我家一趟。我把母亲的事跟秦部长说了，秦部长沉吟一会儿说，这是你们的意思，还是刘大姐的意思？我说我们咋可能做这种选择！她闹着要出来，我们也只能将就她，这也罢了，她又闹这一出，这咋行？将她送到乡下去，叫我们咋个做人？秦部长说，这刘大姐，老了老了，咋这样执拗呢？她原来可不是这样，组织上咋安排她咋做，从来都是坚决执行。她住院虽然是个人的事，但治疗和出院都要听组织的，这不仅是待遇，还是纪律。我大姐也说她必须服从我们的决定，但她就是不听。秦部长说，你们是组织吗？你妈只听组织的，这点我清楚。我要的正是这句话。我说，请部长代表组织去找她谈话，只有组织和你的话才起作用。秦部长笑笑说，就是嘛。

当天下午秦部长和老干局的苏局长就来我家了，当然，他们也是带了大包小包的礼品来的，一进门，秦部长直奔床前，说，大姐，你的病怎样了？都怪我，一天瞎忙，也没经常来看你。母亲挣扎着要起来，秦部长忙帮她扶了躺下。母亲说，不是才看过没多久吗？你们这样忙，就不要为我耽搁时间了。秦部长说，再忙也要来，你是我们县的老革命了。大姐，我今天要来批评你了，听说是你执意要出院的，没经过医院同意，也没请示组织，这不可行呀，你是老领导了，咋能这样呢？母亲有些赧颜，说，这是我的主意，我知道自己活不长了，不想死在医院。秦部长说，罢了罢了，我知道这是老风俗，你出也出来了，就在家里安心疗养吧，不要再固执你的想法了。秦部长先发制人，想让母亲不提下乡的想法。母亲说，你都晓得了，肯定是他们去找过你了。也好，你是代表组织的，我向组织提个我一生从来没有提过，也是最后一次的请求，我想到乡下去等死。秦部长说，这是啥话，在家不好吗？儿女都在眼前，哪有到乡下去……再说，我们还要随时来看你，了解你的情况。母亲说，我一生没向组织提过什么要求，也从没违背过组织的意愿，什么都是无条件执行，我是快死的人了，你就随了我吧。母亲乞怜而又执拗地望着秦部长。秦部长说，春琴同志（脸色严肃起来），你是老同志，老干部，你不能到乡下去……这事对你的子女影响不好，对组织影响也不好……母亲有些急了，挣扎着要坐起来。秦部长扶着她，说，躺下，躺下，你什么也不要说了，这是组织的决定。出乎秦部长和我们的意料，母亲惶惶而又艰难地说，秦部长，我服从了一生，这次我不服从，我都要死了，我必须服从自己一次。说完母亲闭上眼睛再也不讲话。秦部长愣了一下，又开始不断地劝说，不管怎么说，母亲不讲一句话，不睁开眼睛。

三

酒米乡是母亲的出生地，她在这里出生，在这里读完小学，又到城里读中学。在学校里，她受到了作为地下党的语文老师的影响，阅读了许多进步书籍，参加了进步活动，大军进城时，她和同学们一起迎接大军进城，成为积极分子。之后，成为军政干部学校的学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她被分配到她的家乡酒米乡参加土改。酒米乡乡镇府在一个狭长的坝子里，周围全是山，纵横上百里，这里山多林密、地形复杂、群山纵横、沟壑深邃，山区群众生活极度贫困，土匪成患。母亲家在酒米乡的乡场上，薄有田产，她父亲做点儿小生意，尚没有能力供她读完初中。母亲回到村，来不及回家看一眼，就跟随工作队直接到山区去了，由于她出色的工作能力，又有参加学生运动的组织能力，被任命为土改工作队的一名分队长。到了山区，他们立即开展活动，住在农民家中，山区农民的贫困是难以想象的，她住的那户农民家，一间破草房，屋里黑黢黢的，啥家具都没有，只有几个歪向一边的烂草墩，一张烂桌子，墙角是个火塘，几块石头支着做饭吃。她住在楼上，楼上不是木板铺的，是用细竹枝搭的，走在上面咯吱咯吱响，没有床，铺些茅草人钻进去就睡。她虽然出生在农村，但这种景象也超过了她的想象。

好在她是带了被褥的，将被褥铺在茅草堆上，走了一天的山路实在太累了。倒下就睡，谁知一会儿她就被虱子咬得睡不着了，不知有多少虱子叮在她身上，全身到处都痒，手一抓就抓到几个胖嘟嘟的虱子，她两只手同时抓，抓了这里那里咬，抓了那里这里咬，咬得她心烦意乱鬼火冒，她使劲儿抓，抓得一身是疤痕，好些地方甚至抓出血，她再也睡不着，只得起身摸黑爬下楼来，好在山区的火塘是昼夜不熄的，为了保持火种，每户人家的火塘里都有一个硕大的树根，要用火时，扒一扒柴灰，一吹，火就燃了。刚燃着火，就听到门外有急促的敲门声，她警觉地问谁？你是什么人？门外传来一个姑娘带着哭腔的声音说，刘姐，是我，小芳。认准声音，是工作队的赵芳。小芳说，我被咬得实在睡不着，起来，看见你门缝儿有光，就过来了。赵芳是参加工作队的学生，年龄小，没有吃过苦，虽然集训时也讲了山区的艰苦，但她完全没想到是这样的。

睡不着，她们索性就不睡，母亲问她睡觉时你是不是把衣服脱了捋起来吊在房梁上的？她是捋起来的，要不然衣服也没法穿了。下乡时老队员们教了她们一招儿，必须把衣服在睡觉时捋成一束吊在房梁上，否则第二天所有衣服爬满虱子，捉都捉不尽的。母亲说，小芳，条件这样艰苦，你后悔吗？赵芳说，不后悔，姐，我憎恨剥削阶级，憎恨万恶的旧社会，我向往光明，想在土改中好好锻炼，成为一名进步青年。母亲说，你要有思想准备，土改工作不光艰苦，而且危险。这里盘踞着几股土匪，前段时间大军来剿过匪，虽然消灭了土匪的主力，但这里山高林密，还是跑了不少土匪，我们处处要小心，防止土匪的袭击。赵芳说，姐，咋个不给我们发枪呢？我好想有一条枪，遇到土匪，也可以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母亲说，现在枪支少，我们是女同志，又没经过训练，上面为了保护我们，还派了两个武装干事来保护我们。正说着，门外响起了几声枪响，紧接着有急促的脚步声从村里跑过，有人喊各位队员不准出门，各自待在屋里。村外接着又响起了一阵枪声，枪声越来越远，直到消失。

第二天清早，工作队员集中在村里一间空房里开会，队长说，大家听到晚上的枪声了吧，昨晚有几个土匪来偷袭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来搞土改不甘心，就来骚扰我们，幸亏被我们值班的同志发现了，将他们打跑了。离这里十几里的骡马寨最高的那座山上，是大土匪独眼龙的老巢，他是这里的大土匪、大地主、大恶霸，这人残忍狡诈，杀人如麻，前段时间大军将他的主力歼灭了。但还是有几十人跑了，他们盘踞在骡马山上，那里有个巨大的山洞，山洞在悬崖绝壁上，易守难攻，部队一时还没有能力攻下他，他们守在洞里，藏的粮食是有限的，估计会下乡抢粮食，所以我们必须格外小心。

经过研究，工作队决定把所有队员集中起来住在一起，村头有座三层高的石头碉堡，这就是大土匪、大地主独眼龙修的，他和土匪占据了骡马寨后就废弃了。工作队把女队员分在碉堡的三楼，男队员住一楼。碉堡是石头砌的，两尺多厚，很坚固，每层都有枪口，大门有两寸厚，易守难攻。母亲和女队员负责收拾卫生，里面的灰尘有寸把厚，还有不少石块、瓦砾、腐烂的猫、僵硬的蛇，小芳吓得尖叫，但她们觉得新鲜，她们很兴奋从来没住过碉堡，想象着土匪进攻的样子，她们毫不畏惧。碉堡被打扫干净了，她们还抬来清水把楼板擦得干干净净，以便好在上面打地铺。小芳还从小河边掐来几朵野花，插在队长扔掉的酒瓶里，她兴奋地把花放在碉楼的枪口上，母亲见状，厉声说拿下来。你是想给土匪暴露目标吗？小芳见母亲这么严厉，委屈地说，这咋啦？不要制造紧张空气，土匪这就会来？母亲说，你呀，咋这样没防范意识，土匪说来就来，打仗是要死人的，这阵子你还有心思摘花插花，真是小资思想。小芳不敢再讲啥了，把花拿过来，母亲说扔掉，不要再贪恋你的花了，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小芳还是不舍得扔，说，我放在床头总可以吧，又不妨碍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