芣苢的旅程

我对父亲最早的影像记忆是1970 年，那一年我五岁，或者说四岁半。是春天，春风从南梁那边吹来，漫天遍地都是硌牙的土和烟尘，出门口站一会儿，鼻孔就黑了，耳朵眼儿仿佛也被堵死。那一天，我用麻绳拴住自己的腰，另一头系在门前的大梨树上，随风在院子里跳舞，感受着御风而行的轻便和快乐。我是相信母亲的话的——小孩子很容易被春风刮走，为了不被春风裹挟，我自创了这套保护自己的土法子，它让我的每一次跳跃都像即将被放上天空的风筝。

就是这么一个时刻，住在西院的大青姨，像被风刮进来一般，一头闯进院子，大声喊：“小罐子，小罐子，你爸回来了！”

我的心一下子狂跳不已，我叫“爸”的那个人终于从北京回来了。

他手里提着一个旅行袋，旅行袋的颜色已经有些斑驳。他梳着整齐的分头，粗粗的眉毛，像两条蠕动极慢的毛虫；他的鼻子很大；嘴唇有点儿薄，嘴角绷得紧紧的，右边腮帮子上的酒窝像个铃铛。他穿了一件灰色的大衣，围着一领蓝色的围脖，脚上的翻毛皮鞋半新不旧，鞋带打了大小一致的蝴蝶结。

大青姨对母亲喊：“小玲子，小玲子，二哥回来了！”父亲在他那一辈兄弟里排行老二，所以屯里和他平辈的人都叫他二哥。当然，二哥也是尊称，因为父亲是县里建国之后第一个被保送进京的大学生。

他拉开旅行袋的拉锁，从里边掏出一把水果糖分给在场的小孩儿，男孩儿一颗，女孩儿两颗。多得了一颗糖的女孩儿慌张地要往外跑，却被他们的爹或娘捉住，生硬地把多出的一颗抢回去。

母亲拉着我的胳膊催促我：“ 小罐子，叫爸！”

我躲在母亲的身后不出来。

母亲反手拉着我，继续说：“叫爸！”

我死死地揪住母亲衣服的后襟。

“叫爸！叫啊，小罐子。”

不知为什么，母亲说着说着就哭了。

在去长春之前，父亲把母亲和我，还有妹妹接到了北京。

我们住在朝阳门内的一栋红砖楼里，楼梯包了铜片，出门口就可以看见一个水泥砌成的乒乓球台。父亲不怎么爱运动，他每次走过乒乓球台的时候，脚步都是匆匆的。他的腋下夹着一个纸袋，里边装着画了各式图画的稿子。有一次，我蹲在椅子上看父亲工作，一不小心差点儿把水杯弄翻了。我一惊之后，向后仰去，而父亲却本能地把桌子上的稿纸一把抱在怀里，完全忘了处于危险中的我。结果，是从厨房出来的母亲丢了手中的盘子，一把抓住了我的衣领。

“孩子！”母亲冲他吼，接着用沾着菜汤的手摩擦我的头发，“摸摸毛，吓不着！摸摸毛，吓不着！”

父亲傻怔怔地站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

“孩子差点儿摔了。”母亲埋怨他。

父亲问我：“二加三等于几？”

我说：“五。”

父亲看着母亲，说：“没事。”

母亲有点儿哭笑不得。

也许我的记忆出现了偏差，我怎么记得我们住的北京的房子也有一铺大炕呢。那是通铺，我可以在上边打滚儿。房间仅一扇窗，只有傍晚可以看见阳光。窗外是一棵大槐树，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可以听见知了不停地歌唱。我愿意捉槐树投在炕上的树影，有时，那树叶就跟真的一样。我找来一张纸，一支笔，追着树影画，那些歪歪扭扭的线条，把我的快乐包裹得紧紧的。

我弄洒水杯的那天晚上，我们都早早地上了炕。

我躺在炕梢摆“大”字，两条腿岔到了极致。刚刚脱了一半裤子的父亲突然一跳一跳地蹦到我跟前，把脱出裤管的一只脚掌举到我眼前，眨巴着眼睛问我：“臭不臭？”

不等我回答，母亲一把便把他推倒了，他们像辘轳一样滚到了一起。

“小罐子，救我！”母亲喊。

我和妹妹同时冲过去，很快就把父亲制服在身下。

母亲白皙的脸上满是绯红，呼吸有点儿急促。

第二天，我们去照相馆照相，父亲穿上了浅灰色的中山装，母亲换上了碎花裙子，妹妹扎了两条又细又黄的羊角辫儿，而我则是在照相馆租借了一套儿童背带装。

父亲把一支塑料枪塞给我，而把妹妹举在肩头。

妹妹哭了，把屎尿拉在他的新衣服上，他不但没有着急生气，还冲着手忙脚乱的照相师傅哈哈大笑。

从北京回来，我们就从乡下搬来长春了。

那是1970 年的秋天，一辆四轮大卡车开进村庄，把我们以及不多的家当全都装上了车。

太阳把秋野蒸得干热，草丛中的蚂蚱飞来飞去，大青姨带着他的侄子在撸车轱辘菜的草籽，她的头上和裤脚上沾满了苍耳。

“这就走啊，二哥？”大青姨挎着筐，直着脖子问。

“道不好走。”父亲答。

“常回来啊！”大青姨冲着母亲喊。

母亲哭着下车，和她抱在一起。

大青姨的侄子歪着头盯着父亲不放。

我说：“我爸。”

他点点头，突然发了狠地奔跑，放开喉咙喊：“小罐子没有爹，小罐子没有爹！”

蚂蚱飞得更高了，它们像散落在半空的草籽，只漫漶出一条条弧线，很快就又隐没入枯草中了。

母亲抱着妹妹坐在驾驶室里，父亲带着我上了车厢，我们把两个包袱坐在屁股底下，尽情享受着汽车的颠簸。

父亲一根接一根地吸烟，很快就把一盒烟吸光了，他望着愈来愈远的村屯的影子，一字一句地对我说：“小罐子，这里是故乡，一个人不管走多远，一辈子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故乡。”

当时我不懂，为什么父亲要对我说这番话呢？

他的脸迅速地镀上了一层古铜，眼眸里也多了一层水汽。

这次长途旅程，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以致我成年之后，每次出远门都有一种惶惶不安之感。这种不安源于我对远方的渴望，同时也归功于我对故乡一词顽固性的依赖。

后来，我决定学习写作，父亲郑重地警告我：“故乡是老根，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触动。”

父亲是学飞机发动机的，他为什么弃工从文，对我们来说一直是谜。我曾看过他的读书笔记，以及他亲手绘制的飞机发动机的剖面图，我惊异于他笔记的详备、工整，更为他的绘图本领深深叹服。他说，他最终决定搞科学普及，是受老师高士其的影响，他要把深奥的科学知识，化为浅显易懂的文字传播给大家。

他的口头禅是——一个人不能和科学对抗。

我十二岁的时候，自己编了一个童话，我让一只雌螳螂和一只雄螳螂恋爱，生下无数的螳螂宝宝，全家快乐地去旅行。在我的故事里，他们的孩子排成一排，打头的那个已经到达了目的地，而最后一个孩子还没有离开家门。

父亲说：“错了，你错了，这是违背事实的。”

我说：“这是童话。”

父亲说：“什么也好，都不能违背科学常识。”

他用手死死地按着我的故事，说：“它们。”接着强调，“宝字盖的它。它们交配之后，雌螳螂就会把雄螳螂吃掉，不然，作为母亲的雌螳螂没有能力支持自己把孩子生出来。”

听了他的话，我非常愤恨。

我觉得他非常可耻。

我说：“在童话里动物还能说话呢。”

他说：“那是拟人，鸡可以说话，但不能让它下河游泳。”

我的脸都气红了。

他说：“一个人不能和科学对抗。”

一个人为什么不能和科学对抗？

搬到长春之后，父亲就教育我和妹妹不要碰电，因为电打人。他还讲，触电也有科学，如果是手心触电，就容易被电咬住；如果是手背触电，相对容易逃脱。他说了许多与电有关的常识，这些都属于他的工作范畴。

电怎么打人？

这令我十分好奇。

电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父亲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他的同事身上。那是一个十分可怜的人，被家人所孤立，他十分痛苦，十分忧伤。在一个雨夜，他决定自杀，方式就是触电。他在自己的身上缠满8 号线，把铁丝的一头接到插头上。结果很简单。他把插头插入插座，电直接把他打死了。

父亲说，他的这个同事懂科学，也很有责任心。

他在自己的胸口贴了一张纸，上写：别管我，先把电断掉。

人体可以导电，不断电，试图救他的人也会有危险。

父亲拿这件事教育我们，电是老虎，十分危险。

为了报复父亲阻止螳螂旅行的仇恨，我决心以身试电。我不相信他的勿对抗说，我要向他发出挑战。为了防止悲惨的事情发生，我把妹妹赶到门外，然后用食指和中指反夹着一根8 号线，小心地向墙上的插座的孔洞里探去。

说实话，我被电打飞了，那种感觉令我终生难忘。我的喉头发紧，心脏被巨人用力捏了一下，比刺痛更刺痛，比烧灼更烧灼。我一屁股坐到地上，任凭8号线在身边不停地跳动。

父亲从妹妹口中破解了我的阴谋，他和母亲对我进行“三堂会审”。当他知道我是反手夹8 号线时，长舒了一口气，欣慰地对母亲说：“看来科学普及是很重要的。”

我对父亲的履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十分模糊的，他也有意向人回避，似乎不愿提起。

我们所知道的是：他在北航大二的时候，就已经当了辅导员，一边求学，一边负责学弟学妹们的学习和生活。北航毕业，他准备留校，但莫名其妙地去了科协，办起了一本叫《科学实验》的杂志。再后来，他从北京回到地方，先搞对苏农业情报收集、汇总，后来又去办有关农业推广普及类的杂志和报纸。他每天都在伏案，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的衣服上总是有烟灰烧破的小洞，手指尖也一天比一天焦黄。

我经常跑到父亲的办公室去玩儿，目的是找硫酸纸，这种纸是接近透明的，可以用来描图。我小的时候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的绣像很感兴趣，很想自己用画笔把他们“绣”下来。可是，对于没有绘画基础的我，那是多么难以实现的梦想。我找到了一个可以投机取巧的途径。那就是硫酸纸。用硫酸纸描图，一样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且，这种描绘，对于一些接触不到硫酸纸的孩子堪称绝技，新鲜而神奇。

母亲说：“一个人不能当小偷，当小偷是可耻的。”

那是我和母亲一起剥豌豆的时候，母亲无意间说的，而且，她说这话的时候，脸冲着妹妹，仿佛她是在教育妹妹，而她所说的话与我无关。

妹妹说：“我不当小偷。”

母亲笑着点头：“我妞乖，我妞怎么会当小偷。”

妹妹拉我的手：“我哥也不当小偷。”

母亲把我落在地上的豌豆皮拾起来，掐头一掰，顺利地剥下内膜，说：“哥也不会当小偷。”

我心跳加快，面色赤红。第二天，就趁父亲和他的同事们不注意，把我偷偷拿回来的一张硫酸纸放回到办公柜里。

大概就是这件事发生不久，父亲突然从他的办公包里掏出一沓裁剪整齐的硫酸纸边角料，这些纸边儿大小不一，但对于渴望展示绘画天才的我来讲，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父亲还给了我四个精美的小夹子，它们正好可以固定硫酸纸的四边。

这些边角料是父亲从废弃的工作用纸中裁下来的，他把同一尺寸的放在一起，小的如烟盒，大的正赶上半张方格本。我用它们描花草、描鸟兽、描孙悟空、描关羽，这些作品在学校广为流传，我一度成为同学心目中的核心人物。

有了硫酸纸事件之后，我和父亲之间的信任度陡增。

有一天，父亲得暇，一个人坐在窗边吸烟，我轻轻走到他身边，小声说：“爸，你为什么要从北京回来呢？”

父亲一愣，随后按灭烟蒂，长时间沉默。

我歪着头，一心等待答案。

突然，父亲站起身，问我：“你妹呢？”遂回头去寻找妹妹，发现妹妹在床脚玩儿口袋，就一把抱起她，说，“没看过大河吧？”

我整个人都晕晕的。

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们一路向东，经过一个漫长的坡岗，又一路下冲，很快，我们就听到了河水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