芣苢的旅程

作者: 于德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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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父亲最早的影像记忆是1970 年,那一年我五岁,或者说四岁半。是春天,春风从南梁那边吹来,漫天遍地都是硌牙的土和烟尘,出门口站一会儿,鼻孔就黑了,耳朵眼儿仿佛也被堵死。那一天,我用麻绳拴住自己的腰,另一头系在门前的大梨树上,随风在院子里跳舞,感受着御风而行的轻便和快乐。我是相信母亲的话的——小孩子很容易被春风刮走,为了不被春风裹挟,我自创了这套保护自己的土法子,它让我的每一次跳跃都像即将被放上天空的风筝。

就是这么一个时刻,住在西院的大青姨,像被风刮进来一般,一头闯进院子,大声喊:“小罐子,小罐子,你爸回来了!”

我的心一下子狂跳不已,我叫“爸”的那个人终于从北京回来了。

他手里提着一个旅行袋,旅行袋的颜色已经有些斑驳。他梳着整齐的分头,粗粗的眉毛,像两条蠕动极慢的毛虫;他的鼻子很大;嘴唇有点儿薄,嘴角绷得紧紧的,右边腮帮子上的酒窝像个铃铛。他穿了一件灰色的大衣,围着一领蓝色的围脖,脚上的翻毛皮鞋半新不旧,鞋带打了大小一致的蝴蝶结。

大青姨对母亲喊:“小玲子,小玲子,二哥回来了!”父亲在他那一辈兄弟里排行老二,所以屯里和他平辈的人都叫他二哥。当然,二哥也是尊称,因为父亲是县里建国之后第一个被保送进京的大学生。

他拉开旅行袋的拉锁,从里边掏出一把水果糖分给在场的小孩儿,男孩儿一颗,女孩儿两颗。多得了一颗糖的女孩儿慌张地要往外跑,却被他们的爹或娘捉住,生硬地把多出的一颗抢回去。

母亲拉着我的胳膊催促我:“ 小罐子,叫爸!”

我躲在母亲的身后不出来。

母亲反手拉着我,继续说:“叫爸!”

我死死地揪住母亲衣服的后襟。

“叫爸!叫啊,小罐子。”

不知为什么,母亲说着说着就哭了。

在去长春之前,父亲把母亲和我,还有妹妹接到了北京。

我们住在朝阳门内的一栋红砖楼里,楼梯包了铜片,出门口就可以看见一个水泥砌成的乒乓球台。父亲不怎么爱运动,他每次走过乒乓球台的时候,脚步都是匆匆的。他的腋下夹着一个纸袋,里边装着画了各式图画的稿子。有一次,我蹲在椅子上看父亲工作,一不小心差点儿把水杯弄翻了。我一惊之后,向后仰去,而父亲却本能地把桌子上的稿纸一把抱在怀里,完全忘了处于危险中的我。结果,是从厨房出来的母亲丢了手中的盘子,一把抓住了我的衣领。

“孩子!”母亲冲他吼,接着用沾着菜汤的手摩擦我的头发,“摸摸毛,吓不着!摸摸毛,吓不着!”

父亲傻怔怔地站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

“孩子差点儿摔了。”母亲埋怨他。

父亲问我:“二加三等于几?”

我说:“五。”

父亲看着母亲,说:“没事。”

母亲有点儿哭笑不得。

也许我的记忆出现了偏差,我怎么记得我们住的北京的房子也有一铺大炕呢。那是通铺,我可以在上边打滚儿。房间仅一扇窗,只有傍晚可以看见阳光。窗外是一棵大槐树,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可以听见知了不停地歌唱。我愿意捉槐树投在炕上的树影,有时,那树叶就跟真的一样。我找来一张纸,一支笔,追着树影画,那些歪歪扭扭的线条,把我的快乐包裹得紧紧的。

我弄洒水杯的那天晚上,我们都早早地上了炕。

我躺在炕梢摆“大”字,两条腿岔到了极致。刚刚脱了一半裤子的父亲突然一跳一跳地蹦到我跟前,把脱出裤管的一只脚掌举到我眼前,眨巴着眼睛问我:“臭不臭?”

不等我回答,母亲一把便把他推倒了,他们像辘轳一样滚到了一起。

“小罐子,救我!”母亲喊。

我和妹妹同时冲过去,很快就把父亲制服在身下。

母亲白皙的脸上满是绯红,呼吸有点儿急促。

第二天,我们去照相馆照相,父亲穿上了浅灰色的中山装,母亲换上了碎花裙子,妹妹扎了两条又细又黄的羊角辫儿,而我则是在照相馆租借了一套儿童背带装。

父亲把一支塑料枪塞给我,而把妹妹举在肩头。

妹妹哭了,把屎尿拉在他的新衣服上,他不但没有着急生气,还冲着手忙脚乱的照相师傅哈哈大笑。

从北京回来,我们就从乡下搬来长春了。

那是1970 年的秋天,一辆四轮大卡车开进村庄,把我们以及不多的家当全都装上了车。

太阳把秋野蒸得干热,草丛中的蚂蚱飞来飞去,大青姨带着他的侄子在撸车轱辘菜的草籽,她的头上和裤脚上沾满了苍耳。

“这就走啊,二哥?”大青姨挎着筐,直着脖子问。

“道不好走。”父亲答。

“常回来啊!”大青姨冲着母亲喊。

母亲哭着下车,和她抱在一起。

大青姨的侄子歪着头盯着父亲不放。

我说:“我爸。”

他点点头,突然发了狠地奔跑,放开喉咙喊:“小罐子没有爹,小罐子没有爹!”

蚂蚱飞得更高了,它们像散落在半空的草籽,只漫漶出一条条弧线,很快就又隐没入枯草中了。

母亲抱着妹妹坐在驾驶室里,父亲带着我上了车厢,我们把两个包袱坐在屁股底下,尽情享受着汽车的颠簸。

父亲一根接一根地吸烟,很快就把一盒烟吸光了,他望着愈来愈远的村屯的影子,一字一句地对我说:“小罐子,这里是故乡,一个人不管走多远,一辈子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故乡。”

当时我不懂,为什么父亲要对我说这番话呢?

他的脸迅速地镀上了一层古铜,眼眸里也多了一层水汽。

这次长途旅程,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以致我成年之后,每次出远门都有一种惶惶不安之感。这种不安源于我对远方的渴望,同时也归功于我对故乡一词顽固性的依赖。

后来,我决定学习写作,父亲郑重地警告我:“故乡是老根,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触动。”

父亲是学飞机发动机的,他为什么弃工从文,对我们来说一直是谜。我曾看过他的读书笔记,以及他亲手绘制的飞机发动机的剖面图,我惊异于他笔记的详备、工整,更为他的绘图本领深深叹服。他说,他最终决定搞科学普及,是受老师高士其的影响,他要把深奥的科学知识,化为浅显易懂的文字传播给大家。

他的口头禅是——一个人不能和科学对抗。

我十二岁的时候,自己编了一个童话,我让一只雌螳螂和一只雄螳螂恋爱,生下无数的螳螂宝宝,全家快乐地去旅行。在我的故事里,他们的孩子排成一排,打头的那个已经到达了目的地,而最后一个孩子还没有离开家门。

父亲说:“错了,你错了,这是违背事实的。”

我说:“这是童话。”

父亲说:“什么也好,都不能违背科学常识。”

他用手死死地按着我的故事,说:“它们。”接着强调,“宝字盖的它。它们交配之后,雌螳螂就会把雄螳螂吃掉,不然,作为母亲的雌螳螂没有能力支持自己把孩子生出来。”

听了他的话,我非常愤恨。

我觉得他非常可耻。

我说:“在童话里动物还能说话呢。”

他说:“那是拟人,鸡可以说话,但不能让它下河游泳。”

我的脸都气红了。

他说:“一个人不能和科学对抗。”

一个人为什么不能和科学对抗?

搬到长春之后,父亲就教育我和妹妹不要碰电,因为电打人。他还讲,触电也有科学,如果是手心触电,就容易被电咬住;如果是手背触电,相对容易逃脱。他说了许多与电有关的常识,这些都属于他的工作范畴。

电怎么打人?

这令我十分好奇。

电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父亲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他的同事身上。那是一个十分可怜的人,被家人所孤立,他十分痛苦,十分忧伤。在一个雨夜,他决定自杀,方式就是触电。他在自己的身上缠满8 号线,把铁丝的一头接到插头上。结果很简单。他把插头插入插座,电直接把他打死了。

父亲说,他的这个同事懂科学,也很有责任心。

他在自己的胸口贴了一张纸,上写:别管我,先把电断掉。

人体可以导电,不断电,试图救他的人也会有危险。

父亲拿这件事教育我们,电是老虎,十分危险。

为了报复父亲阻止螳螂旅行的仇恨,我决心以身试电。我不相信他的勿对抗说,我要向他发出挑战。为了防止悲惨的事情发生,我把妹妹赶到门外,然后用食指和中指反夹着一根8 号线,小心地向墙上的插座的孔洞里探去。

说实话,我被电打飞了,那种感觉令我终生难忘。我的喉头发紧,心脏被巨人用力捏了一下,比刺痛更刺痛,比烧灼更烧灼。我一屁股坐到地上,任凭8号线在身边不停地跳动。

父亲从妹妹口中破解了我的阴谋,他和母亲对我进行“三堂会审”。当他知道我是反手夹8 号线时,长舒了一口气,欣慰地对母亲说:“看来科学普及是很重要的。”

我对父亲的履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十分模糊的,他也有意向人回避,似乎不愿提起。

我们所知道的是:他在北航大二的时候,就已经当了辅导员,一边求学,一边负责学弟学妹们的学习和生活。北航毕业,他准备留校,但莫名其妙地去了科协,办起了一本叫《科学实验》的杂志。再后来,他从北京回到地方,先搞对苏农业情报收集、汇总,后来又去办有关农业推广普及类的杂志和报纸。他每天都在伏案,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的衣服上总是有烟灰烧破的小洞,手指尖也一天比一天焦黄。

我经常跑到父亲的办公室去玩儿,目的是找硫酸纸,这种纸是接近透明的,可以用来描图。我小的时候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的绣像很感兴趣,很想自己用画笔把他们“绣”下来。可是,对于没有绘画基础的我,那是多么难以实现的梦想。我找到了一个可以投机取巧的途径。那就是硫酸纸。用硫酸纸描图,一样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且,这种描绘,对于一些接触不到硫酸纸的孩子堪称绝技,新鲜而神奇。

母亲说:“一个人不能当小偷,当小偷是可耻的。”

那是我和母亲一起剥豌豆的时候,母亲无意间说的,而且,她说这话的时候,脸冲着妹妹,仿佛她是在教育妹妹,而她所说的话与我无关。

妹妹说:“我不当小偷。”

母亲笑着点头:“我妞乖,我妞怎么会当小偷。”

妹妹拉我的手:“我哥也不当小偷。”

母亲把我落在地上的豌豆皮拾起来,掐头一掰,顺利地剥下内膜,说:“哥也不会当小偷。”

我心跳加快,面色赤红。第二天,就趁父亲和他的同事们不注意,把我偷偷拿回来的一张硫酸纸放回到办公柜里。

大概就是这件事发生不久,父亲突然从他的办公包里掏出一沓裁剪整齐的硫酸纸边角料,这些纸边儿大小不一,但对于渴望展示绘画天才的我来讲,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父亲还给了我四个精美的小夹子,它们正好可以固定硫酸纸的四边。

这些边角料是父亲从废弃的工作用纸中裁下来的,他把同一尺寸的放在一起,小的如烟盒,大的正赶上半张方格本。我用它们描花草、描鸟兽、描孙悟空、描关羽,这些作品在学校广为流传,我一度成为同学心目中的核心人物。

有了硫酸纸事件之后,我和父亲之间的信任度陡增。

有一天,父亲得暇,一个人坐在窗边吸烟,我轻轻走到他身边,小声说:“爸,你为什么要从北京回来呢?”

父亲一愣,随后按灭烟蒂,长时间沉默。

我歪着头,一心等待答案。

突然,父亲站起身,问我:“你妹呢?”遂回头去寻找妹妹,发现妹妹在床脚玩儿口袋,就一把抱起她,说,“没看过大河吧?”

我整个人都晕晕的。

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们一路向东,经过一个漫长的坡岗,又一路下冲,很快,我们就听到了河水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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