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之河与回声之地

世上的河流是相通的。一个挪威人，是如何对“别梦依稀咒逝川”这句毛泽东诗词产生强烈共鸣，并做出自己的诠释的呢？

佩尔·佩特松（Per Petterson，1952—），挪威作家、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生于奥斯陆，在市郊工人社区长大。当过印刷工、图书管理员，在书店工作十二年，负责过书籍引进。1987 年以短篇小说集《嘴里的灰，鞋里的沙》登上文坛。2003 年的《外出偷马》赢得国际瞩目。2009 年凭借《我诅咒时间的河流》获北欧理事会文学奖。作品译为约50 种语言。近年来，他和约恩·福瑟一样被看作挪威作家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有力人选。

“外出偷马”

佩特松最出名的小说《外出偷马》因同名改编电影的加持，其情节逐渐变得为人熟知。

1999 年末的世纪之交，67 岁的“我”迁居朝思暮想的偏僻乡间。因为交通事故，“我”在三年前失去了妻子，并且与第一段婚姻中的女儿关系日渐疏远。抛开一切的“我”并未立刻获得宁静。和旧相识拉斯的不期而遇让“我”梦到那个特别的夏天，在“我”15 岁的1948 年与父亲度过的夏天。

那时，“我”和同龄的约恩“偷”马、幻想自己是西部牛仔，跟父亲伐木，惊悉约恩兄弟的死，感受性意识的觉醒，目睹父亲对母亲的背叛。场景在河流、山脉、草地和森林间交替。1948 年夏的几周跟随“我”50年。少年的夏与老年的冬长久凝视，章节主要是在15岁的1948 年和67 岁的当下间转换，也有少量间接叙述的内容指向“二战”时期。

小说第一部分讲述“我”与约恩的双胞胎弟弟拉斯不期而遇，由此触发1948 年夏的回忆。第二部分，父亲的友人弗兰兹在1948 年夏透露了父亲的秘密生活，而在当下，“我”与拉斯开始谈起往昔。“我”的女儿来访。第三部分，父亲把“我”送上回奥斯陆的车，但自己却没回家，只给妻儿发出分手信及一笔微薄钱款，母亲用那笔钱给“我”做了套西服。父亲的话犹在耳边：“我们自己决定何时受到伤害。”父子再未碰面，然而他总出现在“我”的思绪里，“我”会想象父亲的做事方式，有样学样，以此将父亲留在身边。《外出偷马》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回忆，15 岁的夏季荷尔蒙充足，有生命的热情也有生命的残酷。

佩特松认为小说在挪威流行得益于“北欧式佛教”，也就是北欧人与自然紧密的关系和对乡村简单生活的梦想：一间小屋和冥想之地。

动笔写《外出偷马》时，佩特松脑子里只有父子和夏日，而后他做了研究，添加了“二战”元素。“二战”抵抗阵线相关内容由第三者转述，不如第一人称可信。

抵抗阵线给父亲的秘密生活提供了一个说法，甚至给他的婚外情提供了正当性。父亲的乡间生活和抗敌行动相连有些牵强。战争元素在北欧当代小说中屡见不鲜，虽然作家们经过认真研究，相关笔墨和来自生活经验的内容大相径庭，比较“隔”、比较生，铺开了一片塑料草坪而缺乏草的气息。另一方面，战争可以说是流行配料。战争、婚外情、少年性意识的觉醒、挪威带有异国情调的风景等推动了故事的起伏，提供了小说卖点，但未必是小说的精华。

梦以及马格利特画中的后脑勺

《外出偷马》亦是关于失去、关于人生朝暮的小说。它截取了两个节点：15 岁和67 岁，成年前及退休后。15 岁和67 岁的年轮组成一棵树的轮廓。

“我”的梦很多，梦充当了记忆和现实间的通道并让记忆附着，还让潜意识登台，尤其是那些“我”清醒时不敢面对也无法放下的潜意识，因为“我”需要消解心结。在梦里，“我”并不能再活一回，却可以逼近不曾看清的真相。“我昨晚的一个梦”就很古怪，“我”跟前妻在卧室，还只三十多岁。在梦里，“我”看起来很不错。前妻掀开羽绒被，露出漂亮而陌生的身体，她看着我说：“当然，你不过是许许多多人里的一个。”“我”大吼：“我不是。”接着啜泣，因为“我”知道这一天会来临。“我”发现世上最令“我”害怕的就是“成为马格利特画中的那个男人，他在镜中一次次看到的只有自己的后脑勺儿”。

在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雷内·马格利特的画作《不可复制》中，一个男子看着镜子，镜中映出的不是他的脸，而是后脑勺儿。他右手边的小书却呈现正常的镜影，镜子并无问题。

都说婴儿会在某个瞬间从镜像里得出“这就是我”的意识。马格里特笔下的后脑勺儿暗示了身体与自我、意识与潜意识等问题。相较“他者”而存在的“我”是否有独特和完整性，“我”是否不过是他人眼里的后脑勺儿？妻子断然否定“我”的特殊性，抹去“我”的眼和脸，这不免让人不寒而栗。

也可做另一诠释，镜像与人对潜意识的感知有关。注视镜子就是试图理解自己。“我”无法直视又无法回避过去和自己，从过去看自己仿佛从背后看，便只见后脑勺儿了。

事实上，现在的定居地是“我”一直向往的，这意味着潜意识里“我”选择与过去靠近。和拉斯的相遇减轻了与过去面对面的孤独感，拉斯也是过去的佐证，如红色路杆，提醒人被大雪掩盖的那条路一直都在。过去也在拉斯和“我”发生巨变但还是能认出彼此的面庞里。

生命美好也残酷

乡间的河边看上去很静美，静美中却潜伏着残酷的暴力。有春潮、有雷雨。《外出偷马》中，在自然和生命的形态中，总有让人猝不及防的暴力凸现。

拉斯10 岁时因为哥哥约恩忘记取出枪里的子弹而误杀孪生兄弟。葬礼上，拉斯低着头，两眼望着地面，沿墓园石墙跑了一圈儿又一圈儿，直到大人抱起他，两腿还在蹬，嘴里却发不出一点儿声音。拉斯误杀兄弟的情况除拉斯自己外没人亲眼得见，父亲只听到枪声，乡民只有推测和转述。

50 年后，拉斯和“我”都不去碰这道伤口，小说却早早暴露另一道，是拉斯自己揭开的，他亲口对“我”讲述如何杀了一条狗。狗伤了狍鹿，父亲和哥哥都不在家，妈妈让拉斯把狗打死。杀狗过程不顺利，拉斯不得已发了五枪，最后两枪射穿了狗的脑袋。“之后我对自己承诺绝不再犯……那时我才18 岁……可我永远忘不了。”拉斯把一个血腥的杀戮讲得太过细致、有自虐感，说者和听者即拉斯和“我”在心底必然会想到50 年前的事故，那时拉斯亲口跟“我”说过：“我打死了我兄弟。”“打死一只狗”很可能是“打死我兄弟”的平行故事，区别是一个痛到还能说，一个是痛到说不得。

狍鹿和狗本就像“窗边的山雀”“泛红的天色”“水上风的形状”，还有森林、白雪，都是挪威和北欧美好而常见的自然。这样的自然优美可也有严酷的一面，正如生命美好却也有残酷的一面。

《外出偷马》中另一突出的残酷场景是约恩和“我”在盗马的游戏后看到鸟蛋，“我”说，那么小的东西居然能活还能飞。约恩突然摊开手，鸟蛋沿树干往下落，掉到树枝上，苍白的碎片雪花一样飘开。接着他把悬在树杈的鸟巢一把扯下，夹在指间捻成粉末。那时的“我”还不知约恩兄弟的事故，“我”的无心快语让约恩将自责和痛苦投射到鸟巢和鸟蛋上。杀戮突发在宁静而郁郁葱葱的环境里。

尽管如此，正如有浓密绿色的夏，“我”见证暴力的同时还是以12 岁少年强大的生命力礼赞了生的美好。

“我与奔腾的河很亲”

河流是常见的譬喻，人们总把生命、把时间比作河流。河流在佩特松小说中通常为实景，但也不能回避其象征意味。

《外出偷马》里那条乡间的河就伴随生命的历程和时间的流逝。15 岁的“我”在乡下，在父亲的邻居弗朗兹家看屋前的河，半眯着眼，望窗下的河水。河水闪烁像千万颗星，像秋天的银河蜿蜒流过夜空，“我”在无边黑暗里仰望，直到眼睛发痛，感觉宇宙之重压在胸膛；或给拎起来，如人肉微粒，消失在无尽的太空，永不能返回，“光这样的想象就能让你有消失的感觉”。

也正是在这条河里，父亲和“我”放下辛苦砍下的原木，让它们顺水漂流到瑞典的木材厂去。一天，“我涉水走了几步……只有河水不断冲刷我的腿”。一轮明月及靴边涌动的水流，环绕“我”的一切大而静，但“我”没有被遗弃感，而觉得自己是给挑出的唯一。“我非常平静，我是世界的锚……可以让水浸到下巴，坐着不动、任由水流来回撞击我的身体。”在河流中，我非常平静，我是世界的锚——称得上“我思故我在”的浪漫而豪迈的表达。

父亲离开后，跟着妈妈的“我”曾睡眼惺忪地望着格罗马河，“我知道它还在我心底。我跟水很亲，跟奔腾的水很亲。呼唤我的河在相反的方向，不是现在经过的这一条。我们现在是往北方走，而这条河流向南方沿岸城市，跟所有的大河一样，又宽又广”。

还有克拉尔河。“我”和母亲走在瑞典卡尔斯塔德市，走完一条街，在克拉尔河边停下。这条河流过北部森林区，穿过城市，将汇入维纳恩湖。“我”清楚地感到克拉尔河和它承载的一切在不远处。

《外出偷马》里从挪威瑞典边境乡间小河写到挪威最长的格罗马河、瑞典的克拉尔河。此外，佩特松在其他小说中也多次提及河流，如《我诅咒时间的河流》的主角阿维德计划在聚会上发言，讲话时已喝得酩酊大醉：“我记得我想说些关于格兰德河的事，但不记得格兰德河是什么，究竟有什么如此重要之处。”也是在这部小说里，佩特松明确将时间比作河流且加以诅咒。他反思道：“我从未看到一种趋势如何掩盖另一种，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地表下流动的力量如何朝着与你以为每个人都这么以为的完全不同的方向移动，当一切发生变化时，如果你不注意，你将独自站在那里。”书名来自对毛泽东诗词不太准确的翻译，原句是：“别梦依稀咒逝川。”

佩特松小说《我诅咒时间的河流》中的阿维德早年相信劳动的高贵而从大学退学，进厂做工。盼儿子靠教育脱离劳动阶级的工人母亲震怒下给了他一巴掌，从那时起，母亲“不再喜欢我了”。后来，这位母亲年老有病回丹麦老家，阿维德跟随着并期待母亲的认可，而要弥补隔阂难上加难。“他都三十七了，可我没办法说他是个成年人。”母亲说。事业平庸、婚姻将解体的阿维德对死亡有了领悟：“那就是在你绝对确定一直害怕的那个刹那到来时，你突然意识到，成为真正想成为的那个人的每一个机会都永远消失了。”

生命的每一刻都不可替代，“没什么还粘在一起……就像星星，在同一刹被吸引也被推开，需要巨大意志力才能跨越那些空间、那些距离，比我拥有的大得多……”

年代设在柏林墙倒塌的那年，佩特松总默默添入政治元素，就像《外出偷马》的“二战”元素。不过，在佩特松笔下，政治元素的表现较温和。一切大事下更重要的还是家庭和个人困境，同时个人和家庭受世界大事的翻弄，一不留神，“我”便惊觉历史已顺流而下。

佩特松常写时间的失去，人无法推开过去又看不见当下的路，像是在一场又一场梦里难以苏醒，又像沉在水中不能呼吸。除《外出偷马》等个别小说，佩特松书写的都是阿维德·颜森及其亲友的故事，阿维德堪称佩特松的“御用演员”，有时6 岁，有时12 岁，有时40 岁出头。难怪佩特松的老读者总是等待着老年阿维德的出场。

谁是“我”人生的主人公

佩特松不愧为浸淫书店十二年进行过大量阅读的作家，其文本和经典文本时有互文，如《外出偷马》中的女儿提及父亲爱读狄更斯，尤其对《大卫·科波菲尔》永不厌倦。“我会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公，还是说这角色将由别人担当，这些书页必须揭晓。”这是《大卫·科波菲尔》开篇的话。女儿说：“我总觉得开头那几行有些可怕，因为字里行间暗示着我们不一定能做自己人生的主人公……只能眼睁睁看那个人取代我的位置……却无能为力。因为在人生的某个节点上我出局了……”

听了女儿的话，“我”很诧异，因为每次读那两行字“我”都有和女儿相同的想法，却不得不继续往下读。“我”说道：“真实的人生另当别论。在真实的生活中，我没勇气开门见山地问拉斯：‘你是不是占了本该属于我的位置？’”不信一切会像狄更斯小说那样，最终恢复美好的“我”，推测拉斯的继父是“我”父亲，但“我”和拉斯都未说破。

《大卫·科波菲尔》开篇的话反映了人在生命中面临的不确定性，个体意志外存在着支配命运的外部力量。狄更斯的不少作品对家庭关系都缺乏积极描写，几乎没一个活着的父亲是理想的，母亲也不尽如人意，善良而愚蠢。尽管如此，《大卫·科波菲尔》还是给出皆大欢喜的结局，也就是“我”所谓的“各就各位”，现实中却有更多无可挽回，拉斯替代了“我”在父亲身边的生活就是不可挽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