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的秋天

作者: 顾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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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秋天,我在斯坦福大学留学,住在校内学生公寓一个三人套房内,虽然一人一卧室,但厨房、卫生间、餐厅是公用的。初来乍到时觉得不错,时间一长就感到不方便,有时想上卫生间却需要等很久,还有在厨房炒个家乡菜,那个叫维维安的美国同学就嫌油腻,老是提意见。而中国同学汪海燕泡浴室,仿佛要把自己身上的污泥洗净,一泡就是一个多小时。正因为有那么多的不方便,我就托朋友找校外住宿。两个月后朋友对我说:“有位白人老教授有一间空房,只是每天需要给他到信箱里拿报纸杂志和信件,租金四百美元一月,你要不要去?”我一听比校内学生公寓便宜一半,说:“好,太好了。”可朋友说:“想去住的学生很多,老教授要面试,择优录取。”朋友把老教授的电子邮箱给了我,让我自己和他联系。我在和老教授邮件的来来往往中,约定了看房时间。

老教授的家在帕罗奥托,离学校很近,开车大约十来分钟。为了能使他录取我,我化了淡妆,穿了一身黑色,头发盘得高高的,对着镜子左顾右盼。虽然看上去端庄雅致,但总觉得缺些什么。我忽然想起西方人喜欢抹香水,如果我在耳后根抹点儿香水,也许神清气爽,自己的感觉就好起来了。

斯坦福大学有一条长长的林荫大道,开出这条大道对面就是帕罗奥托。我跟着GPS过了两个十字路口,拐进一条小路,大约距路口五六米的地方,有一栋掩映在古树浓荫下的米色平房,棕色的木门上有雕花图案,周围是一长排白色木头围栏,围栏里面有苹果树、柠檬树,毫无疑问那是主人家的后院。我按响了门铃,几分钟后老教授来开门。他的腿脚不太好,走路很慢,但个子很高,估计有一米九几,尽管有些微驼,还是高到了门顶上。我才一米六三,看他要仰起脖子,幸亏他腿脚不好,坐的时间肯定比站的时间多。

老教授见到我问:“你是斯坦福的博士生鲁娜吗?”我点点头说:“是的。”他目不转睛地打量我,道:“进来吧!”

从大门到客厅,有一条铺着地毯的长廊。在长廊的底部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山水画。我跟在他后面,看他竹竿一样高高瘦瘦的身体,摇摇晃晃地走着,边走边告诉我他今年八十九岁,记忆力不好,许多事情都记不住了。他一边说一边来到客厅,坐在了单人沙发上。单人沙发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幅他的自画像。我有点儿欣喜,但不敢冒昧胡说。他示意我坐到一张浅绿色布面的长沙发里,长沙发旁是壁炉,壁炉上面放着几个相框:有老教授和他妻子的合影,以及孩子们小时候的照片。我从壁炉转过头来,正好与老教授的目光相遇。这时候我才看清楚老教授灰色的衬衣上系着一根深蓝色领带;花白的头发梳得整齐划一,仿佛我们是正式面谈似的,很有仪式感。

我在浅绿色布面的长沙发里坐下后,老教授说:“你前面有一个带着婴儿的博士生刚来看过房,才两个多月大的婴儿睡在篮子里,我很想留他们在,可是孩子一啼哭,我就没法工作了。我觉得如果你愿意就搬来住吧,房租四百美元一月,包水包电,每月一日写支票给我就行。另外,每天早上七点,要麻烦你从门口信箱里拿来报纸杂志和信,放到厨房的餐桌上。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完全可以。”我点点头说。

“去看看房间吧!”

原来从客厅到我的房间,需要经过老教授的书房、卫生间,客人的房间和老教授的卧室。不过,我的房间旁边有扇通往后院的门,这就多了活动空间,让我觉得比学校公寓好多了。一会儿,老教授打开我将入住屋子的门,告诉我这是主卧,从前是他和妻子居住的房间,妻子去世了,他就搬到隔壁小房间去住了。我东瞧瞧、西看看,虽然感觉家具陈旧些,书桌也不够大,地板上油漆已经斑驳,好在这是主卧,有卫生间,还有衣帽间,完全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

“喜欢这里吗?”老教授问。

“喜欢。”

“你能在这个双休日搬过来吗?”

“这么快?”

“我怕我小儿子介绍来的租客我不喜欢。”

“好吧!”

我答应了老教授,心里就想着回去收拾、打包、去学校租房部办退房等事项。老教授见我决定了,脸上露出笑容,拿出从前他妻子用过的一把套着一条小金鱼的钥匙,一个个地告诉我说:“这是大门钥匙,那是后院门钥匙,这是你的卧室门钥匙……”老教授的声音很轻,语气很温暖。我接过钥匙,他又说:“这个月不算你房租,下个月开始吧!”我盘算了一下,这个月还有二十多天呢,真是捡了大便宜。

有那么几分钟,我们都沉默着。我坐在沙发上看客厅落地窗外的后院,那里的苹果树上结着一个个青涩的果子,再过几个月就丰收了。我心里想这么多的苹果怎么处理呢?这时老教授忽然说:“你去厨房和洗衣房看看吧?”

“不用了。”我说。

“厨房里你可以用炉灶和锅子,用完要清洗干净。洗衣房里,你可以用洗衣机和烘干机,但洗衣机用完后要打开门晾着。”他一边说一边站起来,从壁炉上拿过来一个相框对我说:“这是我的妻子。”

我的男朋友阿瑟是香港人,他在英国牛津大学读博士,我们在一个学术会议上认识的。会后我们各分东西,开始了网恋。屈指算来,我们的恋爱关系也就三个多月,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我本来也不抱什么希望,但他知道我要搬来老教授家住就说:“我正准备考GRE,申请哈佛大学的博士,如果哈佛录取,我就放弃牛津大学的博士生资格来美国读书,这样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就会多一些。”他也许是认真的,倘若不是为了我们能多一些团聚,又何必放弃牛津大学的博士生资格?毕竟他已经读到博三了,不过,我还是连连说:“好吧,好吧!”我知道阿瑟是个很要强的人,在他眼里牛津没有斯坦福好,这或许才是他要考GRE,申请哈佛读博的真正原因吧!

我答应老教授双休日搬他家去住,就马不停蹄地行动起来了。搬家是个麻烦事,我的卡罗拉汽车跑了五六趟才算搬完。接着又花了两天安顿自己所有的家当,把一大堆书整整齐齐地放到两只白色书架上。最后去沃尔玛买了块地毯,遮住了油漆斑驳的地板;买了一束鲜花,放在窗台上;买了一幅马蒂斯的《着蓝衣的女人》挂在床头,整个房间焕然一新。

我忙里忙外地搬家,只和老教授打了个照面。他好像整天都坐在书房里,背对着门,完全不在乎我因搬家而发出乒乒乓乓的声音。晚上我到厨房做面条,老教授坐在厨房的餐桌前,喝咖喱椰香红薯浓汤,吃汉堡。厨房的餐桌是一张小圆桌,桌面一半摆着书报和一袋果脯李子干,还有一个放大镜。他一边吃,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聊天。他说:“你都搬好了?”

“是的,教授。”

“你读博几了?”

“博二。

“现在系里都是年轻教授,大部分我都不认识了。”

“嗯,嗯,您多去系里就认识他们了。我想问一下,如果我妈妈和男朋友来美国,可以和我一起住吗?”

“对不起,不可以,因为我正在写一部书,需要安静。”

“噢,知道了。”

我煮好面本想端进我的房间去吃,可我知道西方人规矩多,房间里是不能吃饭的,因此我就坐在老教授小圆桌旁的一角吃起来。老教授沉默的时间多,但只要一说到斯坦福他就会兴奋起来。他说:“我从哈佛博士毕业就来到斯坦福大学任教,那年秋天斯坦福校园里金黄色的树林美丽极了。某日我在树林里邂逅了博士生女孩儿安娜,我们的恋爱就在那一片金黄色的树林里开始了。后来安娜就成了我的妻子,我们一共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

老教授不会告诉我他孩子的具体情况,那都是介绍我来这儿住的朋友告诉我的。朋友说:“老教授的女儿最出色,是康奈尔大学的文科讲师,没结过婚,但有一个刚上大一的女儿。小儿子是计算机程序员,婚后有两个女儿,一个五岁,一个两岁。大儿子最不争气,没有固定工作,没有结婚,也没孩子,但有一个情人,据说情人的女儿已经上高四了。”朋友说的这些八卦,让我对老教授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其实每个子女各不相同,每个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这并不奇怪。

阿瑟不能和我一起住在老教授家,而我已经把学校公寓退了。真是两边落空,只能怪自己没有经验。好在斯坦福校园网可以租临时住宿,学生们寒暑假,或者出国做交换生去了,就会把自己的寝室出租。当然,这需要提前联系,否则也不一定有临时房源。

我知道阿瑟十一月二十日从伦敦飞旧金山,十二月二十日在斯坦福附近的考点考GRE。说来也巧,我在网上搜索,正好有一男生出租两个月的单人间,我毫不犹豫地和他网上签下合同,转账了两个月的房租。然后我在校园网上发了一则转租一个月的信息,第二天果然被一个韩国女生租了去。她的租期到期日,正好是阿瑟来的前两天,没想到我竟然如此顺利地把这事儿办成了。

在韩国女生还没有搬进去时,我去看了房。那是学校高层学生公寓楼,我给阿瑟租的那间在601室。我把租房、转租的事情在电话里告诉了阿瑟,也在晚餐时告诉了老教授。他们都夸我能干,可都没有想要付这租金的意思。我自然不好意思向远道而来的男朋友阿瑟要租金,更不会向老教授要租金。我只能吃一堑长一智,日后不要再做冤大头。

我本来以为每天早上七点,到家门口的信箱里拿报纸杂志和信件是小事一桩。可事实上,一周住下来这个差事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做到。我必须每天早上六点五十分准时闹钟起床,然后出门,走到路口信箱前,把一堆东西从信箱里取出来,拿回家整理后,广告纸直接扔废纸桶;报纸杂志和信件就给老教授放到厨房的餐桌上。有时我蓬头垢面地去信箱回来,老教授已经坐在餐桌前等我的报纸了。每天早餐时阅读报纸和杂志,是他几十年来的习惯。我有时望着他斜着身子举着报纸,聚精会神的读报姿势,很绅士也很安静,便理解他不让我带家人来住的理由了。

其实每天清晨我给老教授送完报纸,会再去睡一个回笼觉。今天这个回笼觉乱七八糟做了好几个梦,梦中的情节杂乱而荒诞,好在我被梦中的情节“嘭”一下坠入了深山峡谷就彻底醒了。起床梳洗后,我出门去学校路过老教授的书房门口,看见他穿着紫色毛衣坐在书桌前的背影,就想起这些天我往返时,看见他最多的就是这一背影了。

自从搬去老教授家住,每当走到斯坦福校园那片金黄色树林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老教授年轻时的恋爱故事。由此,我对那片金黄色的树林仿佛有一种亲切感,想象中的博士生女孩安娜,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多么诱人的浪漫爱情啊,谁知道我和阿瑟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和结果?

我一边走,一边想着老教授和安娜的爱情。可仔细一想我不是安娜,我根本不可能像安娜那样拿到博士学位后嫁人、生儿育女、做全职太太。我也不大理解当代的西方人结婚后,妻子仍然都要随夫姓;不少如安娜这样拿到高学历的,还乐意做家庭主妇,一辈子为丈夫、为家庭操劳。反正我做不到。

我既需要有爱情的滋润,又需要有独立的空间。在我母亲眼里,我的挑剔常常让她失望。某日,她终于忍不住说:“老姑娘啦,还挑三拣四,要嫁不出去了。”因此,我与阿瑟的恋爱关系就没有告诉母亲,我生怕万一和阿瑟一拍两散,母亲就又会数落我了。

由于我在老教授家有独立的房间和卫生间,就不需要再去图书馆做功课。每天一上完课,我就开车回家了。有时,我去超市买些零食、水果、蔬菜、牛肉和猪排,晚餐前在厨房里做糖醋排骨,那香味一直飘到老教授的书房里。老教授从书房出来,笑眯眯地站到我身旁说:“烧什么?好香。”

“糖醋排骨。”我说。

“噢,中国菜。”

“是的。”

老教授也不嫌我油烟,这比我从前的室友维维安好多了。老教授来厨房是煮咖啡,他一天要喝好多杯。我很想帮他把咖啡端到书房去,免得他摇摇晃晃拿着杯子一半晃到了路上,但一想到西方人比较麻烦,不是每件事都能做好人,比方我帮他端了咖啡,会不会就意味着他自己没有能力,而引起他的不高兴?因此我只好望着他的背影,直到他走进书房。我有时纳闷,老教授早餐牛奶面包,中餐三明治,晚餐汉堡包,长年累月这样吃,怎么会吃不厌呢?

某日下午,老教授告诉我他要去超市。我以为他要让我开车带他去,便说:“好吧!”随即我就把车从停车场开到了他家前门口。谁知他说他自己去,前面就有一个美国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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