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去一个叫作绍兴的地方

少年以来的梦想，我要去一个名叫绍兴的地方。那里站立着一个伟岸而尊严的人，他，叫鲁迅。

我读那课文的第一遍，就坠入它的活生生的动画里，恍若那些屋子、那片瓜地里的一个江南小孩儿。

那时的济宁像极了绍兴，我不知道更老的济宁什么样子，但自元朝大运河开通济宁段以来，我童年、少年的济宁，就是一幅江南的画卷。古运河穿城而过，城里城外亦是水网密布，老济宁的孩子都是水边长大的。那些粉墙青砖黛瓦，两层三层的玲珑的木楼，磨得像镜子一样的石板路，还处处留着江南的韵味。自种自收的竹子，该是北方最多的了，何况那一条大河，每天帆樯林立，商贾云集。以至我的青年时代，从今天的运河秀水湾，到小闸口，到老洋桥，及至更南郊县的运河两岸，都是大船小船由江南运来的竹子。老济宁的家家户户，必有竹子的躺椅、门帘，更不用说竹子的桌椅杌凳橱柜床榻筐篮……但凡木头塑料金属可造的物件，就都有竹器。

济宁当然不是盛产竹子的地方，却是古来竹器制造业最发达的城市。道理是极简单的，江南人家对竹子的运用自不可比，而产地之外的地方，却不必将竹器千里迢迢自江南运来，只将竹篙、竹竿、竹坯子顺河舶来济宁，由本土巧匠或江南客商打造，日月年内无不通衢中华。

但我例外，因为出生在部队，我们的家具是按军队配置供给的。两间平房，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两张三屉桌，两只军绿色矮方凳，都是部队的产权。

几年后，父亲买了一只被全家称为“高板凳”的小木凳，也是我每天要骑的木马。再后来，父亲买来竹坯子做了躺椅，但这不是我家唯一的竹器，另一件是我们的“传家宝”，祖父留下的竹子的书箱。

那神秘的书箱很大很深，在父母卧室门后的东南墙角，只是父亲管着，我从来没有打开甚至靠近过。在我6岁的时候，父亲牺牲了。每当我一个人在家时，就远远地坐在高板凳上注视那座书箱，但若听到母亲的脚步声，就拎起板凳，若无其事去了外间屋。

我对书箱的觊觎，终于被母亲发现了。她对我说，这是你爷爷和爸爸留下的，你现在不要打开这箱子。我不再窥探这竹箱，只是每天在两间屋子里朗读课文，一年级到十年级的课文我都能背诵，5岁能背诵全本的《毛主席诗词》，语文只考过一次99分。

那是四年级开学第一次语文默写测验，那之前我们班集体去郊外的后铺大队参加劳动，帮农民伯伯剥玉米。但我和父亲一样是过敏体质，劳动才刚开始，我就全身严重过敏。

我的一位同学笑我“太娇了”，剥几个玉米就“扎哭了”。我没哭，是因为难受而面目狰狞，他报告了班主任、语文老师李书增。李老师见了，立即把我送进医院。真的很严重，那次差点儿就死了。

第二天我急着去上学，硬撑着做完默写，又被送进了医院。这次更严重，儿科主任当着我说了两件事：过敏性紫癜，休学。我被勒令住院绝对卧床，主任说现在紫癜在皮肤上，如果不听话，就会长满内脏。我说，知道了，那样还会死。

李老师来看我，带来了默写测验的作业本。“今日欢呼孙大圣”，我在极端的痛楚和昏眩中，把“今”下面多弄上了一个点儿，就成了“令”。老师开玩笑说：“你看你，多写了一个点儿，扣了1分。”

我几乎被捆绑在小儿科的床上，四年级刚开始就结束了。但我幸运地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读完了能借到和买来的所有的小人儿书，读到滚瓜烂熟、闭目成诵。那时的小人儿书，每一本都是浓缩的袖珍版经典著作。另一件是，读得实在是不能再读了，我坚韧而静默地打发炼狱般囚禁的寂寞，就捡了一张半透明的废纸，蒙在《奇袭白虎团》我觉得严伟才最英勇最帅气的那一页，用铅笔描摹完了，竟得意地睡了个好觉。

那纸片飘到床下，被小病友芳的妈妈捡起来。“哎哟，我的孩子！”芳的妈妈惊叫着，把我吵醒了。“我的孩子，”她惊叫着，“这是你画的？哎哟我的孩子！”她把“哎呦”和“孩——子”说得很响亮，拖着很长的弧线，“那你把这个画儿送给我行不？”我说：“行。”

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半透明的纸描了无畏的人。从第二张开始，我临摹。也是从第二张，所有的画儿都被医生、护士和小病友家长们要走了。这是只在小儿科才有的喜爱，倘若错过了，不知道哪个小孩儿就出院了，或再也不能回来。

小孩被隔开的时候，寂寞是最好的私人老师，而绝望中生与死的无声对决，就只能在人间无师自通，不然怎么活着。

那时的小人儿书，绘画和文字都出自天才艺术家的如椽巨笔，但他们不会知道，曾经一个小儿科的得意门生，为此付出了一生中最昂贵的代价，除了语文和美术，再也学不进别的科目了。

当然，从那以后直到高中，小儿科门生参加的任何语文考试、竞赛和作文比赛，从来就没第二过。

五年级是安稳的，虽然我身上被贴了有一点点儿弱的标签。那年唐山大地震，济宁有过震感，家家户户都住在空地上的窝棚。我们东方红小学的五年级，被临时安排在向东半公里多的青年体育场，还是二部制，只轮流上半天的课。我在这悠哉的课业里变得茁壮，很快长成了中学生，就地升入“戴帽儿”合并后的济宁市第十三中学。

我没料到，通常是语文老师来当的班主任们，从这时起，因为我还是有些弱小，又是烈士的儿子，对我呵护有加，也似乎预见了我胸中的地震，以及血管里的海啸。

那以后，我的作文都是范文，还要另写一些，参加校际演讲之类的活动。在学校和当时的济宁市，这就算“少年即有文名”了。初二年级的见面课上，我当了组长。不久，来了新任语文老师李志敏，几天后让我当了语文课代表。又几天后，班主任主持了班会，同学们选我当了班长。

开学后才来的李志敏老师，那个年代就很看重还未成为概念的“情景教学”，课间也总是和大家闲聊，亲切而轻松。

有一堂课，她用粉笔在黑板上边写着“推动”，边让大家举出反义词。“推行！”“推广！”“推荐！”同学们争先恐后抢答着，我有点儿看不惯地也吼道：“什么推行推广，阻挡！”老师显然迟疑了一秒，猛地转过身，手握粉笔的那只胳膊用力一挥，脸上露出不可辩驳的神色说：“对！”

当时我猜，老师心里的答案应该不是“阻挡”，只不过瞬间认可了我的答案。然后，她用特有的庄严而犀利的目光，寻找“阻挡”的声源。还有一件事我猜到了，老师让我在课后去办公室。没猜到的是，下一堂课，在“起立、敬礼、坐下”之后，老师宣布由我担任语文课代表。

这时我发现李老师的特别，课上课下她都讲普通话，这在老济宁让师生们惊诧不已。而让我敬佩的是，她不是教课文或讲课文，却是拿课文当了剧本。她是编剧、导演、主角和配角，我们不是学生，而是为她而来的群众演员。李老师讲的课文，不，自编自导主演并带我们一起演的情景剧，让教室成了剧场，成了真实的生活舞台。我一直记得她装扮了穷酸落魄旧文人的表情，拖着低沉、沙哑的嗓音，在讲桌模拟的柜台后面，让人如临其境的台词：“温一碗酒……要一碟……茴香豆……”

这个片段，在鲁迅先生的《孔乙己》中，男一号已经因为窃书不算偷，被人打残了，但他还是做出“文人”的样子，半人半鬼地匍匐向曾经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柜台，去死命地索回想要的生活与面子。

李志敏老师像父亲又像母亲，陪伴了我初二的大半时光和整个初三年级。我的中考极其幸运，是按驻地分片就近录取。分数线160多，我也考了160多，以数学鸭蛋，政治及格，语文全市第一，其他科目弃考的怪异成绩，进入名校济宁二中。

这学校曾与著名的济宁一中同根同宗，后来分了。但在历史上，二中曾是山东省立七中，在老济宁人的眼里，就是不折不扣的大学。进了这学校，我当了语文课代表，也开启了众多名师教诲下的课业。

语文孙士瑛老师，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未及中年而满头白发的女老师，令人敬仰。

在孙老师的教鞭之下，我拿了学校语文竞赛、作文比赛的第一名，济宁市中学生作文竞赛一等奖。在我与老师分别的那个暑假，参加了华东六省一市中学生作文比赛。高二开学后，老师拿着上海《青年报》来找我，说“喏，你的名字在这里”。这件事立刻上了远远地对着二中大门的那块西墙黑板报，以及学校的广播报道，都是学校的官媒。

之所以不能忘记二中，是因为我从报到那天起，就惊讶地看见，这学校的几乎所有建筑与气节，坚忍地保留着清末民初高校的典范，让我透彻心扉地觉得，我幸运地掉进了语文的深渊，再也不能自拔。更想起这青砖灰瓦的屋宇和廊道里，荡漾与澎湃着中国骨气的一个人。仿佛他的影像，每每在我的校园，虽然只留下一个穿长衫，胳臂夹着教案倥偬而过的背影。

高二的语文，我遇见名师刘岳群先生。那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00周年，二中这样的学校，必然要做长年的纪念。老师在课堂说，学校成立鲁迅研究小组，让我担任组长。

我放学后向母亲说了这事。母亲说，你去看看里屋的那个箱子。我终于成为那竹子的书箱的第三个主人。原来祖父是一位教师，后来参加革命，51岁那年牺牲了。父亲先是在家乡的县人民委员会工作，一年后参军，36岁那年牺牲了。

那箱子里面，是很多书和日记、笔记，也有很多是关于鲁迅的。母亲说，你有一位本家的大爷，叫成义存，他早先向你爸爸借走了箱子里的鲁迅写的书。

我找遍了我认识的所有姓成的人，我的叔伯大爷成杰，原名成义正，时任济宁一中教导主任，只有他知道义存大爷的下落。他老人家说，你义存大爷现在叫成健，在泰安地区宁阳县教书。我立即写了信，很快收到回信说：我借走了你爸爸的鲁迅先生的书，共计14本，一本不少，近期如数奉还。

我每天在窗前徘徊几次，突然有一天，一个文质彬彬的人推着自行车，缓缓地向我家走来。他小心翼翼从褡裢里捧出14本书，整整齐齐地放在桌上，你看，14本，一本不少，完好无损。说完，他告辞了，我再也没见过他。

我送走这位特殊的客人，立刻回来读这些书。但我触摸它们之前，转身跑到水龙头那里认真洗了手，确认手是完全干了后，才拿起最上面的一本《朝花夕拾》。

从那一天起，无论新书旧书，我只要读书或触碰书，都要先洗了手。14本书，都是繁体字，我不知道这样的字怎么去查字典，索性再也不用字典了，就这样读下去，读到读懂为止。像我在小儿科画画儿一样，没有老师没有教材，就一直画下去，画到与被画的人和物体一模一样为止。

我把14本书的故事告诉了刘岳群老师，他沉默良久，注视着远方说：“唉，好，好哇！”但是，一个中学生，一个少年的鲁迅研究小组组长，我不知道什么是研究，只是凡与先生有关的书和资料都看，看完了再去找。我知道了越来越多关于鲁迅的事，甚至作为高级的数学差等生，我推算出了先生属羊，搜集了所有师生都想不到的先生的166个笔名……

我翻遍了能去到的图书馆、图书室，终于借来一本《鲁迅传》。封三镶嵌的借阅卡片还是新的，我是第一阅读者。那书皮是湖蓝色的，只有行书体“鲁迅传”

三个大字，分明地竖排在右上角，下方就只有著书者的名字，竟没有任何图纹装饰。但我好生景仰，什么时候我能写一本这样的书……这样朴素的书，让我觉得厚重，一口气读完还觉得意犹未尽，就用蘸水笔，仿宋体，一笔一画抄在活页的卡片上。

我不在乎那抄写的漫长，因为，我在抄写一个伟岸的人的平生，从他出生前一直抄到他生命的尽头。

然而，他没有死，他永远地活着。

我在那些浩瀚的资料中，无数次地看见鲁迅路、鲁迅公园这样的字符，以及众多的鲁迅先生塑像的照片和无比熟悉的“绍兴”“绍兴”。

我要去绍兴。

终于，这梦成真。

虽然，我读到鲁迅，读到绍兴，是在1976年；虽然，我来到绍兴，来到魂牵梦绕的地方，已是2024年。

这等待，我用了20世纪的24年，又用了21世纪的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