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上

一

阔别三十多年，地处浙东沿海的册子岛已经改变了大模样，但是靠近南岙山脚下的那口瓦窑，居然躲过了几次征地拆迁，还静静地蹲守在那里。

父亲绕着瓦窑边走过，又折返回来，凝视着这座黝黑的瓦窑，像是在问候一位熟悉的老友。这座古窑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一身灰黑，披满藁茅，由于年久失修，黧黑的窑洞拱门两侧不知何时多了几条斜下的裂缝，看上去如同是一张饱经沧桑的苦脸。瓦窑顶上的砖块已经有了风化的迹象，瓦窑东侧原本堆放木柴的场地上，也已经灌木丛生，完全不是原先的模样了。当年，这家经营红火的瓦窑厂，曾经是册子岛上很多村民的生活依靠。把一块泥土通过纯手工的方式制作成一块块砖瓦，是一项原始且繁重的劳动。制作砖瓦的第一步首先要糨泥和打泥坯，这是瓦窑厂生产流程中最累、最苦，也是最脏的活计。但是在瓦窑厂的收入，比“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耕种田地要好很多。于是许多村民争相报名入行，在瓦窑厂前宽阔的晒场旁，搭建起简易的作坊，一柄泥锹、一把泥弓，夜以继日地打泥坯、做砖瓦，用他们勤劳的身影描绘着属于他们的奋斗图景。在这个低矮的生存空间里，那些村民们用力地锤炼泥土，也把自己锤炼成了乡村艺术家。他们有夫妻搭档、有兄弟搭档，也有单干的，他们日出而作、日落也不息，手握一把泥弓，终日和泥坯打交道，他们坚实黧黑的脊背，穿越着每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

册子岛的泥土，据说有一种特殊成分，可以烧制高硬度的耐火砖，生意特别好。打制砖瓦，糨泥和打泥坯是最基础，也是最累人的活计。糨泥需要把装运过来的几方或十几方黏土，倒在一个四五米见方的泥塘里，先把大块的土坷垃敲碎，掺和适量的水，如同和面团，水太少，无法把土块调和成黏泥；水太多，会成为无法成型的稀泥。浇水后用脚把黏泥踩踏均匀，然后用一长柄泥锹，从湿泥的一侧一片片地铲切下来，翻掀到前面的空地上。把一塘的黏泥如此翻覆一遍后，把翻过的黏泥用脚踏平实，然后再从黏泥另一端用泥锹再往回翻掀一遍，再踏实。如此往复，一塘黏泥，至少要翻掀三遍，这塘黏泥才算翻熟，可以成为制作砖瓦的原材料了。有些客户愿出高价，到瓦窑厂订购砖瓦时有特殊要求，要求糨泥时把黏泥翻得瓷熟一点儿，翻四遍甚至五遍的，也不少见。

把泥塘里的黏泥糨熟后，下一步就可以打泥坯了。先要把泥塘里糨熟的黏泥搬运进作坊工棚里，垒砌起一堵1 米多长、半米来宽的“泥墙”，把泥坯间的接缝夯实，再拿泥弓把四周切割平整，那垛供打制砖瓦的泥坯才算准备就绪。

在那方简陋的作坊里，一双沾满泥巴的大手施展着一把泥弓，从那垛泥坯顶部平整地削割下一长片黏泥，如同捧着一条超级厚实的毛巾，被平整地围兜在了呈圆柱形的瓦桶模具上。一把沾了水的圆弧状泥刨，随着轮轴的旋转上下翻飞，快速地打磨着瓦桶模具上的泥坯，使泥坯接缝密实并被打磨光滑。看他们双手翻飞轻盈如蝶，一套操作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让我如同欣赏了一场泥上芭蕾。打磨几圈儿后，一把木尺竖贴在旋转的瓦桶上，按照标准高度裁掉了上沿多余部分，就可以把泥坯瓦桶拎到晒场上晾晒了。看晒场上一排排叠起来的泥坯瓦桶，恍如一队队列队受阅的士兵，整齐划一。泥坯瓦桶晾干后，把它放在臂弯上，轻轻一拍，瓦桶便会沿着内侧凹槽一分为四，成为四块瓦片，便可入窑烧制了。

相对于打制瓦桶，制作砖头的程序要方便得多。堆叠原材料泥坯也不用这么多讲究，只要割开一块大小适当的黏泥，高高举起，用力地砸进制作砖块的模具里，然后拿泥弓切掉模具上沿多余的黏泥，拨开模具的榫头，一块四四方方的砖坯就制作完成了。

我在册子岛读小学的时候，有几个同学的父母就是在瓦窑厂从事打制砖瓦工作的。每逢星期天或假期，他们总会出现在瓦窑厂的作坊里，帮助父母干些简单的活计。于是总时不时会看见他们扛着比自己身子还高出一截的泥锹，“吭哧、吭哧”地在泥塘里翻掀着黏泥，或者拎着个瓦桶在瓦窑厂的晒场上疾步如飞。这种原始且高强度的劳动，使得那些同学手脚上都磨出了血泡。但是农村的孩子都坚强，为了能给家里分担一份劳力，到下一个星期天时，他们依然会出现在瓦窑厂的作坊里，协助父母一起劳作。

那时的海岛乡村相对贫穷，有些孩子因家境所迫，辍学到瓦窑厂来挣工分的也时有所闻。我的同桌，一个叫“庆国”的非常憨厚的小男孩儿，因为家里供不起几个兄弟姐妹读书，小学五年级开学才不到一个星期，他竟然辍学到瓦窑厂打工去了。当我知道他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的时候，心里顿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那天放学我去找他，看见他正陷在泥塘里，吃力地翻掀着泥坯。看见我过来，他疲惫地从泥塘里走上来歇一会儿手。离开他回家的时候，我把父母给我的五元零花钱塞给他，希望他能回学校来读书。但是庆国死活不要我给的钱，最后我不得不把钱扔在他脚边，跑开了。

当天晚上，庆国的妈妈拎了满满的一篮子鸭蛋到我家来，让我母亲收下，并一个劲儿地夸我。母亲知道他家生活困难，坚持不收。争执中，篮子掉在地上，半篮子鸭蛋霎时破碎了。庆国妈妈看着破碎的鸭蛋心疼得流出泪来，我母亲也不好再坚持，拿出一个饭盆捡拾破碎的鸭蛋，算是收下了。第二天，父亲拿了压在箱底的10 斤全国粮票，又买了1 斤菜籽油（那个时候每个居民购粮证每月定额油票只有4 两），送到了庆国家去。

但是庆国，终究还是没有再回到教室里来读书，16 岁那年，他在砖瓦厂搬砖瓦时不慎从窑顶摔下，没能救回来。

二

我们一家第一次踏上册子岛，是在一个尚有些许寒意的初春。我清楚地记得是在册子岛的北岙码头上的船。上船后，必须翻越一座又滑又陡的黄泥岭，才能通往我父亲单位所在的南岙村。当年父亲借来一辆农用手拉车，拉着一些陈旧的家具杂什，沿着那条狭长而泥泞的村道，走了约有半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了父亲工作的册子粮站，在那方家属宿舍小院里安顿了下来。这一住，竟然整整住了十个年头。

在我们客居的册子粮站家属院东侧，有一块很大的堆场，至少有两个篮球场大小。那里早先被砖瓦厂借用，堆叠着几大垛供烧窑用的松枝木柴和出窑的成品砖瓦。后来那些木柴和砖瓦被逐渐搬空后，我父亲清理掉杂物，还锄草烧了焦泥，在那块场地上开垦出来几垄菜地，又从瓦窑厂讨了几筐从窑洞底下清理出来的草木灰，铺在菜地里当底肥，趁着季节种上了番茄、豆子、青椒、莴苣、茄子等蔬菜。

第一年种植的蔬菜长势特别好，靠近院墙的那几畦茄子和番茄，长得都要给它支撑上竹架子才能承受住每天疯长的重量；南侧的几棚带豆更是不得了，绿油油的，垂满竹棚，我随便摘下一根来在腰上缠一圈儿，居然还多出那么一截来；沿着院墙栽种的十几棵向日葵，一个个顶着圆盆般大小的花盘，成了一道人见人夸的风景；至于东墙根的那片冬瓜藤，每天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蔓延开来，以至于父亲不得不每天要给它们牵藤，免得会影响别的作物生长。收获季节时，那块地里滚满了白花花的冬瓜，我记得其中最大的一个，足有四五十斤重。那时候的海岛乡村没有冰箱，而冬瓜切开后又容易腐坏，于是我家的餐桌上，几乎天天有母亲做的红烧冬瓜，或者冬瓜虾皮汤。其余的冬瓜，左邻右舍每家都送一个，还有剩下的，扛到瓦窑厂，给窑工师傅也每人送上一个，刚刚好。

在我们居住的家属院大门内侧，有一小块空地，春季时我从山上挖掘来一些兰花，然后从瓦窑厂要来一些砖块，在遮阴的山墙脚下开辟出了一块“兰园”。在那块小小“兰园”旁，我还种了小金瓜和香瓜，在夏天里足以让我大饱口福。在北侧靠近排水沟的那一块空地上，我还栽种了一棵桃树。没几年，那棵夏桃树每年都会挂满桃子，也足够我们分享。沿着家属宿舍的大门，我还种了一排竹子，本想将生硬的水泥大门点缀些绿色，没承想竹根的繁衍能力惊人，没几年，围墙周围几乎被蔓延成了一座竹园了。

比栽种更让我感兴趣的，当然是从瓦窑厂的炭火里煨出来的黄澄澄、香喷喷的煨番薯了。每到秋冬番薯收获季节，我和小伙伴们每次都会带上几个大小匀称的红皮番薯，去瓦窑厂让窑工师傅用长柄铁叉拨开窑洞下通红的炭火堆，把番薯埋在炭火堆下。不消一刻钟取出来，剥开焦黑的表皮，一股浓郁的甜香味就直钻鼻孔，于是便一边鼓起腮帮吹散烫嘴的热气，一边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起来。那个吃相，猴急得简直有点儿狼狈。

那时的乡村瓦窑，一个月最多只烧两场窑。根据入窑砖瓦的数量，一场窑一般烧制一个星期左右后，就可以闷窑了。闷窑第一步，先是用砖块把窑洞口封砌严密，然后从瓦窑顶部的封孔灌水，通过慢慢渗透，使瓦窑内被烧透通红的砖瓦开始冷却，并使之质地坚硬，其原理就如同锻造铁器时的淬火。

灌水闷窑几天后，窑工们会挖开窑洞的封门和瓦窑顶部的封孔，让瓦窑自然通风冷却后，砖瓦便可出窑了。挖开窑顶封孔的头两天，从封孔散发出来的气浪，依然非常灼热。一些嘴馋的小伙伴，会把这些热能也充分利用起来。他们用几根铁丝扎成一个个简易的小兜，装进一个个番薯，然后再用一根长铁丝串起，像晾衣架似的横跨固定在窑顶封孔上方。那些悬挂在铁丝兜里的番薯，晃晃悠悠地享受着从窑洞里喷涌出来的灼热气浪，不到半个小时，便被烘烤得香软甘甜了。

我拿到瓦窑里煨烤的番薯，多半是住在我们家属院一墙之隔的方大婶送的。记忆中，方大婶总是一直在侍弄着后山坡地上的那一大片番薯地，开始时我总是不明白，她要种那么多的番薯干什么？后来知道，大婶她做的番薯片和番薯糖，拿到集镇上去卖，是她家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到番薯收获季节，方大婶总会挑一些匀称且表皮光滑的番薯送给我们，还怪难为情的样子，说只是一些番薯，拿不出手。其实我是很喜欢吃番薯的，尤其是煨番薯。而母亲总是把大婶送来的番薯切成一块一块，在煮饭时放在上面一起蒸煮。蒸煮的番薯会散失了糖分，也少了许多香味，所以我更喜欢在窑洞里煨出来的黄澄澄、散发着诱人甜香味的煨番薯，至今回味无穷。

除了方大婶送给我们的番薯，我拿到瓦窑里做煨番薯的其他番薯，是我捡来的。是的，还真是捡来的。那时候册子岛上有一些隶属于乡村集体经济的渔业队，渔民以捕鱼为生，没有可供耕种的口粮田。当时政府有发给他们专门的“渔民购粮证”，每月补贴24 斤粮票，也能到册子岛粮站来籴米。而每逢鲜番薯上市的季节，到粮站籴米按规定要搭售一定比例的番薯杂粮。这让那些渔民们可不乐意了。虽然他们没有农田，但是他们的大多数家庭都在山坡上开垦种有番薯、玉米等旱地作物。籴几十斤的米要搭售一堆笨重不值钱的番薯，还要扛着走好几公里小路甚至翻越山岭回家，那些渔民们都满腹牢骚，很多时候干脆把搭售的番薯直接送人，甚至倾倒在了粮站大门口的芋艿地里了。只要看见大门外的芋艿地里有番薯，我都一个个地捡回来，打一桶井水洗干净，在院子的墙角搭几块木板，铺一层稻草，认真地储存在那里，这样可以随时拿到窑洞里做煨番薯，或者让母亲焐番薯粥、熬番薯糖、做成番薯片等，足以让我解馋。

村子里有几户人家没有自己的番薯地，在番薯收获季节，小孩子看着其他小伙伴有煨番薯吃，就眼馋。记得有一次，村子里一个叫“小军”的男孩儿自己爬上山坡，在一片番薯地里挖了一个番薯，拿到窑洞里去煨。可是不巧，架在窑洞里的一块柴爿火掉下来，刚好落在了他的手臂上，顿时烫起了一串巨大的燎泡，惨不忍睹。他哭哭啼啼回到了家里，母亲问明原因，原来还在别人家的番薯地里偷挖了番薯，那还了得？！被母亲拿扫把追着打，直到邻居听到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才赶出来夺下了母亲手里的扫把。

第二天，同村的乐大伯得知小军在他家番薯地挖了一个番薯，去煨番薯时被烫起一串燎泡，还被其母亲追着暴打的事，一向疼爱孩子的他立马赶到小军家里，看着小军手臂上的燎泡和泪痕满脸的样子，心疼得嘴唇哆嗦，脖子上青筋暴突，腾地站起身来对着小军母亲差点儿要暴跳如雷。但是他瞪了一会儿眼睛，却猛地转身，大步跨出门去了。当天下午，乐大伯从自家地里挖了满满两筐番薯，挑到小军家里，让小军享受“番薯自由”。

后来，小军的父亲专门为小军在山坡边开垦了一块地，为他种上了番薯，让小军每年在番薯收获季节里也能吃上黄澄澄、香喷喷的煨番薯。

三

在我们离开册子岛的前一年，瓦窑厂来了一个叫“阿华”的管事。

阿华是个苦命的人，在他很小时候，他父亲因为一场海难事故再也没有回来。从此阿华和他娘两人相依为命，都快40 岁的人了，因为家境贫困，竟一直未婚。来看管瓦窑厂之前，阿华靠打零工维持生计。那年夏天，阿华在给窑厂装运从村民中收购的木柴时，遭遇雷雨风暴，在海上整整漂流了五天五夜，差点儿葬身大海。在他即将绝望时，幸亏遇到一艘大船，把他拖到了安全的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