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初贬时

一代文宗苏轼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乌台诗案”945 周年之际，一位后世仰慕者从一千多公里外的京城赶回来，驱车沿着他被放逐的路线，自北宋时的黄州、光州、蔡州、陈州向八朝古都京城夷门（开封市）逆行而上，从南到北一路体悟他当年的心路历程。

我祖籍在弦山故国大苏山的北麓，是望着大别山苍翠巍峨的项背长大的，而今，阔别当年苏轼移情别恋的故乡，来到京城工作，时常想起东坡精神。

苏轼曾任八州知州、三部尚书，他四次被贬，一生三起三落，人生跌宕起伏，极其坎坷，而发生于元丰二年（1079 年）的“乌台诗案”是他第一次在官场上轰然跌倒。树大招风，德高致谤。“新进”宵小不肯放过他，不遗余力地逼迫宋神宗给他定罪。时任御史何正臣等人联名上表告发苏轼，奏其移任湖州谢恩的表奏中，措辞藏匿有揶揄朝政之语，继而又搜罗出其诸多的诗文相印证，做足了为其罢官的借口。该案先由监察御史检举，后交由御史台狱吏审断。苏轼被关押在御史台，经历100 多天审讯的煎熬。御史台中有阴森蔽日的数棵柏树，黑压压的乌鸦如日夜聒噪的苏轼的政敌栖居其间，他因文字狱而蒙冤，宋神宗惜其才华，采取折中方案，将其降级使用并调离京城。时称御史台为“乌台”或“柏台”，史上“乌台诗案”就由此而名。苏轼遂携长子苏迈，走上了500 多公里的贬谪之路，整整一个月后，才到“井底”之地的黄州赴任。

小人挑拨，政敌攻讦，皇上蒙聪，苏轼因言获罪，高洁受辱，这熟悉的戏码，竟然又一次在朝堂上演。而昧着良心说话，缺底线地逢迎讨好，无原则地结党营私，苏轼是断然做不到的。如果真的那样做了，他就不可能是苏轼了，他的良心会疼的。

“乌台诗案”是苏轼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一事件不仅改变了他的政治命运，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人生观和文学创作。综观苏轼一生，他不向威权摧眉折腰，骨气够硬，志气够豪，胆气够烈，不甘沉沦堕落，欣然地接受命运的磨砺，终于圈粉无数，荣膺文学史上金牌大师的桂冠。然而，封建皇权是苏轼仕途上绵长而结实的操线人，苏轼充其量只是政治舞台上的一具牵线木偶而已。

黄州是苏东坡真切的人性实验场、深厚的精神滋养地。他在此地任职时间最长，写作状态拉得最满，产生沈博绝丽的作品最多，对世人带来的影响也最大，打造了中国文坛最姽婳的传奇。他在黄州经历了三个迥然不同的阶段：

一是定惠院的自闭阶段。我停车盘桓，四顾黄冈中学老校区操场看台后的那片高地，当年从神坛跌落的苏轼借宿狭窄阴暗的寺院中，含辱忍诟，承受的压力山大，绝对有一颗委曲求全的大心脏。他依山而巢，逐水而住，问农于野，躬耕东坡，与众多文化先贤一样，柱擎南天，撑起了荆楚大地，乃至中国古代文化的坚挺脊梁。那时，“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孤鸿寡鹄，惊慌失措，未知出路在何处，寂寞、孤独、彷徨，苏轼的情绪确实有点儿崩，但难移其清白高洁的品性。他用独自的苦酿就了后世之甜，以人生之低铸就人格之高，凭自身之枯奠定文学之荣。

二是临皋亭的自醒阶段。我移车徐行，在苏轼曾乔迁的工商局职工宿舍楼前流连。苏轼达到的文学高峰与他经受的人间苦难是成正比的：越孤独，越思考；越受挫，越奋发；越挣扎，越成功。此时，他遍访黄州名胜，饱览鄂东美景，处处留下了让后人铭诸肺腑的印迹。他掇菁撷华，创作力爆棚，佳作如浩荡春水滔滔流出，获得的文学成就登峰造极，体现出自醒自悟、豪放豁达的文风。从“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到“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其“二赋一词”是世间的文学极品，真挚地播扬了黄州的美名，使黄州成为中国东坡文化的发源地，并跻身于我国文化名城之列。无疑，苏东坡是黄州耸立云天的精神地标和显赫的文化符号。

三是南堂的自勉阶段。我漫步当时的夏澳，静静地体味苏轼超越旷达的人生体验。在长江北岸上，苏轼朋友多了，生活习惯了，气候也适应了，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情又回来了。日子中充盈着笑声和乐趣，作品里荡漾着明媚的阳光，倾注着浪漫主义色彩，还洋溢着一股浓郁的禅味。他经历了从黑暗到黎明、从落寞到欢愉的心路历程。苏轼在适应了逆境后依然保持着乐观和创作热情，他的诗作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展现了独特的文学才华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尽管遭受了重重困难和挫折，苏轼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不懈追求，他的诗词作品流传千古，成为中华文化基因库中的瑰宝。

元丰七年（1084 年）四月，苏轼“量移汝州”，离京城夷门更近了。在黄州时间里，苏轼洋溢着通透的理念，养成豁达的态度，扩展坦荡的胸怀，淬炼无悔的人生。他低配生活，高配灵魂，把苦难当作一碟小菜，将生活调理成自我喜欢的频道。静而不争，聚散随缘，从容淡定，看淡得失，在自己的世界里留下了不可拷贝的美好。

我驱车自黄州北上，对苏轼第一次被贬经历有了新的感悟。如果说，夷门是苏轼人生的大型翻车现场，在黄州才登上文学的金顶大殿，那么，光州、蔡州、陈州等被贬的经历之地就成了他通往文学高峰的一节节阶梯。

无论苏轼在被贬路上有多么疲惫和沮丧，大苏山对他总是温柔以待，这里不仅是人们休闲的森林氧吧，更是苏轼修身养性的心灵氧吧，是他人生的驿站或加油站。静居寺娴静而热情地恭候着他，让他靠着它的肩头喘口气，舒服地歇息一会儿。这里的菩萨像是他家供奉的大仙，也格外地庇佑他。在半山腰上的读书堂，正值新雨乍晴，山风潮热扑面，满坡绿荫耸动，四围蝉声蜂起，我打量着端坐于正门处巨大的苏轼坐像，听热心、博学的女导游讲解，苏轼与司马光是光山籍的双进士，苏轼尤钟爱大苏山，一生来静居寺多达40 余次，或赏景，或祭拜，或参禅，或读书，或写诗，或会友……她评价说，就是在今天品读苏轼的诗文，仍然能让人瞬间燃起来，达到如醉如痴的仙界。苏轼在蛮荒的山林里点燃文化的火种，照亮官渡河的潋滟波光，唤醒一方水土的文化基因。静居寺超尘脱俗的修行，使苏轼有了挣脱平凡的必然性，具备了通往伟大和不朽的可能。无疑，大苏山是一座文化高山，它因苏轼才有了灵魂。

苏轼第一次被贬之路是一条播种文化、传扬文明之路。此次，他一路南下，一路写作，稍不留意，就写出了千古传颂的佳作，为流放之地做了近千年的免费广告。京城夷门是苏轼步入文坛的第一站，是他人生的洞天福地，也是他的折戟沉沙之地，他的文学才华首先在这个大舞台上得以崭露头角，他在制科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受到了文坛泰斗欧阳修的赏识与提携，也受到了皇帝宋仁宗的青睐。这里是成就他“唐宋八大家”之一称谓的发迹之地，也是这位文化巨匠的加冕之地。他一生的荣辱祸福都是与此地紧密相连的，应该说，他对夷门是有强烈的归属感的，那里才是他安居乐业的理想之所。以《醉翁亭集》为代表，苏轼在这里的诗作和散文，折射出他对生活洞察的深刻性和情感表达的多元性，为时人和后世所啧啧称赞，也给这座积淀厚重的古都增光添彩。而他在赴黄州途中写的《梅花二首》则非常凄苦，描写幽梅寒松顶霜冒雪，迎风绽放，抒发了他在被贬期间的内心感受，展现了他对梅花的独特体验和审美情趣，折射出他在逆境中的坚忍和对美好事物的挚爱，读来催人泪下。在汝州，他所作的《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展现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深邃的情感世界。他对汝州情有独钟，遂萌生归葬之意，最终在郏县结束了生命轨迹，从此，世上再无苏东坡。他与苏辙相继安葬于此，将其子嗣托付于此，并在此地安身立命，开枝散叶，烟火兴盛，也算是赐予了汝州无与伦比的哀荣……

探询苏轼第一次贬谪的心路历程，他之所以被贬，不仅仅是官场的失意，更是向我们展示了他始终怀揣着坚定的信念。

这就是历史上苏轼倍受世人推崇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