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考

昆仑问题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大迷障，吸引众多学者为此倾注了无限的精力。两千多年来，人们多以昆仑为河源仙山，且于其实际地望推测不已。汉武帝钦定昆仑地在于阗1，东晋郭璞以为海内外皆有昆仑2，北魏郦道元则谓东海方丈亦有昆仑之称3，元人金履祥更以昆仑无定所4。至近人苏雪林氏著《昆仑之谜》，于此问题阐发最详，但其以昆仑源出巴比伦5，越指越远，而从其说者却大有人在，以致影响到对“昆仑”一名的考索。学者多以“昆仑”非出汉系语文，故颇以外国语或民族语文对音比较6，所论莫衷一是。

汉武帝笃信神仙，其论之不当可谓昆仑讹说之始作俑者。司马迁疑之甚坚7，班固也因其对昆仑之事的反对而绝口不言8，东汉末邓展作《汉书注》，重申史迁之说9，故历代地理学家多对武帝所定冷淡处之10。然近世以来，学人反宁采帝说，而不信史家，于太史公所言或视而不见，或污谤尤甚11。故迄于今，有关昆仑的问题仍然未能获得合理的解释。

凌纯声氏主张昆仑本即坛墠，其礼之大者则至封禅12，所议于史实最近。但言及“昆仑”一名，仍据徐高阮说13，以为即古两河流域各城通有之多层庙塔名为Ziggurat 之音译，未能触及问题的本质。此论之颇有可议者，中文既可外译，然外文岂非不可中译乎？澄清这一事实，关键还在于究辨清楚中西两种昆仑文化孰早孰晚。事实上，昆仑神话内容纷杂，既有原初形成之思想，又有后人附会之讹辞，非穷本溯源不能明察。我认为，昆仑实为中国文化之固有传统，其本于观象授时，进而影响至祭祀与宗教。至于“昆仑”之名，则尽属中国语文，其后中学西渐，逐渐影响至巴比伦。兹为此文，于相关问题聊作考证。

一十日神话与后羿射日

“万物生长靠太阳”，这句歌词道出了世人皆知的浅显道理。人类的生存仰赖阳光，人们认识世界也是从他们对空间和时间有意识地规划开始的，当然，能够帮助先民完成构建时空知识体系的同样是人类须臾不能离开的太阳。

中国古代先贤很早就已学会了通过槷表揆度日影的方法规划空间和时间，这一做法至少在距今七千年前就已相当成熟14。规划时间的目的当然是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然而如果没有阳光的温暖，即使人们能够按时播种，丰收有年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显然，长期不懈的立表测影活动以及农作生长有赖阳光照耀的常识，都会使先民必然产生出对太阳的崇拜和相应的礼俗。

上古先民会是怎样认识太阳的呢？具体地说，在他们看来，今天升起的太阳和昨天人们看到的是同一个天体吗？这个问题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简直不值一谈，但从原始思维的角度讲，这个问题却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天上只有一个太阳的结论其实并不容易得出，这一知识只能伴随着先民的长期探索逐渐形成，而最初他们一定认为，每天人们看到的太阳并不相同，因为太阳的外貌虽然一样，但其出升的位置却每天都在改变，这种现象给人的暗示很清楚，似乎太阳在天上的行移路线并不是一条，而是多条，这使先民理所当然地认为，每天出升的都应是一轮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太阳，这意味着太阳的数量并非只有一个，而是无穷无尽的。

如果太阳不止一个，那么月亮显然也就不可能只有一个。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十日与十二月神话，就是先民对于日月数量无限的朴素认知。

太阳的数量无有穷尽，这种认识在中国古代的神话系统中反映得非常清楚。《山海经·大荒南经》云：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又《山海经·大荒西经》云：

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又《楚帛书·创世》云：

日月俊生，……帝俊乃为日月之行。

帝俊就是上帝，古人奉其为宇宙间的至上神，他娶了两位妻子，一位名叫羲和，为他生了十个太阳；另一位名叫常羲，为他生了十二个月亮。很明显，如果人们最初认为太阳不止一个，那么月亮的数量肯定也就不止一个，这种对于天体的认知方式是相同的，这便是中国文化中十日与十二月思想的由来。后来人们以十天干标注十日，以十二地支标注十二月，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干支体系。

中国古人习惯于以十进位计数15，十所代表的数字不仅是双手的手指之和，同时也是天地数之极，因此，古人以日之数十而不为九，其独取进制的做法显然体现着满十而进的思想，这意味着十日所表达的太阳数量只能是比十更多，即遇十而进，以至于无穷。所以，古人所建立的“十日”观念，其本质则是对无穷多太阳的概括。而十二作为法天之数其实体现的是历法中一年的历月安排，一个回归年内只能安排十二个朔望月，年复一年，永无止息，如此，“十二”也就与“十”一样具有了进制的意义，于是“十二月”便成为古人对无穷多月亮的概括。很明显，“十日”与“十二月”所暗示的都是多日多月的原始思维的观念。

太阳没有双翼，又如何能在天上运行呢？然而先民懂得，天空中飞翔的鸟生有双翅，于是他们想象，帝俊所生的太阳都是由金乌所载负。其实，太阳的数量虽然不少，但人们每天也只能看到其中的一个而已，这种现象如何解释？日出方位不断变化的事实诱发了古人的想象，十个太阳实际是在轮流出班，所以每天都会有一个太阳为人类照明。这些思想在《楚辞》和《山海经》中都有清晰的反映。《楚辞·招魂》云：

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

《山海经·大荒东经》云：

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又《山海经·海外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在古人的想象中，每天人们看到的太阳为什么总会如此明亮，那是因为在它出升之前，羲和为它洗了个澡，这样当太阳出升后才能更加光耀照人。这则神话所体现的思想同样是人们对太阳不止一个，而是一天一个的认知。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母题早已出现了金乌负日的图画，发现于成都金沙遗址的商代太阳四鸟金箔饰，则以居于四方的四鸟象征分至四神。汉代的画像石和各种美术品中仍然不乏金乌负日的题材，可以作为《山海经》所记载的相关神话的图释。而《山海经》普遍记有帝俊使四鸟的内容，其实也正可以与金沙出土的太阳四鸟图像相呼应16，体现的同样是以载负太阳的鸟作为太阳象征的思想。而商代甲骨文更不乏祭乌以祈求天晴赐日的占卜17。事实证明，这种认为太阳的数量无限且由金乌载负的观念，其历史是相当悠久的。

《山海经》所说的大木显然就是扶桑，其位居东方日出之地，地名汤谷，《尚书·尧典》则作“暘谷”。《说文·日部》：“暘，日出也。从日，易声。《虞书》：曰暘谷。”“暘”是日出，而中国特有的地理位置使人们看到的日出景象一定是太阳从大海中升起，这个承载太阳出升的大池，古人称之为“咸池”18，所以表现日出意义的“暘”字也可以写成从“水”的“汤”，从而说明人们看到了太阳从水中升起的现象。这是浑天宇宙论得以建立的认识基础。

《楚辞》与《山海经》有关十日的记载可以获得考古学材料的佐证。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非衣，其上所绘表现天上世界的内容即有扶桑九日。四川广汉三星堆晚商遗存出土青铜扶桑，大木十二枝条上分别立有九鸟，显然是以金乌象征九日。扶桑树上之所以只能看到九日，那是因为十日中的另外一日早已由金乌载负着放飞于天宇了。因此，扶桑木上的十日与十二枝正好构成了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的时空体系。

十日的想象固然美好，但人们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太阳数量无限的原始认知的阶段。先民最初可能通过对月亮只有一个的认识开始怀疑太阳无数的成见，因为月球总以同一面朝向地球，这一事实很容易使人懂得月亮其实只有一个，而并不是十二个。同时，人们通过长期的观测可以规划出月球在作为“月站”的二十八宿间的行移轨迹，这个现象也会使人认识到月亮只有一个的事实，并启发他们逐渐懂得，每天出升的太阳其实也应该相同，所以太阳的数量同样只会有一个。屈原在《天问》中曾经发出“夜光何德，死则又育”的提问，即反映了人们对月亮只有一个的认识。

当然，尽管人们对月亮的观测启发了他们逐渐懂得太阳只有一个的事实，但真正完成这一认识还是需要通过他们对太阳的长期观测。太阳和月亮都会定期发生交食，如果人们初步掌握了交食周期，那么这种规律性的交食现象就不可能解释为出现在不同的天体之上。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先民天文观测水平的提高，会使他们通过日出之前（偕日出）和日落之后（偕日没）太阳在恒星间位置的变化描述出太阳的视运行轨迹，这就是黄道，从而认识到每天人们看到的太阳其实都是沿着同一条轨道在运行，这使他们最终真正懂得了太阳并没有很多，而只有一个的根本道理。或者也存在另一种可能，至少通过对日行轨迹事实的认识，印证了早期先民对于只有一个太阳的猜想。

天上只有一个太阳，这个事实的确认毫无疑问体现着人类认识自然的一次本质性飞跃，这样重要的认识转折一定会被先民大书特书，并一代代地传诵，这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后羿射日的神话。《淮南子·本经》对此的记载最为详具，文云：

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脩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脩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

相关内容还见于《山海经》。太阳本为金乌所负，所以屈原在《天问》中提出了“羿焉彃日，乌焉解羽”的问题，是说十日并出之后，后羿射落了其中的九日，其实是将载负太阳的九只金乌射落了。这一图景在汉代画像题材中有着生动的描绘。

一个太阳的事实确认之后，先民如何才能合理地解释太阳从计数不尽到最终只剩一个的转变呢？大自然中的幻日现象可能诱发了人们对于十日并出的想象19，于是有了尧请来善射的后羿，射落了多余的九日的故事，这样，天空中只有一个太阳的事实就被确定了下来。其实，先民长期以来具有着日光如箭的比喻，《墨子·经说下》：“光之人，照若射。”即是这种思想的准确体现。人们称呼白昼极长和极短的两天为“至日”，也就是日长至（夏至）和日短至（冬至），而“至”字的写法即作箭矢至地之形，乃象阳光至地20。况且古代田猎活动对鸟的猎获或有弋射之法，而太阳的正常运行正是因为有了金乌的负载，这意味着射落了负日之乌，太阳也就不可能再次升起，于是人们选择射日的方法来处理太阳过多的麻烦。这些认识显然都为后羿射日神话的诞生奠定了必要的认识基础和事实基础。

后羿射日的神话真实地反映了古人对于太阳数量认识的转变。后羿是古史系统中的东夷之人，而帝俊也是东夷人尊奉的上帝，因为后羿善射，所以帝俊赐给他彤弓素矰。这则神话除了暗示先民终于懂得了天上只有一个太阳的道理之外，还意味着这种人类享有同一个太阳的知识很可能首先是由东夷先民获得的。《天问》乃言：“帝降夷羿，革孽夏民”，是说东夷之羿，其射落九日的作为也同时为夏民解除了忧患，所以夏史上也要记上他的功劳。《左传·襄公四年》引《夏训》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都反映了曾经的夷强夏弱的史实。事实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呈现着夷夏东西的局面21，而太行山以东的东夷文明普遍反映出其天文数术成就远高于太行山以西的华夏文明的史实，这显然为东夷先民首先完成对一个太阳的认识奠定了坚实的史学基础。

事实上，先民对于太阳从无数到只有一个的认识正是中国上古昆仑文化的渊薮，因此，昆仑文化实际是一种摆脱了原始思维的太阳崇拜文化。

二昆仑与三天

“昆仑”非属外来语或民族语文，这两个文字其实体现着地道的华夏文明。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必须首先解决对“昆仑”二字的训诂正读。

大凡译音形成的外来语词或民族语词，皆重其读音而忽略字形，换句话说，对音文字只求音正，用字则唯以同音即可，至于选用哪个同音文字表音，则变化不定，不求规范。《尚书·禹贡》：“织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其中之“渠搜”，《大戴礼记·五帝德》作“渠廋”，《逸周书·王会》作“渠叟”，《穆天子传》作“巨蒐”，并为同音通假。冯承钧《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译序》云：“研究吾国史地之书，最感困难者，莫若外国语之译名。或因声韵之变迁，方言之殊异，传译有别。或因名称之假用，风习之不同，混解未免。夫‘天竺’、‘身毒’、‘印度’，为同一地域名；‘韦纥’、‘回纥’、‘回鹘’、‘畏吾儿’、‘辉和尔’，为同一种族之号；稍具史地常识者，固不难知之。”皆见译语的特点。即使放眼于早期以音表意的汉文语词，亦无不如此。《广雅·释训》：“俳佪，便旋也。”王念孙《疏证》：“俳佪之正转为盘桓，变之则为便旋。便旋，犹盘旋耳。俳佪，各本皆作徘徊。《汉书·高后纪》注云：俳佪，犹傍偟，不进之意也。《史记·司马相如传》：于是楚王乃弭节裴回。《汉书·张衡传》作俳回，并字异而义同。”皆重音轻字之例。然相较而言，这种非规范语词的现象于“昆仑”一名竟完全不曾出现。昆仑文化虽传承悠久，但“昆仑”二字的使用却固定不移，后世虽变之如“崑崙”或“崐崘”，增添了表意的“山”字，但也仅在强调其为仙山的意义而已，而作为字根的“昆仑”仍未改变。这不仅体现了汉语文以字形表意的显著特征，而且也暗示了“昆仑”二字在字形上承载着表达昆仑文化本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