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间，文脉与传承

我的老奶奶是小脚，而且不识字，但并不妨碍她成为我诗歌的启蒙老师。应该，还不只是我，因为她踮着一双小脚，不仅看大了我的父亲、叔叔和姑姑们，又看大了姐姐、我和妹妹。

有月亮的晚上，讲嫦娥玉兔的故事之前，老奶奶往往给我哼唱这样的歌谣：

月亮地儿，明光光，

大闺女开门洗衣裳。

洗的白，浆的白，

嫁了个女婿没成色。

赶上老奶奶有别的事，我会被父母带到田间，大人干活，我和小伙伴在一边玩耍。歇工时，大人们也常教我们儿歌取乐，因为有的儿歌，会把某个大人编派进去，比如：

东屋的门儿，西屋的门儿，

马三娶了个大美人。

前走走，后倒倒，

生怕马三不要了。

小孩子家只知道儿歌顺口好记，并不知道马三就在旁边，大人怎么教，就怎么念，大人们于是就爆发阵阵笑声。这笑声，在弥漫泥土气息的田野上余音荡漾，沉淀在童年记忆深处的，却是民族语言故土乡音的基本韵律。

老奶奶去世已四十多年，我仍经常梦到她，白发苍苍，满面春风，踮着小脚又回到老家的院子，一进门就拉住我，“小儿、小儿”地叫个不停，醒来往往是泪流满面，而她教我的儿歌，音韵至今绕梁：

小小子儿，坐门墩儿，

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要媳妇儿，干什么？

点灯说话儿，吹灯做伴儿。

这首儿歌都耳熟能详，可有谁留意过，这其中的“点灯”，点的什么灯呢？

其实，老奶奶不止教给我儿歌，还给我讲过很多故事。

她自己不识字，但格外敬重村子里教书的老师们，一律尊称先生。有一次我拿滑石猴儿在地上乱画，她看到了马上就说，我给你找先生要粉笔去。她踮着小脚走到对门先生家，跟先生说白靴子脏了，要用粉笔染一下，要来了两支粉笔。一支给我，一支自己真的涂她粽子一样的靴子。我在青砖地上拿粉笔乱画，她就在旁边慈爱地问，这是画的什么，那是画的什么。仍记得我给她胡乱地讲解，这是一个贼，钻到一个黑屋子里，出不来了，让人抓住了。其实，这故事也大半是她睡前讲给我的。

老奶奶给我讲的故事很多，有的是忠孝故事，有的是神仙故事，有的则是告诫我吓唬我敬畏自然的。

对于一个小孩来说，这应该就是做人的启蒙了。

她说遇到蛇千万要躲着走，有个人让蛇围着自己转了三圈，就化成血水死了。

她说看见蛇吐舌头要赶紧胡撸自己的头发，因为那是它在数人的头发，有个人让它数清楚了，那人就死了。

她说屋里的燕子窝，千万不能用棍子去捅，不然就会烂眼边儿，村子里谁谁烂眼边儿，就是小时候捅了燕子窝。

她说小孩子千万不能自己乱跑，有的小孩乱跑，被魔给抓走了，舌尖剪掉不能说话，身上还给粘上驴皮，大人见了也不认识。

她说见了乌龟王八的，要放回河里，村里有个老头儿，在河里捞到一只大乌龟，拿砖头给砸死了，结果老头死的时候，后背驼得跟个乌龟一模一样……

我胆子很小，估计就是被这些故事给吓的。

除了老奶奶讲的故事，小时候在村子里，尤其夏夜的街头，还经常听一个孤老头讲故事。他手拿点燃的粗大的艾蒿辫子驱逐蚊子，另一只手举着旱烟袋，佛像般坐在小马扎上，给我们围着的孩子常常一讲就是一晚上。有一个故事细节记忆犹新：一个大姑娘走路不小心，掉到了井里。哭喊了半天，才来了个人救她。拿绳子把她提到一半，那个人说，我饿了，先回家吃饭，回来再拉你上来，就把姑娘悬在半空回家了。这时不知从哪里跑来一只老鼠，咯吱咯吱就来咬这根绳子。三股的绳子咬断了一股，又咬断了一股……结果怎么样，我们小孩也不知道，因为老头讲到这里，就回家了。

那时，好多村子里都有这样的孤老头儿，无儿无女，却一肚子故事。这些故事涵盖古今中外，忠孝廉耻，因果报应，荤素谐趣，无所不包，在寂寞乡间打发着有趣或无趣的时光，也把一些或迷信或客观的人生道理悄然传输给一代又一代听众。

参加工作之后，全国搞《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我们老家一个已经八十多岁叫曹树吉的老人成了重点挖掘对象，因为他太会讲笑话了。据说他七岁成为孤儿，之后就一直跟戏班到处跑，挣的钱都用来吃喝玩乐，请别人讲故事给自己听。而他虽不识字，但博闻强记，过耳不忘。他听来的笑话，又讲给别人听。有时原样照搬，大多要添油加醋，添荤加腥，老了以后，更是信手拈来。眼前物事，皆是段子，遍是包袱机锋。我曾亲眼见到同事采访他的录音带，一天就录了十几盘。可惜，这之后没几年他就去世了。

在我们乡下，老人去世、年轻人娶媳妇这些白事红事，都少不了本村会写毛笔字的文房先生写奠幛和喜幛，这个民间习俗，成了我书法的启蒙。

我们村有两位文房爷爷，书法都很不错，其中一位据说还是华世奎的弟子。两人轮流分工，一个记账收钱，一个写幛子。红事红纸写，叫喜幛，白事用白纸写，叫奠幛，都要贴到墙上，以显示主家的人气。

后来知道，他们和借给我民国课本的那位爷爷，三位竟然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只是三位当年虽同在一校，后来同在一村，却命途迥异。一位解甲归田，田间辛苦终老。一位弃暗投明，成为村党支部秘书。一位在敌方颇有战功，留在大陆隐姓埋名，运动中被检举出来受尽磨难，后来又落实政策，着实板荡。

教我书法的就是解甲归田的曹振堂爷爷，他的书法深受华世奎影响，颜体大字庄严和睦。当然，小时候围着桌子看热闹的我们，还看不出字的好坏，只记得那个大斗笔的笔头，笔毫是直接裹在笔杆上的，跟我们的小拳头差不多大，让我们颇为敬畏。

我考上中师那年，八十多岁的曹爷爷曾从村西头一个人走到村东头我们家串门，还站在方桌前给我写了一幅书法，内容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可惜，这幅书法我当时用糨糊贴在了墙上，我上学期间父亲刷墙，直接就用大白覆盖了，想来至今心痛。

到我参加工作，回村子赶上谁家有红白事，也帮着写写喜幛奠幛。但终究是工作忙，又不在村里住，没能接下这个任务。接替两位爷爷的人，我离开家乡时已传两代了。乡村的书法，除了红白事之外，春节时写的春联、福字，因展示时间更长，也更显水平。两位爷爷的春联、福字，并不是家家都能得到。也有人家自己学写，自难媲美。

小时候乡间还有另一种书法，应该叫美术字，现在已不多见，就是墙体口号标语。不得不说，特殊年代造就了一大批写大字报和写标语口号的书法家或曰工艺美术师。那是在无限忠诚的精神引领下磨炼发挥出的高超技艺，今日想来犹叹为观止，就连启功先生，不也戏言自己的书法是大字报体吗？

美术字墙体标语口号，不过就是黑体字和宋体字，但能写得结构精美，工整匀称，是很需要功夫的，不像现在有电脑直接打印喷绘。这些墙体标语颜料有红色、蓝色、白色，装饰有时勾边，有时勾阴影，每个字大的有两米高，小的也得有两尺来高。一个个这样的美术字凑成一句句标语，一道道拦腰缠在家家户户的外墙上，像把整个乡村捆起来一样。内容有的气壮山河，有的同仇敌忾，有的意气风发。那种整体的单纯与狂热，是现在很难见到的。现在老家在搞美丽乡村建设，家家户户外墙都刷了涂料，画了很多宣传画，说实话，比起那个年代的艺术水平，差之较远。

鲜为人知的是，京城著名画家白野夫，曾是我们村墙体标语的书写者。记忆里，我们村的标语书写至少经历了三个人的传承。第一人是木匠，也擅长写墙体标语，还擅长画宣传画，我至今记得他画在一户人家整个后山墙上的工农兵三个大头像，造型精美，气势磅礴，现在农村没人干得了这个。第二个人是个会计，跟第一个人学了墙体标语，还会画影壁墙，也就是《喜上梅梢》《高山流水》《松龄鹤寿》等吉祥画。第三个人是第一个人的弟弟，就是现在的画家白野夫。当时，他从第二个人那里，接手了墙体标语的书写。至于后来，在田间地头给乡亲们写生，刻苦临摹学习名家经典，到公社文化站工作，再考入中央美院，定居京城，洛阳纸贵，一画难求，都是后来的事。

记得我读初中时，他在公社文化站工作，但还住在村里，家里很多书，我和父亲经常去借，最后借的是一本《河北教育》杂志，封三是那首著名的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现在他在北京，我在天津，有机会就聚聚聊聊。想起当年夏天的中午，顶着烈日从他家拿着书走出来，恍如昨日。

耳濡目染，除了写书法，我也曾写过美术字，并获得一些报酬。当年，为了解决读研究生的学费，赶上县里不少机关搞制度规范上墙，我承揽了一些这样的工程。标题用泡沫板，内文用吹塑纸，都需写成美术字，一个个剜下来再整齐地粘到背板上一并上墙。那时还没有现在的电脑刻字，美术字写好后，吹塑纸的小字要用手术刀剜切，泡沫板的大字要用自制的弓形的电阻丝切割，气味难闻。现在想来，着实不易。

小时候在老家，家家稀罕的点心糖果，一般都藏在大立柜深处。记得有一天，已经五年级的我悄悄潜入奶奶家，打开大立柜，希望能搜索到稀罕的美食。

那时，老奶奶已经去世，我也回到父母那边住了。谁知，美食没有找到，却看到一大堆稀罕的书。记得有《斯巴达克》《唐诗三百首》等等，少说有十几本。而我，一下被一本装帧华丽的书紧紧吸引住了——《不眠的青青草》。不止装帧华丽，还是繁体竖排，很多字我都不认识，这更增加了我的好奇心。等姑姑回家，我软磨硬泡，算是把这本书据为己有了。

这本书成了我写现代诗的启蒙之作。

《不眠的青青草》是台湾著名诗人张香华，也就是柏杨夫人所著的诗集，1980 年5 月台湾星光出版社出版。翻开封面，在金黄的扉页上贴着一张淡蓝色的字条，上面竖排的文字是柏杨先生亲笔所书：江南兄嫂：香华赴欧前，嘱一俟诗集再版，即奉上乞正。因诗集再版不易，请留纪念。

柏杨一九八○年七月廿三

可见，这是柏杨先生当时替出访欧洲的夫人张香华赠给著名作家江南夫妇的。可惜，江南没能得到这本赠书，他于1984 年10 月15 日被台湾国民党特务暗杀于美国。

那是1980 年夏天，当时中国的文坛，刚刚拨乱反正，所谓朦胧诗，离文学杂志还远，离我更远。这本书能从宝岛台湾走到河北农村，有个细节需要交代。我的姑姑去北京看望她的舅舅马建民，也就是著名作家杨沫的丈夫，舅舅随便送了一堆书给她。回家之后，她把这堆书随便地放进了立柜。这本书，就在其中。至于这本书怎么到的北京杨沫家中，不得而知。

蓦然回首，这本书已伴我走过近四十年。它不仅给我提供了最初的文学乳汁，随着自己长大，柏杨、张香华、江南、杨沫，围绕这本书的四位名人的传奇人生，也带给我更深的鞭策与思考。

近年，偶尔看到过这本书的朋友说，柏杨的真迹，文物啊，值点钱的。而我心里知道，这本书无价。因为，它不止有柏杨的真迹，更因为文脉和亲情的辗转传承，早已胜过任何文物的价值。

那时的农村，不知谁家，和大城市有直系旁系的关系，我们叫“外头有人”。有做县团级地师级官员的，有当教授当工程师的，也有在大企业当工人的。这外头的人，一般总是让本村人高高仰视，油灯下聊天提起来总是陡增兴奋。有机会出去见过人家的，更是觉得无比荣耀，仿佛自己就是那人的代言人。而对于我们小孩子，关心的不是那人当多大官，有多大本事，而是给我们带来多少新鲜东西。

因为老人的福荫，我小时去谁家，谁都会把家里最好的糖果，从大立柜里掏出来塞给我。稀罕的糖果，基本都是北京天津新疆成都兰州的哪个亲戚探亲带来或托人捎来的。因此，积攒糖纸和小伙伴们互相展示，是那时乡间儿童的常见活动。认识图案的同时，也会多认一些文字和词汇。糖纸还是本地不稀罕的居多，外地的大白兔、金丝猴等就显得珍贵，我认识金丝猴就是从糖纸上认识的。我也是从别人家认识香蕉这种水果的。人家有人在云南当兵，千里迢迢带回来。要知道那时没有快递物流，也没有现在的保鲜技术。

比糖果更有价值的，是外地来的铅笔、圆珠笔、钢笔、铅笔盒等和我们学习有关的文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