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记忆

作者: 戈悟觉

“刚起床。今天星期日,多躺了半小时。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

董文没有听出是杜方之,解释一下,抱歉的意思。方之却不是滋味:他还有星期日!自己早就一星期7 个星期日了。这位同龄的老朋友还活在人生里。

春眠不是不觉晓,春天晓来早。清晨鸟叫声让他蓦然一惊,这是他一生的最后一个春天。

鸟叫就是好天气。方之要和董文一起去公园。

让董文推着轮椅,这才是世纪朋友!

“昨夜做梦,公园门口那棵大榕树问我:‘怎么好久不见你和你的朋友了。’”

他编的,编得不像。

“等着,半小时到。还住老地方?”

“老地方,老邻居,老朋友,老狗。老人老四样。”

董文信奉慢生活。知识分子最忌讳被人骂落后,从前,方之笑他太右,落后分子;当今,又笑他太左,依旧是落后分子。董文我行我素,不过,自嘲总算先进了一回:慢生活,半小时主义。一日三餐,每餐半小时,法国人的主张;“530”方案,一星期身体锻炼5 次,每次30 分钟,美国人的主张;睡前看闲书半小时,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主张;当代中国人津津有味的半小时午睡……方之说他是拿来主义,把全世界都拿来了,成精了。

董文到方之家,他已在大门口晒太阳等着。身旁放着蓝色轮椅。杜方之的老屋独门独院,白墙黑瓦,墙根长绿苔,这样式的房子在城市很难见到了。妻子柳烟去世后方之搬过家,一套3 室2 厅的新公寓,一年前右半身瘫痪坐轮椅,又搬回来了。公寓出租,他说刚好顶保姆费。他搬回老屋董文没来过。董文闻到一股潮湿的衰气,是阳光让方之身上的老人味蒸发出来的?也许从院内溢出。

“回家吃午饭,喝酒。你烧几个菜。”他冲院里说。

董文没有说留下吃饭。

“吃什么?”院子里有女声。

“大作家光临。大作家年轻时很风流的。你把本地鸡炖了。”方之情绪很好。他对董文说:“保姆勤快,卫生还好。保姆不能太年轻,旁人会有闲话。”

“这么大年纪了。”董文本来要说人都残疾了。

他经常换保姆。董文从门内看见保姆了,40 岁的模样。“萌萌多大了?”董文推着轮椅问道。萌萌是他女儿,有那么几年,方之想把女儿许给董文的儿子,但董文消极。

“年过半百了,在美国不回来,时不时要我换美元汇给她。我想起她,总是十四五岁的样子。她初中毕业时,我给她买了辆飞鸽自行车,她学车我扶着。电话里我说给她,她不爱听,我能感觉到。”

“你说多了,我也不爱听。听烦了。”

“要钱,她怎么不烦?‘爸,你一个人反正花不了,早晚还不就是我的?’她就是这么说!养儿养女,就是这么回事。死了发个唁电,或者回来哭几声,清理清理财物,好东西全拿走。我把这个老宅留给她。活该!做父母的都是活该。”

董文不插话。方之不是在征求意见。

“你是写小说的,小说就是编写另一种人生。你出书,我有什么?活这么大年纪,留下什么了?”

公园不远。公园大门口是一棵大榕树。公园是新建的,取名“大榕树公园”。园内没有大榕树,唯一的一棵在园外。有点错位。小时候他俩经常在树下玩,在树根上爬,后来,坐在树根上看书,复习功课。

那时候,大榕树就很老很粗很高大,现在也是很老很粗很高大,看上去没有两样。小时候见过的场景都会随着年龄和眼光变小变窄变矮,这棵榕树的生长与他俩的年龄、眼光同步。

只是有一天他们不在了,榕树还在。两人这时都这样想。

董文天天路过大榕树。“平生一蓑风雨,老树最是莫逆交。”他写这样诗句。欢乐时走过,痛苦时走过。柳烟成了方之的妻子,他曾在树枝中寻寻觅觅,找一个上吊的枝丫。“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他忽然想起这句俗话。人生是棵树,长满许许多多可能。成长,便是像树一般经历春夏秋冬。他终于明白了。

快要告别人间的方之,他不知道大榕树的枝枝杈杈对董文意味着什么,大榕树下的小路对董文意味着什么。

“去树荫下面。春天阳光紫外线强,让皮肤细胞里的活性氧增多,皮肤老化得快。”

董文笑笑。方之和他的脸上早就搁挤不下更多的皱纹老年斑了。方之改不了发号施令,越老越喜欢。坐轮椅享受发号施令有合理性了。

“算了,进公园。左边有个茶室,当初是关帝庙。”

方之自个儿笑了,“是你本家。你该记得的。”

董文没有想过。马上记起来了。

毕加索说,我用一生的努力,只是想回到童年。

董文路过大榕树和关帝庙时也应该这么想的,毕加索的话是回到单纯、天真的年代。世事纷乱,董文操心和应对的事太多,回不去。

不过,这里的童年实实在在。他和方之上小学四年级,10 岁,迷《三国演义》。他和“刘备”——杜方之,还有位“张飞”桃园三结义。“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三人同喝一碗香灰水。“张飞”小学毕业到上海读书,两人都想不起叫什么名字。他俩也想不起结义后有什么壮举。便是童年。

童年玩伴多半是近邻,一起上学一起下学。他俩小学、初中、高中一个学校。上小学,方之家有钱,开油坊,后来父亲吃喝嫖赌败了家。董文父母则省吃俭用,买地置户成了地主。上高小,方之的学费董文家交的。上中学,翻了个,方之家评上城市贫民,很神气,董文家败了。他俩都爱看小说,方之买的书多,四大本《静静的顿河》都敢买,他父亲说看完了别丢,纸张可以包肉(他家开肉铺)。董文只能买薄本的,如苏联电影剧本《乡村女教师》。两人一起看,不分彼此,不计厚薄。高中毕业,两人一文一武各自飞。董文大学中文系毕业到报社,方之军校毕业去野战军炮兵部队。

董文默默地推着轮椅。“你去买两瓶矿泉水。”回忆放慢了步子。

“不是去茶馆吗?”

“我们只要个座位。他们的茶叶贵得离谱。”

“你要知道,给你推车的是中产阶级。我请你。”

“我经常来这里,都是自带矿泉水。当年审批建茶馆我说了话的。”

董文没有买矿泉水。茶水费他付。

他俩大学毕业后的再次相聚,是10 年后,在报社大门口。“文革”时,董文是报社“文革”中第一个被揪出的“文艺黑线小爬虫”。他无权无势,连党员都不是,敏感的报人很快觉得偏离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大方向了,把他撂在大江东去的岸边了,坐在江岸上观潮倒是赏心乐事,他依旧每天写日记,作“ 日知录”。当初带头造他反的是他前妻,贴大字报,糊高帽子,把他唯一的一件西装,1962 年参加知识分子群英会时做的,拦腰剪断。离婚,一对3 岁的龙凤胞胎各分一个,董文带儿子。

杜方之是进驻报社的军宣队队长,一把手,党报在部队宣传干事眼中是一方神圣,他的见报量是提干提级的主要考核。他选择来报社,一是好奇,二是快感,他知道董文在报社,在权衡中没有过多分量,大学毕业后没有多来往了,知道他被批斗过,现在已是“死猫”,不再注目。

不过,两人在报社大门口相遇,杜方之还是感到尴尬。“老同学,是有点老了。”他来报社一星期了,没有找过董文。他用轻松的口吻化解。

“未曾老练,怎么就老了!”董文打趣道。

“欢迎吗?”

“军民鱼水情嘛。鱼靠水,但水会把鱼煮了。”

“猫才吃鱼。我听说有人叫你‘死猫’,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怪话就是多。我没有找你,不是怕怪话,纸老虎都不怕还怕死猫?实在是忙,千头万绪。有空来我办公室坐坐。”

董文佩服方之老练。

此刻,在原先关帝庙的小茶馆里,方之提起四十多年前的事。

“我最不应该说‘有空’两个字,我们不是有空才相聚的朋友……”方之说得诚恳。

“其实,天天有空。生命中的10 年空窗期。”

“我在享受,享受权力。每天站在办公室的窗口,看从前让我恭恭敬敬递上一支烟的记者编辑大人匍匐在我眼底。我在部队当宣传股长只能支配一个小通信员,让他跑个腿打个电话喊个人。现在不同了,我有权了。我的窗口正对着报社大门,那些进进出出的都得听我的。我叫谁谁谁来我办公室,不出几分钟,梯上便响起慌慌张张的脚步声。我问一句,‘斗私批修’怎么样了?他一汇报没完没了,头上冒汗。我其实没听,谁爱听这些假话废话!最后我打断他:‘很好,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要牢记心中。去吧!’他回去逢人便说我有水平又平易近人。我这两句话叫水平?他还是总编辑,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大学生,在部队是师级,我是营级。中国知识分子就是被吓破胆了,骨头酥了。……你为什么不来找我?”方之好多年没有一口气说这么长的话。

“你希望我向你汇报吗?”

杜方之已经讲得累了。有点激动,因此更累,声音嘶哑,不停地一口一口喝水。

方之闭目养神了。

上午的茶馆客人不多,空着一半多的桌子。有一张大桌子喝茶像喝酒,吵吵闹闹,七八个人,挨着他俩的靠窗位置。不过,听不清这些人在说什么。

董文仔细端详眼前歪着脑袋、微微张嘴的世纪朋友。他突然觉得这个人一点也不像杜方之,越看越陌生,或者是有点像杜方之的某个人。不可思议,岁月会这样改变和塑造一个人。他是桃园三结义为首的“刘备”,50 年前的军宣队队长;他也是一尊记忆的化身,今生今世,现在凝固在无声里。他将不久于世了,医生拿着片子对他说的,肺癌晚期,活不过3 个月。

他的记忆将要化作一缕青烟。说出来是保留——保留给谁?为什么要保留?不就是两个人和柳烟吗?

写在时间里的三个名字。在大千世界里只不过是一粒尘埃,骨灰里的尘埃。

如果他是睡着了,不希望他马上醒来;如果只是休息,多休息一会儿吧。董文安静地享受此刻。

“这辈子我不能原谅自己的,在你最艰难的时候没有为你做什么。”方之说话了。好像他刚才一直在琢磨着这句话,声音清晰。他睁开眼,“我现在也想不出来能为你做什么。和你一起打乒乓球?和你一起打太极拳?你当年教报社的人太极拳,真是妙招!这是你擅长的,大家都围着你一招一招学。你是老师啊,谁敢怎么样。你本来就没有什么。”

“不说这些了。全国上下全是这样,你我不例外就是了。你不例外,我也不例外。”

“是不是我为你摘了‘小爬虫’白袖章?记不清了。”

“是吧。”董文说。不过,董文记得在军宣队进驻报社时,他就不戴了,方之的眼神黯淡下来。他不确定,他想董文是故意说的。

董文那时已是报社副刊负责人。反军宣队派群众发现在杜方之抽屉里锁着一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着检举董文的三封信。军宣队整革命群众黑材料,秋后算账!一时风满。从来不写大字报的董文发表一纸声明:他知道这件事,方之压下三封信是保护他免受诬告,用心良苦。

“有人告发你,有三封信直接寄给我。”1970 年,“一打三反”的时候,他俩在报社门口又一次相遇,方之只说了一句话,董文没有问内容。“一打三反”风狂雨暴,董文一直担心着三封信,但又不便打听。

过惯市井生活了,又是新婚宴尔,方之决计不回山沟军营。他想,难怪前妻守不住寂寞出轨,城市里有太多诱惑;柳烟也不愿意当随军家属的,放在城里他一千个不放心。董文的声明顺利地成全他转业地方。然而,此刻杜方之触雷了!三封信是纠缠他几十年的噩梦,是他记忆里的雷区。

董文发现他脸上的肌肉抽搐。他推着轮椅想要站起来,身体不安地扭动。

这一切发生得十分突兀。董文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记忆,记忆……

方之渐渐平静下来了。这是作出某种重大决定后的释然。

“饿了,打道回府。”方之下令。

他恢复常态了,不停地向路过的茶客点头微笑,但他们好像并不认识他。向服务员点头微笑,他们认识他但并不特别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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